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周濂（上）：后真相时代的公共讨论 | 微思客大家访谈

周濂： 过去这些年，政治与公共生活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自媒体发展迅猛，另一方面舆论审查和监控也日益严苛，社会整体的观念水位似乎有所提高，但人们的是非对错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的混乱，对于通过理性对话、凝聚共识这件事，大家已经失去了耐心和热情。当代中国的公共政治文化生态正在迅速地变成流沙状态，称之为“流沙中国”并不为过。

但是， 哪怕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可讲的时代，一个讲了道理也没有太多人会倾听的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讲道理仍旧是他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当然，仅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道义担当是不够的，知识分子必须进入到具体的事理分析当中，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道理的展现。除了伦理上的“对”与“错”的区分，还需要掌握更多的实证材料，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要求知识分子放弃自上而下的启蒙者心态，与读者和网友平等地交流和沟通，一起探讨和追寻复杂世界的真相和真理。

周濂： 谈到策略，既有面对政治压力采取的策略，也有媒体自身逻辑要求你做出改变的策略。相比之下，前者是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我曾经在《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书的港版序言里把这个问题概述为“后极权社会的隐微表达”，打个比方，它就像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钢丝绳上耍大刀，但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在日益严苛的言论审查制度面前，我们耍的既不是大刀也不是匕首，而是东方不败的绣花针，这是一种类似于自我阉割的写作，因为如果想在正式刊物上发表文章，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遣词，绞尽脑汁地造句，用各种反讽、双关、隐喻去绕过无章可循的言论审查。我反复告诉自己，这种自残式的“墙内写作”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希望可以与墙内的人们一起成长，而这种成长首先就意味着呼吸、感受乃至理解那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的压迫和扭曲，只有了解他们的痛点与痒点，才有可能刺中他们的神经和穴位。我现在仍然相信它是有价值的，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担心包括我在内的人的神经已经渐趋坏死，逐渐感受不到痛点和痒点了。

至于后一种策略的改变，我认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素养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这些年，每逢有热点出现的时候，就会在自媒体上面出现大量非常有洞见的专业分析。这会提醒我不要轻易地发言。不是说我怕站错了立场，而是说，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如果仅仅秉持几条抽象的道德原则，就匆忙地对这些充满了复杂性的事件进行三言两语的点评，是不负责任的。

周濂： 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后真相时代“。面对海量的信息，人们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状态，真伪难辨，不知如何取舍，这当然是对每个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你必须要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必须要有这种解读信息的能力。 我认为后真相时代恰恰凸显出共同学习的重要性。如果说我们秉承着共同追寻事实真相、探求道理的初衷，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共同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真假、只在乎输赢，只是想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大，那么公共生活和媒体的生态就会变得异常糟糕。

周濂：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嘛，但是我们也经常会说另一句话：“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规范性的理论，它是谈应然的问题而非实然地问题。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分子天然的倾向就是具有批判性，对现实多多少少有不满，挑肥拣瘦、说三道四，这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

当然，这个世界越来越在向我们展现出它现实的一面，它狰狞的、丑陋的和顽固的一面。很多年轻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然后他迅速地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以我总是在说我们需要有第二次机会成为理想主义者。这时候的这个理想主义，不是出自你的荷尔蒙，不是出自你的本能，而是出于你面对现实的种种阻挠、伤害，甚至于理想破灭，然后你痛定思痛，重新去检醒、肯定你的价值和你的理想，然后再次出发。我觉得这种再次出发的理想主义，可能会让你走得更远，但是大多数人可能第一次就彻底搁浅了。

（问）     所以第二次其实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