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 — 加查.玛达的“马来世界”，巽他，印度教，巴塞苏丹国

有了强大的海军，整个14世纪成为了满者伯夷的世纪。加里曼丹岛沿岸、苏拉威西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那些原来臣服过三佛齐的马来政权，在14世纪中期都逐渐成为了满者伯夷的属国。按照一般标准来看，这已经意味着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了。

这当中还有个历史典故。引领满者伯夷扩张的并不是一位王族，而是一位权臣“加查•玛达”（公元1319年-1364年执政）。由于统一马来世界的历史功绩，加查•玛达成为了印尼历史上最受尊崇的英雄人物，甚至如中国历史中的关羽一样被神化了。如果哪天印尼南洋称霸之心再起，那么外界最有可能先嗅到的气息，可能就是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大力宣传了。

这位政治地位有点类似曹操、历史功绩则相当于秦始皇的权臣，在开启统一过程中曾发过一个著名的誓言（帕拉帕誓言），那就是在征服马来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前，将一直按印度教的戒律“斋戒”。在各宗教之中，斋戒行为在技术规定上会有所差异，但核心之意都是克服以饮食为代表的生理性欲望，也就是“禁欲”了。比如印度教中有经典规定，每月应斋戒两次，并在白日禁食（夜晚祷告）。

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斋戒禁欲，每日做到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于一位身处世俗权力中心的领导者来说（对僧侣相对简单点）。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帕拉帕誓言的自我约束，可能仅仅指向的是不在食物中添加香料这一点。对于大多素食的印度教徒来说，香料为口舌所带来的刺激性感觉，能够很大程度取代食用动物性蛋白所带来的满足感。从这点来说，的确算是牺牲很大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香料对于南亚、东南亚地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大约在公元1350年前后，包括巨港（旧港）在内的马来诸港口，以及控制这些港口的政权，基本都为满者伯夷的帝国海军所征服。为了有效统治这些属地或者属国，满者伯夷一般会采取联姻的手段。特别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被征服地区的王族。在政治松散的马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这其实都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当然，政治就是政治。这层关系虽然能一定程度为彼此间的信任加分，但一旦时局有变，最先发难的却也往往是那些“女婿”（满者伯夷的创立者，本身也是前朝的“女婿”）。

在征服巨港之后，满者伯夷也采取的联姻的手段，从愿意合作的三佛齐王族之中选取了自己的代理人。那些试图抵抗的三佛齐贵族，则被迫向北迁都至 “占碑”（今天印尼占碑省）。不过二十多年后，满者伯夷还是彻底吞并了苟延残喘的三佛齐，完成了对苏门答腊的统一。

事实上，最后一个顽强抵抗爪哇人的并不是三佛齐，而是与之同处爪哇岛的“巽他人”。很多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最不愿意被你超越的，往往就是离你最近的人。在通过联姻方式，确认巽他王国属国地位的尝试失败后（巽他人认为联姻可以，但双方应该是平等的盟友）。加查•玛达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来消除这个近邻的威胁。

不过强大的武力以及严苛的管理手段，虽然能够帮助你完成军事上的征服，但却并不能帮助一个新生帝国完成内部融合。在这方面，在东亚完成类似功绩的秦国，就有着切肤的教训。后世诸中国王朝在吸取教训后，大都采用的是“外法内儒”的治国方式。即在用国家强力机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用儒家思想对人民进行“教化”，以在意识形态层面完成统一。

对于信仰印度教满者伯夷帝国来说，大力推广印度教就是最好融合方式。在满者伯夷崛起之后，印度教在南洋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尤其是大量印度教神庙在满者伯夷统治区，尤其是核心的“东爪哇”地区被新建。东爪哇也因此成为了南洋最后被伊斯兰化的板块。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伊斯兰教虽然在印尼成为统治性宗教，但一定要对比各民族的信仰程度的话，我们会发现爪哇岛西部巽他族，比之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爪哇族更为虔诚。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后成为一个共和国，并在政治生活中竭力淡化宗教影响力（包括国旗设计上也没有如马来西亚一样有伊斯兰色彩），不得不说，也与满者伯夷的这段历史有着重要联系。

尽管在大力推行印度教，但满者伯夷和之前的南洋诸政权一样，并不会强行禁止其它宗教信仰。这种状态与诸宗教在印度的情况相一致。这种宽容性得益于多神信仰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毕竟从技术上看，多神信仰很容易通过把其它神祇吸收进来的方式，完成融合。比如印度教的梵天大神，在佛教里面做“四面佛”就毫无违和感。中国人把各路神仙放在一个庙里祭拜，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比之下，一神教信仰则有着强列的排他性，并从而导致“圣战”事件的产生（即使所信仰的神系出同源）。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今天带强烈宗教极端色彩的恐怖主义，都是最好的例证。

每一个王朝、帝国都有它衰弱的时候，满者伯夷也不例外。以南洋的地缘规律来说，在没有新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接下来取代满者伯夷称霸南洋的政权，有可能出现在爪哇，也有可能是在苏门答腊；选择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仍然是印度教，也有可能是佛教。一如中国延续两千年的王朝更迭史一般。

