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与古罗马遗产

保守主义评论 · 公众号 · · 2019-10-1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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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0月16日，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Mattarella）访问美国，特朗普在招待会的致辞上谈到古罗马的政治遗产，“罗马共和国的永恒遗产——‘罗马共和国’这两个词多美妙——影响着世界各国追求公民权、代议制政府和法治的理想。 ”然后，在结束联合记者招待会后，特朗普还说，“美国和意大利因着共同的文化、政治遗产而联系在一起，这份遗产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罗马。 ”本文要讲述的正是古罗马遗产对美国建国的影响。以下文字摘录自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2018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第四章，“美德与力量：罗马的张力”，第100-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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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将罗马文明仅仅视作一片废墟是没有道理的。 在罗马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有一以贯之的延续性。 让我们从主神殿走到中古罗马的核心区【曾经的共和国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所在地】，再绕过建于罗马首位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庞大的圆顶万神殿：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公民生活，即使是最恐怖的时期，这种公民生活也在延续。旧罗马衰落了，但没有死去。执政官的罗马、皇帝的罗马以及教皇的罗马——也就是所谓的永恒之城——常常被毁，却从未消失，反倒赋予很多国家以秩序。

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认为，通过其对现代国家的影响，罗马帝国直到今日还有鲜活的生命。罗马的力量是圣保罗所谓的那种“阻遏性力量”——阻遏完全失序的状态或者基督教谓为敌基督统治的无政府状态。 1838年，纽曼写道： “我们与父辈一样，实际上都要面对一种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无序原则。它悖逆上帝和人类的精神，各个国家的政府权力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控制它……至少先知预言告诉我们，现有的社会和政府框架就其作为罗马权力的对应物而言，是阻遏性的，而且一旦这种束缚失效，敌基督便会崛起。 ”

确实，罗马人对法治的理解在现代世界仍旧鲜活有力，并束缚着破坏性冲动。 罗马人的法律和义务观经由波利比乌斯、李维（ Livy ）、维吉尔、西塞罗和斯多葛派人士的丰富多彩的阐释，进入美国的政治思想和法理学体系，并被一劳永逸地纳入美国宪法之中。

罗马法的精妙结构是从台伯河边上的一个商业小镇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个小镇最初的样子远比耶路撒冷或雅典寒酸。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也即老梭伦从雅典归来以及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归耶路撒冷之际，当时仍由伊特拉斯坎（Etruscan）国王统治的罗马人开始在文化和力量上迅速壮大起来。

公元前4世纪，罗马征服了附近的拉丁城市；从这一场战斗起，罗马就开始将军团派往海外，直到公元前146年攻克迦太基，并完成对后者屈辱性的撒盐仪式。为了从马其顿手中解放旧希腊各城市，罗马军团深入到欧洲东部，一俟完全占领希腊并在那里站稳脚跟后，罗马人便陷入与塞琉古（Seleucid）帝国的争执，并借此开始征服亚洲。后来，在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带领下，罗马军团征服高卢，并抵达英国。等到共和国晚期时，罗马已经没有非常强大的外部对手，不经意间，罗马人成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主人，其主宰的地方甚至延伸到之前地中海文化很少抵达的区域。

罗马的追慕者指出，这一普世性胜利的秘诀在于罗马人古老的高尚品德，罗马的伦理学家们也如此说。 “ 美德 ” 意指富有阳刚活力的男子气概。 早期罗马人是敬虔的族群，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本身很单纯，后来又吸收了许多希腊宗教的元素。 他们认真、执着、纪律严明、简朴，而且在国家陷于危难时常常勇于自我牺牲。责任感和对诚实和荣誉的执着指引着他们的领路人。这些品质后来逐渐废弃，但是，直至罗马体系最后被毁的时刻，遵循严格古代罗马生活方式的人依然存在。

罗马人在打败迦太基人之后，已很难被外界腐化。希腊政治家波利比乌斯写道，他们的公正清廉源自他们的敬虔，不过，持怀疑论的他却将这一敬虔归因于他们的迷信。

在想象力和艺术天才方面，罗马人不如希腊人。可是，罗马人却拥有了不起的实用技能，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不知疲倦的政治管理者、军事战役的成功指挥家， 最重要的是，他们制定法律，创建强有力的社会体系，并因此让世人享有罗马治下的和平。

