这个水坑是个隐喻：看似平常却是一位年轻人丧命的陷阱
“‘二十三，罗成关。’二十三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
在《老舍自传》中，著名作家老舍曾如此讲述自己刚进入社会遭遇的种种陷阱。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却没有老舍幸运，他刚刚步入社会一年就命断传销窝点，殁年二十三岁。
一所985大学的毕业生，死前遭遇些什么？是自杀还是他杀？这需要警方进一步侦查。李文星是在一个著名的招聘平台上受到虚假招聘信息引诱，而上了传销贼船，已是被新闻媒体证实了的事实。
死者已矣，不管如何亡羊补牢，有关部门大力打击传销行为和平台认真核实招聘信息的真实性，或许能避免更多的李文星悲剧出现，但对李文星本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二十三岁。
人有旦夕祸福，我们可以说李文星之死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样的灾难在茫茫人海中，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但李文星并不是遭遇偶发的车祸、火灾的罹难者，而是被诱骗上传销这个有“经济邪教”之称的陷阱，一步步从丧失自由到走向死亡。因此，这个悲剧格外让我们难以释怀，感觉伤心。
除了谴责传销的罪恶外，我以为社会应该关注的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地方农家走出来的——步入社会后，如何保护自己，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如何进行合适的人生规划。
我经常对年轻的朋友说过一句话：
拿到大学毕业的文凭，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大学——社会大学的求学生涯刚刚开始。在这所大学里，风气旖旎而又危机四伏，许多知识是课堂上学不会的，需要过来人的指点和自己的领悟。
我们对大学毕业生步入社会的应对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或是社会都是欠缺的，而这种教育又特别重要。一位大学毕业生，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如果离开父母去外地就业，是真正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此前，他有父母的呵护，老师的教导，还有朝夕相处的同学的友情之慰藉。一旦进入社会，特别是去异地谋生，他会感觉到前两年是一条幽深而漫长的隧道，会不断遭遇到险滩暗礁。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前两年的真实感受。我的成长经历和李文星颇为相似。他在山东德州的乡村里长大，我在湘中农村长大。都考入了名牌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是父母和家族的骄傲，性格敏感而倔强，个人也自诩颇高。
要说第一份工作，我还不如李文星。据媒体报道，李文星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给事业单位做系统的IT公司里就业，月薪6000余元。公正地评价，对一个毫无工作经历的职场菜鸟来说，老板给这样的薪水并不低。我1993年毕业去了北京东郊一家处处呈现败落之像的国有老企业，第一年的月薪是260余元。——在那时候也算是很低的。除了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酷爱读书的我，只能在路边买盗版书。而且，按惯例还必须下到车间做了小半年的工人，装配节能灯。在一次企业人事部门召集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座谈会上，我发牢骚说：“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工作和北京没任何关系。”——是呀，北京的繁华和热闹，怎么可能让一批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来分享呢？
和我一起进入那家企业的大学本科、研究生毕业生有120余人，大家的心情差不多。当然由于个人经历、性格不同，排遣的方式也不同。在北京读大学的哥们因为有地利之便，一、两年后纷纷想办法另择高枝；性格开朗的人苦中作乐，或者谈女朋友来打发苦闷的岁月。有两位兄弟没有能走出这段幽深的隧道，他俩在毕业一年多后精神分裂了。我至今忘不了他们的父亲来北京接精神失常的儿子回乡休养那伤心憔悴的面容。
当然，距我大学毕业时光已经流逝了二十余年，李文星这代大学毕业生所遭遇的社会形态和我们当时差别甚大，也可以说他们要承受的压力更大。除了由于扩招每年大学毕业生是我毕业时的十倍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国家再不包分配，由毕业生个人择业。这对寒门子弟来说，尤为不利。人民大学1998届档案专业毕业生伍继红的遭遇，就是这种国家不包分配变化后的极端例子。
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自由度增加，既有好的一面，不像我们那代大学毕业生，很可能被分到一个大山里的“三线”企业，可能蹉跎半生才出来，青春年华不再了；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选择自由度的增加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还以我的第一份工作为例，这家国有大企业利用国家对老企业的扶植政策，要了那么多名大学毕业生，而且解决了进京户口，给集体宿舍，并签订必须工作五年才能辞职的合同，否则将赔偿三千元的损失。当时我们对这个规定颇有怨言，现在想来作为企业如此规定很有必要。只有在制度层面尽量避免损失，企业才可能对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进行大胆的培养和使用，否则它可能辛辛苦苦为别人做嫁衣。
可以说，那时候我所在的那家国有大企业，以僵化的单位体制，保证了大学毕业生相对平静地度过步入社会的前两年。因为大多数毕业生在前两年只能私下打探跳槽的情报，没有资本和勇气辞职。多数人是等到工作了两三年后，边骑马看马，对职场有着相对充分的适应，心智更为成熟。这时候辞职去别的单位，是人生职场上的一次升华，是有准备的，从容而不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