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约翰·汤普森

勿食我黍 · 公众号 · · 2024-10-23 13:31

正文

作者｜ 约翰·B. 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

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基督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传媒在塑造现代社会及其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两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概念在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发展中一直占有中心的或许有时是不光彩的地位。“意识形态”这个词最初是由德斯蒂·德·特拉西用来指一门他提出的观念科学的，很快却成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政治斗争的武器。“意识形态”最初包含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切信心和积极精神，很快成了一个谩骂的词，它被认为指的是某种思想观念的空洞无物、毫无根据和晦涩诡辩，尽管它所描述的科学应该代表一个最高阶段。意识形态的概念艰难地诞生，而且似乎这还不够，后来的生活史也是毫无幸福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被新兴的社会科学以不同方式所采用，时而拉向这方，时而推向那方，但在所有的时间它依然是日常政治斗争中起某种作用的名称。当我们今天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时，这个概念仍然具有（不论如何淡薄）它多重用法的历史特点。

我要追溯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轮廓，考虑到不但要突出复杂学术历程的曲折，而且要提出更有建设性看法的途径。我要探究的不但是这个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而且是今天重新阐述这个概念的前景，要重新明确意识形态的概念，使之具有积累起来的意义而避免过去可以看到的许多陷阱。我对这个概念的历史说明将是必要的有选择性的，将省略许多外形和转折以利于更加充分观察的讨论。但是我的目的将在于识别主要的轮廓，尚未结束的主要历史发展。我将从18世纪后期法国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谈起。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796年用来描述他的一门新学科的计划的，这门学科有关对观念和感知的系统分析，对它们的产生、结合与后果的分析。德斯蒂·德·特拉西是一位富有的、有教养的贵族，他曾经研究过诸如伏尔泰、霍尔巴赫和孔狄亚克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德·特拉西支持与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许多改革，但他像其他贵族后裔的知识分子一样，在雅各宾派恐怖时期被捕下狱。在德·特拉西和他的一些难友看来，罗伯斯庇尔似乎是在设法毁掉启蒙运动。这些知识分子认为，雅各宾派恐怖野蛮的无政府状况可以通过对观念作系统分析为基础的哲学与教育联合活动来加以抵制：这就是在革命时期可以遵循启蒙运动的遗产。许多前贵族和知识分子在恐怖时期死亡或被处决，德·特拉西却在1794年罗伯斯庇尔下台后不久被释出狱。1795年晚些时候，随着国家研究院的建立，德·特拉西和他的朋友们在新的共和国里上升到了权力地位。该研究院替代了被罗伯斯庇尔废止的皇家学院。除了一个科学院和一个文学与美术部以外，这个研究院还包括一个道德伦理与政治科学部。后者的主导部门有关感知与观念分析，德·特拉西在1796年当选该部门的主管。

德斯蒂·德·特拉西对他负责的新学科勾画了宗旨，他在1796年间在道德伦理与政治科学部发表的一系列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些。继孔狄亚克之后，德·特拉西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只能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如果我们能系统地分析这些观念与感知，就能为一切科学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得出更为实际的推理。德·特拉西对这一新兴的事业提出的名称是ideology——从字面上说就是“观念学”。观念学是“肯定的，有益的，可以具有严格精确性的”。在谱系上，它是“第一科学”，因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包罗观念的结合。它也是文法、逻辑、教育、道德的基础，以及最终是“最伟大艺术”的基础……是“用人类从他的同类中获得最大的帮助和最小的烦恼这种方式来调节社会的基础”。通过对观念和感知的谨慎分析，意识形态会使人性可以被认识，从而会使社会与政治秩序可以根据人类的需要与愿望重新加以安排。观念学将把道德与政治科学安置在坚实的基础上，并纠正它们的错误和“偏见”——这是德·特拉西从孔狄亚克和培根那里继承的启蒙运动信心。

虽然德·特拉西看到把观念学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可能性，他的大部分贡献都有关对智力官能的分析、经验的形式和逻辑与文法的方面。他的四卷本《观念学的要素》出版于1803年至1815年间，研讨了思想、感觉、记忆与判断等官能，以及习惯、动作和意志等。德·特拉西越来越关注要发展一种坚实而严格的自然主义，在其中，人类被视为物质现实的一部分，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动物物种。因此，德·特拉西认为，“观念学是动物学的一部分”，对人类官能的分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动物的智力官能，那么对它的了解是不完全的”。德·特拉西后来的著作以观念科学的名义继续进行原来的观念学工程，把这一工程包罗在彻底的自然主义之内。但是到这些著作面世的时候，“ideology”一词已有了一个新的、相当不同的含义，这个含义很快掩盖了发现者宏大的目的。