然而马来世界的情况又与东亚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简单点说，作为连接两大洋的马来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意识形态上，更多会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大大文明中心影响。由于华夏文明的内敛性，以及本身文化对热带地区的不适应性（想象下让马来民族理解那些节气，会有多么的困难），这一影响更多是从印度方向传递而来的。同样产生热带季风期的印度教、佛教，在整个东南亚的传播可以说是毫无认知上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一旦印度的地缘结构有变，那么在东南亚尤其是严重依赖海洋贸易的马来地区，就很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那么印度有变化吗？答案是肯定的。随着新千年（公元11世纪）的到来，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开始大举入侵印度，并为整个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伊斯兰统治时代”。这期间在宗教文化层面，虽然印度文明的主体，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得益于信仰与社会结构完美融合的特性，成功抵御住了伊斯兰文化的入侵（虽然在政治上不得不屈服），但与中、西亚气候条件类似（热带沙漠气候），且地理相接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却还是率先完成了伊斯兰化进程。 

然而尽管印度教徒在印度腹地成功的坚持了自己的信仰，但他们也就此失去了，向海外继续传播印度教的途径。随着伊斯兰政权在印度半岛的推进，以及阿拉伯人在整个印度洋上的开拓，穆斯林商人尤其是阿拉伯商人，逐渐在印度洋贸易中占得优势。原本在孟加拉湾占据统治地位的印度教大国——“朱罗帝国”在13世纪的崩溃，更为阿拉伯商人获取印度沿海贸易控制权铺平了道路。在这个爪哇人崛起南洋的世纪，穆斯林商人们不仅在诸如马拉巴海岸的地区，成为了各印度城邦的贸易甚至政治主导者，还与北印度的伊斯兰统治者互相配合，成功的诱使孟加拉地区加入了伊斯兰世界。 在这一背景下，正当东爪哇人倾心打造自己的“马来帝国”，并试图以印度教信仰作为马来人融合的基石时，巨大的危机实际已经来临了。伴随着贸易线的扩张，穆斯林商人的到来，马来地区对于伊斯兰信仰已经有所接触。不过总得来说，这一时期伊斯兰信仰在马来地区传播有限，除了少量在沿海与之进行贸易的马来商人，以及马来贵族（通常二者是统一的），受影响会信仰伊斯兰教以外，并没有太大影响力。

基于伊斯兰教本身政教合一的属性，伊斯兰教成功传播的标志，往往是某一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统治者遵循教法，开始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来统治国民时。在这一政治设定下，伊斯兰教能够很快自上而下得到推广，这类国家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之为“苏丹国”。比如孟加拉地区的伊斯兰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果按这一标准来看，13世纪中后期始建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可以认定是伊斯兰教在马来地区所获得的第一个突破。 

巴塞苏丹国全称为“须文答腊-巴塞苏丹国”，位于今天印尼最西端领土“亚齐特别行政区”的东北部，与亚齐首府“班达亚齐”的直线距离约250公里。从地图上看，苏门答腊岛最北端大体呈现为一条约260公里宽的棱线，班达亚齐与巴塞便位于这条棱线的两端。 从政治属性上来看，所谓“巴塞苏丹国”其实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贸易城邦，伊斯兰教信仰也只限于城邦之内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居民。这点与东非海岸，那些居民人数最多万人的斯瓦希里城邦类似。虽然身居苏丹之位的，有可能是当地皈依伊斯兰教的部族首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伊斯兰属性的贸易城邦，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由阿拉伯商人所控制。 

不管巴塞苏丹国的实质属性，是阿拉伯人的殖民地，还是可以算成第一个马来-伊斯兰政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穆斯林商人在印度洋的东端，终于拥有了稳定的落脚点。透过这个跳板，阿拉伯人不仅能够向南洋腹地延伸贸易线，更可以润物细无声般的传播他们的信仰。 单纯从位置上看，位于印度洋-太平洋相接点上的亚齐和巴塞苏丹国，也可以算是伊斯兰教向太平洋地区（海路）传播的起点。今天的亚齐地区成为印尼内部最有分裂倾向的板块，与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不无关系。当然，亚齐的“伊斯兰骄傲”其实并不止于此，后面等亚齐苏丹国出场时，会有更加详细的解读。 

在满者伯夷帝国崛起之后，巴塞苏丹国及以此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们，也识时务的进入了后者的势力范围。对于贸易城邦来说，这种选择并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因此获取在南洋进行贸易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不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同样也很清楚，投资政治并依靠政治获取垄断资源，才是获取利益的最高手段。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人吕不韦，在这点上就曾经有过很好的实践。有鉴于此，阿拉伯商人们希望巴塞苏丹国只是一切的起点，接下来能够在整个马来世界影响甚至控制更多的国家。 

不过从位置来看，位于马来世界边缘的巴塞苏丹国，很难对马来腹地的那些马来部族起到示范效果。尤其现在统治整个马来世界的，是正在推广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帝国。对于多神信仰的帝国统治者来说，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宗教在民间的传播一回事，坐视它影响政治稳定又是另一回事。好在前面我们也说了，每个王朝、帝国都有它衰弱的时候。有了巴塞苏丹国这颗火种，那些埋头精耕南洋的穆斯林商人们，总归会等到机会的。至于这个机会在哪？什么时候出现，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