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崇拜机器,我们只是用无生命的手机来弥补生命的欠缺。
文◈陈武
文章经授权转自公众号心理学与生活(ID:psy_life)
“我白天其实很累,但晚上就是睡不着,很多时候都玩手机到凌晨一两点,甚至三点。那个时候,我非常内疚,也很害怕......”
这句话说出了当今时代,不少年轻人的心声。
在巨大的学业压力、工作压力、社交压力和房价压力下,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精神疲劳。抑郁,已经成为青年人普遍存在的情绪问题。
在英国,青年人抑郁症的发病率从80年代到近几年翻了一倍。在中国,形势也不容乐观,据大规模的调查显示,37.9% 的人有抑郁症状,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年轻人的心理问题尤为突出。
是的,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人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难了。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我,每一次回大山中的老家,就有一些不习惯。因为,父母一般天刚刚黑就开始准备睡觉了。
我家并非特例,很多山村的家庭都是如此,他们天黑即寝,黎明即起,他们晚上几乎从不失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他们没有买房的压力,没有复杂的人际,没有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他们有夫妻彼此的陪伴,有半亩良田,只要不生病,唯一的担忧便只有千里之外的孩子。
而在城市,生存所需的各种条件顿时让年轻的一代喘不过起来。借用王东岳先生《物演通论》中的说法,相比于山村,城市人的存在度是更低的。
存在度,听起来稍微有点抽象。大意是指,生命和精神赖以存在所需要的条件的多少。若需要的条件越多,存在度就越低。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讲,单细胞及其前体生物形态,大约发生于35亿年前,且至今仍然遍布于地球上所有苛刻环境之中。后来的多细胞聚合体的动植物,生命幻灭如如走马灯一般。再后来的卵生爬行动物恐龙也不过存在不到两亿年。
我们知道,相比于生命结构比人简单的生物,他们更加不容易死亡和凋谢,人损失一个器官的代价远远大于很多动物的代价。随着生命结构越来越复杂,生存脆弱性也越来越严峻。
王东岳先生认为,存在度体现着递弱代偿的原则。存在度越低,人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支持性的因素,来补偿生存的劣势。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拼命买房,努力维护各种人际关系,全力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这种脆弱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找什么来代偿呢?
毫无疑问,手机便是一个绝佳的补偿工具。工具是文明的进步,是区别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标志。但同时,工具也是弱势生命形态的一剂药丸,越是弱势不安的存在状态,就越依赖工具。
虽然,手机也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烦恼。但是,深夜,除了手机和自己,别无其它。一个智能千元机,就可以满足充满压力的年轻人的绝大多数需求。可以免除面对面与人交往的尴尬,可以让自己逃避现实的不堪,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另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理想国。
很多时候,到了深夜,其实并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想睡。终于等到每天的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白天忙碌了一天,面对熟悉又陌生的一张张脸面,面对口袋中难以继日的余粮,晚上总该试图去修补这或多或少的创伤。
仿佛每一次手指划过手机屏幕,都像是夜深人静时,划破夜空的一点光亮。在这种既不甘心于今日的状态,又害怕下一个黎明即将到来的矛盾中,选择以手机为伴,以屏幕为灯,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我最近非常焦虑,论文还没有发表,博士论文也还没写完。我担心博士毕不了业,也担心即使毕业了,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生活毫无控制感,知道晚上玩手机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但是还是只能不停地玩,不停地玩。”
“哎,从早到晚,几乎一刻不停,不停的邮件,不停的人来人往,上班太压抑了!加班是一种常态,恐怖的是,回到家,还可能接到领导的任务。只有深夜,我不必卑躬屈膝。”
那些深夜在网上比较活跃的人(网下却比较沉默的人),要么缺乏自控,要么太过压抑。而这,正是处于生存弱势者的典型特征。
弗洛姆曾经愤恨地说,人是“死的”,他们越来越敌视生命,却崇拜无生命的机器。
其实,我们不是崇拜机器,我们只是用无生命的手机来弥补生命的欠缺。
✪ 作者:陈武,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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