德斯蒂·德·特拉西和他在国家研究院的同事们都和共和主义政治有密切联系。他们一般都同意孔多塞关于人类可通过教育臻于完善的观点，以及孔狄亚克关于分析感知与观念的方法。他们把大革命的过度行为归于雅各宾派的狂热，而不是归于革命体制本身，他们把革命体制视为进步与启蒙的柱石。由于与共和主义的这种密切联系，德·特拉西及其同事们的学说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革命本身的命运。当拿破仑·波拿巴在1799年从埃及回国时，他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而成为第一执政，这是他全权担任了十年的职位。拿破仑采取了德·特拉西及其同事们的一些观念来制定一个新的宪法并对国家研究院的一些成员奖以利益丰厚的政治职位。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共和主义的归属构成对他的独裁野心的潜在威胁。因此拿破仑嘲笑“观念学”的主张：他认为那是一种脱离政治权力现实的抽象的推测性学说。1800年1月，《对外关系信使报》的一篇文章谴责该集团，把它“称之为形而上学派系或者‘观念学者’”，说它胡乱对待大革命而现在又在阴谋反对新政权。当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大革命时，拿破仑——后来他声称创造了“观念学者”一词——利用了这种转变而把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解除武装。

拿破仑对观念学者的反对在下一个十年中加强了，当他力求建立的帝国开始崩溃时，这种反对达到了高潮。观念学家成为拿破仑政权失败的替罪羊。当拿破仑在灾难性的俄罗斯战役后于1812年12月回到巴黎时，他谴责观念学者颠覆国家和法治。他向国务会议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箴言报》上），他谴责观念学并把它的特点说成是精明治国的对立面：

我们美好的法国所遭受的病患应归罪于观念学，那种虚幻的形而上学，它晦涩地寻求民众立法基础的初始推动力，而不是去利用人类心灵和历史教训所知晓的规律。这些错误不可避免地，而且在事实上，导致了嗜血人物的统治……如果有人得到召唤来重振一个国家，他必须采取绝对相反的原则。

当拿破仑的地位在国内外都受到削弱时，他对观念学的攻击就更加扩大和狠毒。几乎所有各类宗教和哲学思想都被谴责为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已成为一个死命压制反对派以支撑摇摇欲坠的政权的皇帝手中的武器。

随着拿破仑在1814年4月退位和波旁王朝的恢复，德斯蒂·德·特拉西恢复到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上，但那时他对观念学的原来计划已被拿破仑时期的争斗所销蚀而黯然失色了。科学即作为原先被视为是卓越的观念学（通过提供观念的发生、结合和联系的系统情况，来对一般的科学知识提供基础，特别是促进社会自然调节），观念学已成为各方的方向，它的哲学主张已由于它与共和主义的联系而有所妥协。而且，当“ideology”一词流入政治舞台而被一位受到围攻的皇帝把它掷回哲学家时，这个词的含义和关联开始改变了。它不再只是指观念学，而且也开始指观念本身，那就是说，指一批据称是错误的、脱离政治生活实际现实的观念的主体。这个词的含义也改变了，因为它再不能毫不动摇地主张启蒙运动的实证精神了。最值得尊敬的、作为实证与卓越科学的观念学逐渐让位于只值得受嘲笑和鄙视的、作为抽象和幻想观念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概念史上特点的基本对立之一——正面或中立意义与负面或批判意义之间——在它生命的头十年中即已出现，虽然这种对立的形式与内容在以后的年代中有相当大的改变。

德斯蒂·德·特拉西原来的观念学工程的陨落现在看来似乎不足为奇。这项工程雄心勃勃的普遍性，正如在它以前和在它以后的其他工程一样，必然会让位于专业化学科的发展，它们可以深入研究特定的领域，不受一个自命为基础科学的主张所妨碍。德·特拉西原先工程的有意思之处不在于这项工程本身的性质与内容（他的著作如果不联系到意识形态概念的话，确实已大部被淡忘，今天可能已完全被忽视），而在于这项工程突出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出现以及其曲折历史的情况。这个概念的出现是作为在标志现代科学诞生的社会与政治动荡背景下试图发展启蒙运动理想的一部分。不论意识形态概念自国家研究院时期以来的发展过程有多长，不论它的用法变得多么多种多样，然而它仍然联系着启蒙运动的理想，特别联系着对世界（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理性的认识的理想，以及对人类理性自决的理想。这种联系所表现的方式在各个人物中有相当大的差别。

如果说对德·特拉西来说，联系是直接而明显的（观念学是卓越的科学，它促进人类事务的进步），那么对拿破仑来说，它是不言明的和对抗的（观念学是矫饰的哲学，通过只以抽象说理为基础来试图决定政治与教育原理从而煽动反叛）。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接过了拿破仑使用这个词的负面和对抗的意义，但通过把它结合进深深得益于启蒙运动精神的理论框架和政治纲领而改变了这个概念。

—End—

本文选编自《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转载行为都需留言咨询，其中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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