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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著名的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因他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而广为人知。今年 5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赫胥黎论目的与手段》的中译本。相比起前者，后者更扎根于现实，尝试回答更具体的问题，比如 : 人类能否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远大而美好的目标，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对现实世界作出牺牲？赫胥黎通过改革，社会，国家，教育等角度来回答这一个宏观的问题。
赫胥黎在书中对教育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我们将这些问题引入最近的高考语境，从学生家长穿旗袍集体亮相到民众疯拥“985”路公交车，高考不仅充当了调换阶级的传送带，也沦为一场具有宗教崇拜情绪的全民狂欢。为了实现“远大”而“美好”的抱负，就可以证明毛坦厂高考工厂存在的合理性吗？当教育的终端只能制造千篇一律的模板，是否违背教育培养独立人格的初衷？
在下文我们也引入赫胥黎对教育的思考，正如他所坚持的“善果只有通过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结果不能证明手段是否正当；原因很简单，正是所使用的的手段，决定着所产生的结果之性质。”
人应该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
毛衍沁
人应该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古老而宏大，若与人类当下的切身处境相联系，不妨可以将其更具体化:在现实世界基础之上，通过人类的努力，是否可以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远大而美好的目标，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对现实世界作出牺牲？
早在 1931 年，赫胥黎在写作《美丽新世界》时就已通过辛辣的讽刺作出隐晦的回答。未来也许是披着美好面纱的坏世界，尽管当它成为现实时，我们已无力认识它的坏的本质——那一天到来之时，属于人的真正悲哀也就降临了。如果说《美丽新世界》旨在警醒世人，小心“文明的恶”，那么六年后，《目的与手段》的出版似乎从更积极的层面阐释了到达理想世界的种种实践手段。于当时的时局而言，这本在一战与二战间隙写就的著作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两年后，德军入侵波兰，正式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赫胥黎在本书中的预见与忧虑成为现实。
时隔 80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今年 5 月首次引进此书，冠以《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赫胥黎论目的与手段》之名出版，不仅可见其在思想脉络上与《美丽新世界》有着血脉关连——这种传承是隐微而非明晰的，而且也彰显着时至今日，我们仍有重新阅读和理解阿道司·赫胥黎那关于“自由、和平、公正、爱如弟兄”美好愿景的需求与必要，这在本书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之问，赫胥黎对人通过努力而能进入更为美好的世界前景显然持肯定态度。在本书甫一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的文明一直在朝着人类的理想目标而努力趋近，并且近三千年来，我们的文明对于人类的理想目标具有十分一致的普遍共识”。这种“普遍共识”是整本书的基石所在，从随后他毫不留情地讥讽尼采、萨德侯爵、马基雅维利、黑格尔等人是“特定环境下的牺牲品”、“不正常的怪人”可以看出，赫胥黎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赤诚而浪漫的憧憬。正是出于这样一份赤子之心，他才会如此挂心生活在战火夹缝中的人类，这也是促成他写作本书的缘由。
《战火中的女孩》摄：黃功吾/ AP
战争与暴力都会毁掉人们的生活，远离美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暴力与战争被认为是恶的，那么对这种暴力的暴力反抗是否就是善的呢？赫胥黎显然并不这么认为。“暴力不能导致真正的进步，除非对暴力的牺牲者进行补救和赔偿；只有非暴力以及正义和善意的行动，才能导致真正的进步。不过，正是补救行为而非补偿行为想要补救的暴力，使我们获得了进步。”换而言之，如果对暴力行为进行的暴力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随后进行的安抚、重建才是使人类进步的真正原因。基于此，对于改革，赫胥黎有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任何改革不管有多么的必要，如果可能导致暴力对抗，那么都不应进行和实施”。这一观点也许会为那些激进的改革家所诟病，将赫胥黎误解为一名保守派，但造成他这一观点的深层次原因，恰恰是那些大刀阔斧试图推翻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那些踌躇满志的改革家所欠缺的。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构想，是否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践踏之上，这一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生活在当下世界的处境。
“十分显然的是，在所有独裁者的词汇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单词，用来为法西斯主义者、纳粹等进行正当性和合理化的辩护。这个单词就是‘历史的’。”求助于历史，或以历史为借口，表面上似乎使当下的艰难困苦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但在本质上却是试图将现实世界作为一个手段，使现实的人成为一个工具性的存在依附于对未来的构建中。这仅仅只是一种善意的揣测，事实上，赫胥黎对独裁与集权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些已经攫取绝对权力的人，常常都乐于不择手段，甚至使用卑劣手段来维持这种权力”。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图源自 tyden.cz )
