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这不是农家乐，再多的刷屏也说不完范雨素们的故事

文 | 吴强

真的猛士是不惮于被指责蹭热点的。范雨素一文刷屏后，各种蹭和反蹭的文章应景而生。这些文章和评论，集中在范文的文学性居多，连带出去年网红的乡间诗人余秀华，也嫌范的文学性差点意思。不过，一位在京保姆的文章能得到如此关注，不能不感谢近年来“正午”、“人间”等非虚构写作专栏，是这些门户网站打开了一扇门，让许多草根写作者的文字和故事传播开来，也刺痛了一些人。

这些被刺痛的，多以刻薄文体出现，或者模仿范文自比弱势群体一分子，或者把范雨素当作赵本山式的卖拐，把范文的刷屏看作中产阶级的农家乐。还可以看到，一些公知和媒体群，热衷讨论范雨素是否有人代笔，8岁读《西游记》在农村是否意味着天才等等。甚至，范的襄阳同乡，作家蒋方舟也在喧哗中不幸躺枪。

如是种种，像极了余秀华效应，当时也很有一些蹭热点的跳出来，自诩了解农村，变着法子为农村的男尊女卑、为妇女买卖、女性不能上桌辩护。其中不变的逻辑，都不外乎人们的感动和传播是廉价的，丝毫不能改变她们的命运，只为安抚自(wen)己(qing)脆弱敏感的心灵。不能不说，这种坚硬和冷酷，和那些对“圣母婊”、“白左”的嘲讽几乎系出同门。他们总是一副阅人无数的姿态，以为阅尽人间苦难，而拒绝轻易被感动。

不过，这种姿态，虽然有些像是刚洗干净泥脚上岸穿起西装的人们今天在大谈特谈阶级固化、对学区房忧心忡忡，但是可能更像是对自身阶级地位、对自身话语权分外敏感脆弱而试图消解一切被刺痛的虚无主义。只是，这种虚无主义或许能够消解范雨素的保姆身份，也能消解范雨素的残酷人生，甚至消解着对范雨素以一个近乎享受中产家庭主妇写作身份的嫉妒，但却无法消解范雨素背后的皮村，和她背后的一整个阶级。

有评论者很快就说，“那就是农家，不是农家乐。人家自己写，才不管你们乐不乐。你们媒体人的返乡手记才叫农家乐”。诚然如此！即使虚无主义可以消解一切公民社会，即使阶级虚无主义可以将一切都还原为阶级壁垒，却无法直面一个阶级的自我觉醒，尽管充满痛苦和艰辛：范雨素的写作，不是简单的媒体炒作或者廉价同情，也不是她的文学修养不够难登大堂的问题，而是她在皮村打工学校的艰难学习，然后闯入手机阅读，刺痛着人们，想起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新工人作家和诗人，也重现着皮村为代表的集体自我教育，正在如何艰难地表达其阶级主体性。

在范雨素之前，一个曾经被记住却没有红起来的，是2014年自杀的深圳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留下最后一首诗歌，然后从富士康宿舍楼顶跳下。当然，人们记得更多的是28年前的海子。许立志的身后，2015年，广东和北京的一些劳工NGO组织了话剧表演，纪念这位工人诗人。我也有幸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聆听了许的遗诗。

▲ 资料图：《我弥留之际》，作者许立志

只是，确实，更多的人，不如许立志，更不如范雨素，他们在一天的疲惫工作后只能躺在床上或者蹲在地上玩一会儿手机算作休息，实在难以像许立志那样写点什么，或者像范雨素那样到皮村打工学校里上课，上一个文学创作讲习班。例如，人民大学的一个志愿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招募学生志愿者为后勤工友做夜校补习，最近关闭了。关闭的原因，不是行政干预或者志愿者方面，而是因为后勤工友们太累了，难以坚持在忙完厨房工作后坚持上课，生源流失殆尽不得不最终停办。

▲ 资料图：“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报道

但是，对人大后勤工友们，他们的困难一方面在于克服劳动疲劳，另一方面却困惑于上夜校能否帮助增加工资。类似的情形也同样存在富士康工人当中：他们既为高强度的单调劳动所困，又难以摆脱资方的加班奖励陷阱，而成为跑轮上的仓鼠，或者滚动巨石的西西弗。能够勇敢地跳出来的并不多，许立志的诗歌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却最终也没逃脱其他工友的自杀命运。

相比之下，成立于2002年的皮村“工友之家”，便为这些孤独的新工人群体创作了一个集体空间，通过戏剧表演、文学创作、夜校、打工子弟学校等形式对城市的农民工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俨然完成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塑造，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里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读书会的描述。

范雨素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接触到所谓“干预”，开始学习写作，重现燃起了少年时代的写作梦想，最终以《我是范雨素》一文跻身网红，也让人们惊觉2016年冬天刚刚过去的皮村强拆事件。而今天的穿墙打洞正在全城铺开，更多的城市打工者被迫离开北京。一个皮村，一个新工人阶级，正面临着城市改造和产业调整的冲击。

这个时候，再多的刷屏也是不够的，也难以表达范雨素身后一整个阶级的故事和声音。自1990年代末国企改革消灭了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后，一个以城市农民工和农民工二代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开始逐渐形成。几乎可以皮村工友之家2002年成立为标志，尤其珠三角一带，涌现了一批新劳工NGO，从工伤、社保、工人教育和集体谈判等问题入手，开始了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的过程。

▲ 资料图：皮村的新工人文化艺术节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范雨素》绝不止有异域风情或者农家乐的价值，而是以她对人生细节的描述在抗议着所有的压迫：有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对农村和底层民众教育机会的剥夺，还有普遍的男权压迫即所谓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成长的压迫，更有皮村的命运和城市拆迁改造的关联，以及如何通过城市工人的集体交流、自我组织避免富士康悲剧、避免许立志的悲剧重演。

(原标题：《刺痛你的阶级：从许立志到范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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