罗马人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征服了世界很多地区。 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最中肯评价的是波利比乌斯。 波利比乌斯是希腊城市麦格罗伯里斯（Megalopolis）的一位领袖，多年来以人质的身份居住在罗马，不过他理解罗马人的非凡才能，自己也成为其罗马主人的一位有影响力的顾问。 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波利比乌斯写下对罗马人品格和罗马宪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评论。 两千年之后，美国制宪会议的领袖们认真地研究过这些评论。

罗马共和国政体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为了让民众能更直接地制约元老院，他们还选拔拥有否决元老院决议之权力的护民官。）两位执政官是主要的行政官员，在战时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元老院控制公共财政并制定日常的一般性政策；通常按照“小团体”投票的民众确定奖惩，选举行政官员，批准或否决立法，并决定战争与和平及联盟。【这是波利比乌斯对布匿（Punic）战争时期罗马宪法的描述；在布匿战争后不久，公民大会就开始衰落，而到了共和国末期，民众已几乎丧失所有的权力。】

这一体制内含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同时将政治职责分散开来。 波利比乌斯写道，罗马宪法并非根据抽象的原则制定，而是从罗马人的艰难环境中发育出来的。 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宪法的成就已臻巅峰，它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颂的 “ 混合政府 ” 。 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大国中维系这样的混合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

罗马宪制既不是完全君主制的，也不是贵族制的或民主制的，尽管它包含了所有这三种政府模式的特点。在其辉煌时期，这一共和制宪法有着明显的优势，能够将所有公民团结起来，开展艰难的公共事业。它特别适于将富有实际才干的人送上权力的宝座。在共和国后期，主导地位不断强化的元老院由男人们组成，其中许多来自平民家庭，这些人通过政府和军队的常规渠道不断升迁，最后成为元老院的终身议员。最杰出的议员都是些英雄人物，最差的也是某几个方面的栋梁之材。

两千年之后，罗马宪制的名声依然如此之响亮，以至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会尽可能地模仿它。 美国的政府框架模仿了罗马的政治制衡和分权体制。 美国总统类似于罗马的执政官，美国参议院理当部分地履行罗马元老院的职能。不过，就在波利比乌斯写下上述评论时，罗马宪制已开始衰败，虽然它曾让罗马人成为文明世界的领导者。

波利比乌斯预见到罗马的衰老。 他写道： “所有东西都会衰败和变化。如果一个国家在安然经过许多危难之后获得无与伦比的权力，并享有无可争议的完整主权，那么显然，长久持续的繁荣必定会滋生出奢靡之风，人们相互之间雄心勃勃的竞争会白热化，在追求名利时会急于求成。随着这些丑恶现象的不断增加，权力欲和统治欲以及对自身地位低落的羞耻感会首先成为共和国毁灭的肇端；接着，傲慢和奢靡会加速共和国的毁灭；最后成就这一变化过程的是人民大众：当他们发现某些人的贪婪是对他们的伤害和压榨时，当他人的雄心让他们的虚荣心膨胀时，当这些野心勃勃的人为讨好他们而许诺虚假希望时。到那时，怒火中烧的他们只听从自己激情的召唤，不再按规则屈从于任何权威，或者满足于平等的行政管理权限。相反，他们会独揽对所有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当这一切都变成现实时，政府将收获属于一个自由和主权在民国家的最高的平等美誉；事实上，这时的政府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恶。 ”

上述过程开始于布匿战争之后，最后导致毁灭性的内战。不过，普通的罗马人并不喜欢社会和观念的变迁，固执于所谓的祖传方式。旧共和国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存。 根据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法，罗马人享有免受独断权力侵害的权利以及财产受保护的权利，这在古代世界是罕见的： 不管其如何严厉，罗马人的共同体明白有秩序的自由的真谛。

一直到共和国晚期，将罗马社会凝聚在一起的是家庭纽带，罗马人的家庭纽带强于所有其他的西方社会： 家庭被认为是一种连绵不绝的精神实体，通过血缘关系将死人、活人和尚未出生者联结起来。 一家（这里指家族，通常包括多户人家）之主和家族委员会拥有巨大的权威。与此同时，罗马的遗孀、妻子和妈妈享有的尊重超过古代所有其他社会的女性——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斯巴达。

一直到布匿战争，罗马社会都是由小户农民业主组成，这些农民业主勤奋、勇敢、敬畏神祇、富有爱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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