由此，赫胥黎深刻意识到，“善果只有通过使用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结果不能证明手段是否正当；原因很简单，正是所使用的手段，决定着所产生的结果的性质”。《美丽新世界》对此已经作出了隐喻，为什么一个人人各安其所是，并拥有极高幸福感的社会是一个使读者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恶”的世界？如果未来的理想世界是靠剥夺人之为人的尊严，限定他们只能存在一种可能性的手段来建立，那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就荡然无存，人只是被塑造的拥有生命的工具性存在。个体如果丧失自身的全部意义，而只是沦为群体的附庸，如何可以相信由此构成的群体会是人间乐土呢？
我们期冀和平、反对暴力，提出各种教育和改革的理论，如果这一切是为了使人类社会能得以进步，建构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那一定是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人能获得更多的尊严，拥有更多的多样性，彼此之间宽容博爱，人的一切美好特质都在此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与保障。而一个为了建构而建构的“美丽新世界”，就像橱窗中的塑料模型，美则美矣，却失去了灵魂，这正是恶的手段试图结成“善果”的极致体现。《美丽新世界》中的主人公尚能疾呼：“但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然而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我们已无人可以发出这样的呐喊。
南韩国棋九段棋手李世石与 AIphaGo 对弈中。
摄 - AFP/Google DeepMind/GOOGLE （图片源自端传媒）
话又说回来，本书出版已经 80 余年了，赫胥黎对于“自由、和平、公正、爱如弟兄”的理想，就像他所赞美的孔孟、老子一样——他们对于人间治世的主张已有两千年之久，却从未真正实现过。他在书中洋洋洒洒所举得那些具体而微的实践手段，还未
来得及真正得以实践，就有很多已被认为是老套而过时的了，这似乎是理想主义者的普遍困境。然而本书的中文版依然出版了——就像时至今日，孔子与老子的经典永远不乏读者一样。真正动人的，不在于其具体的为实现目的而设置的种种现实手段，而在于其传递的某种精神：博爱与宽容。正是受此鼓舞，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下与未来同样重要。现实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比起虚假的“美丽新世界”，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才可能建构出乐土。
与其将本书定位成进入理想世界的实践指导手册，将其与《美丽新世界》进行互参更有其警示意义。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两月后，谷歌研制的阿尔法狗三胜人类的围棋冠军柯洁，此刻，重读赫胥黎，或许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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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赫胥黎论目的与手段》节选（中文版第 170 - 174 页）。
近年来的一些机构（如苏格兰教育当局）对那些多年来被迫从事通识教育的一线教师的个人经验进行了调查，得到一些统计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大量男孩女孩都接受了通识教育（很多学校特别是大学都不愿意推行，但在初级和高级学校还是得到了实施），但他们并不能从中获得多少进益。我认为，通识教育不能让学生受益，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由于我们教育系统存在各种缺陷，或者说教师个人存在种种缺点。（教育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但蹩脚的艺术家总是比高操的艺术家要多得多）。然而，在教师想尽各种办法后，他们发现仍然有大量的，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确确实实还不具备接受通识教育内容的能力。而那些能够升级和继续通识教育课程的学生，要么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公式，但通过死记硬背侥幸通过了死板的考试；要么确实理解，并成为一个知道与某一科目相关的所有事情的专家（ specialist ），却对其他科目毫无兴趣；要么在理论上知道所有事情，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却没有把这些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任何能力。技术学校的学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走出学校跨入社会，完全专事于他们的特定工作岗位，但对其他任何事情知之甚少，头脑中也没有一个统摄性的原则，恰当地整合他们走出校门后可能获得的知识。
我们教育系统的这些缺陷是否能够得到矫正？我认为是可以矫正的。但我们必须首先最坦率、最客观而科学地接受这一事实：人们实际上是属于不同的类型。大脑紧张型（ cerebrotonic ）气质的人，天生就不如内脏强健型 （ viscerotonic ）气质的人那么“兼收并蓄”，而是更专一于某物；体力旺盛型（ somatotonic ）气质的人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天生更愿意投入、也更擅长体力性而不是智力性或情感性的活动。就某些特定的才能而言，它们似乎是天生给定的，只有以牺牲其他才能为代价，才能开发这种天生给定的才能。（例如，擅长数学的人往往也擅长音乐，但极少能够掌握视觉艺术。）因此，存在一个智力程度问题——人们对此还争论不休，并无统一看法。近年来，智力测试技术不断改进；但只有把具体背景结合起来，智力测试结果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通过测试，得到A的智商高于 B，但从中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很少；如果这种测试要真正有意义，就必须考虑一系列其他的因素，例如，A、B 是否属于同一种生理—心理气质类型，他们的气质类型是单一性的，还是混合性的，等等。目前的智力测验仍然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不过，它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统计结果来支持人们普遍持有的看法，即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智力更低。鉴于不同的人属于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的智力水平，所以我们必须尽量因材施教，使每个人各自的天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在以相当粗放而无效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聪明的孩子通过各种考试后，得到各种奖学金，从小学升入中学，从中学升入大学。手脚敏捷的男孩被送去当学徒，或者被送到技术学校学习某一技术工种，如此等等。这是一种粗放而省事的体制——粗糙倒是真的，省事却未必。它的缺陷是双重的。首先，选择哪些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哪些学生接受技术教育的方法，远远无法让人满意。其次，对已经成功升学的学生进行的通识教育或技术教育本身，更加无法让人满意。
考试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无需我来多说，大多数的教育家在理论上都认为，一次性的关键考试，并不能完全和准确地测试出一个人的能力。其中很多教育家甚至已经从理论进入实践，放弃了通过一次性的关键考试来录取学生的做法，而是综合对学生知识和智力进行的周期性系列测试结果、教师和监视人数年内的报告，辅以专家根据心理—生理气质类型进行的评级来录取学生。为各类教育选择学生的这种方法，应该会让人十分满意。
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根据年轻人所属的不同气质类型，施以各种不同的教育。
我们已经看到，现有的教育类型——技术教育与通识教育，都无法让人满意。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修正它们，使技术教育更具文化性，使通识教育能够让受教育者为社会日常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改善我们的社会。
通识教育首先应锻炼学生的心智，然后使学生树立一种参照框架。换言之，它应在培育智力的同时，使学生在根本上形成一种整合原则，从而能够自觉地不断扩展和积累有机而系统的知识体系。
在当今现行的学术教育中，整合原则主要是科学的和历史的原则。换言之，参照框架是逻辑性的和事实性的，培养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是为了处理主要与物质世界以及作为物质世界一部分的人类的事实。（中学和大学所讲授的主要是两种历史：科学之外的事物的历史——纯粹是一种民族主义宣传，以及科学史——几乎是一种物理学分支。科学史学家把关于人类的事实完全视同于关于物质世界的事实。他们在写人的历史时，把人写成似乎是气体分子，可以根据一般的物理法则来进行最有效的处理。）
在当今的教育系统中，完成了通识教育过程的学生，要么最后可能只是一个鹦鹉学舌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通识教育的目的已经失败；要么最后可能成为一个高效的“专家”，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通识教育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要么最后可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一个已经懂得在他的全部知识的不同要素之间建立起关系并融会贯通的人，一个拥有一种内在一致的知识脉络的人，一个能够用他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萃取的各种新的信息要素来丰富这一知识脉络的人。（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通识教育取得了十分的成功。）从关于何种知识的角度看，知识脉络可以分为（正如上文所说）科学的和历史的，或者逻辑的和事实的知识脉络。从掌握它的人的角度看，可以分为认知性的、非情感性的或意动（conative）的知识脉络。
鹦鹉学舌者只是人云亦云，不去理解；狭窄的“专家”会去理解，却只是理解他的专业领域；成功的“知识分子”会理解复杂现实不同领域背后的关系，却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他虽然有知识却被解雇，因为眼高手低，没有愿望和动力按照他的知识而行动，也没有获得过这种行动训练。因此我们看到，即使被常常认为是通识教育成功产品的人，并不能让人满意。
至于技术学校中的学生，学校更没有传授给他们一种整合原则和统摄框架。他们的教师没有向他们提供一个参照框架、内在一致的知识脉络。他们获得了某种工作岗位技术，但是除了这种技术及其背后刚好能够使他们能够成为高效工人的那丁点理论外，学校就再也没有教他们什么知识了。他们最终进入的是一种完全不准备用智力方式来处理经验事实的世界。那种在最成功的知识分子头脑中把原子与螺旋星云联系起来，以及把这二者与早餐、约翰·巴赫（ Johann Bach ）的音乐、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陶器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联系起来的，具有理解作用的认知脉络和谱系，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缺失的。这些仅仅获得了技术培训的人，获得的信息片段并不能成为一个巨大知识脉络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独立地存在，就像点点繁星零乱分布那黑色而未知的苍穹中。即使形成了一个知识脉络，也是由借自青铜时代的神学、野史趣闻、新闻报纸和电影所宣扬的哲学等思想观念随意形成的。技术教育的成功产品与通识教育的产品一样，也不能让人满意。
那么我们如何矫正技术教育的这种状况呢......
《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赫胥黎论目的与手段》
【英】 阿道司•赫胥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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