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阶级的阶级晋升：忙着活或忙着死
近期的两则新闻：
暑假过半，在夏令营市场上，短期海外游学夏令营十分火热。十余天的游学，价格动辄数万元，由于是学校组织，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长自然趋之若鹜，也有不少家境一般的家长，为了孩子融入集体，也咬着牙勉为其难。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游学机构与学校之间有一条潜在的利益链。一些游学机构坦言，组织这些项目，学校能从每个学生的花费上得到的提成通常在5%-7%之间，而带队老师获得免费出境的机会，也成为游学项目的一个潜规则。
——《“天价暑假”成家长不能承受之重 花费不等于意义》（8月14日北京青年报）
笼中，两只困兽。厮杀，无处可逃。你的武器，只有你的身体。没人在乎你的出身，降服，是唯一的目的。”这是国内一档格斗栏目的介绍。有人觉得，十几岁的孩子本该是接受教育的年龄，却被送上格斗赛场。有人觉得，可能这样的梦过于残酷，但对于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有什么比没有一个家更残酷呢？人们看到这些孩子的苦难和恐惧，也看到斗志和温情。唯一没看到的，就是后退。
——《格斗孤儿：关笼里打为改变命运 退步只剩贫穷和毒品》（8月8日新京报）
为什么对要把这两则看似不搭边的新闻拿出来说一说呢，这两则新闻都很有代表性。虽然那些参加游学暑假的孩子跟大凉山的格斗孤儿们境遇有着霄壤之别，但是他们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阶级晋升困境。
我在《生而贫穷》第五章《被吞噬的中产阶级》一文中就说过，近年来的“留学热”反映了中产阶级代际传承和阶级晋升的困境。中产阶级在处处向精英阶级看齐，精英子女们可以从小就在国际小学中读书，初高中便进入了美国的精英学校；然而中产阶级无法负担起从小学就开始昂贵的精英教育，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一些“形式主义”上的“仿精英教育”。而“游学假期”和“一年制硕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中产家庭的父母们知道自己无法给予子女匹配顶层精英的条件，但是又不甘心于子女无法完成阶级晋升，于是便寻求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比如暑假去国外“感受一下先进的教育、见一见世面”啊；比如去英国或香港读一个一年制硕士镀一镀金啊。然而就如我书中所说，市场经济不存在什么“捷径”，一年制硕士看似时间短、速成快，还有一个硕士文凭加国外留学的光环；然而市场早就对这种含金量低的留学海归做出了应有的反映：
“天价游学假期”也是同理，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基本已经触碰到了阶级晋升的天花板，上升通道是极其狭窄的，竞争是极其激烈的，于是这种看起来更没有什么卵用的“暑假去国外玩两个月”的夏令营，能收到中产家庭广泛追捧也在情理之中了。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发展的比自己更好，“过比父母更好的生活”用专业术语来讲就叫做“阶级晋升”。然而现在阶级固化是一个大趋势，阶级晋升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中产阶级家庭在上升渠道越来越狭窄的现实中变得焦虑，“天价游学假期”和“一年制硕士”的火热现状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有人忙着活，有人忙着死”（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这句台词看似很有范很容易装逼，但是我一直表示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最近看到了这两则新闻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忙着活、忙着死：如果“天价游学假期”体现了中产阶级的焦虑与迷茫——他们只是在get busy living；那么大凉山的“格斗孤儿”则就彻底展现了底层的绝望——他们已经是get busy dying了。对于最贫穷的群体来说，阶级晋升的天花板更难以打破，上升渠道更加狭窄，穷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难上加难。“格斗孤儿”的出现并非孤例，在贫富差距很大的泰国，穷人家的孩子从小练拳、搏击、格斗表演就是他们用来养家的重要方式，一些成为格斗明星的人还能大红大紫，完成阶级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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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泰国学者们将儿童(男女皆有)泰拳比赛拍摄下来送到电视台进行播放，比赛画面让人不忍心观看。有些人说禁了比赛也没用，因为没人会理睬禁令，他们说与其禁掉比赛，不如修改规则，提高比赛的安全水准。
但是没人希望规则被修改——Chaiwang一家肯定也不想。10岁的Nuk拿到了超级儿童锦标赛的冠军腰带，他知道自己的家庭需要他一次次的胜利。自己未来还有更多的比赛要打。
——《泰国3万多儿童因贫困打泰拳养家》新华网
体育运动——或者说卖血汗，是穷人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电影《摔跤吧！爸爸》中展现的就是这个故事；在南美洲，许多贫民窟的孩子通过足球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成为体育明星、大红大紫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除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天赋秉异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绝大多数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是金字塔下方的基数。然而却有越来越的穷人走上了这条路，因为对他们来说，没得选。改变命运的微弱的萤火即使再渺小，也要紧紧抓住，当做人生的指路明灯。
既然说到了泰国，再多提一句。这个国家里穷人家的男孩子会去做“人妖”，来迎合看客们猎奇而变态的窥视欲；而穷人家的女孩子则会去打泰拳——她们赤裸着上身，来表演这种血腥和色情的节目。可见这社会留给穷人的机会都是多么地扭曲。
（二）精英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排外性
我们继续从中产阶级和底层贫民两个视角来继续深挖阶级固化问题。虽然这两个群体都会遇到自己的天花板，天花板实现是相同的，但是天花板的成因是不同的。要正确认识阶级固化问题，就要明晰不同阶级固化的成因。
近日，一篇名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的文章在自媒体上热传，文章中的女儿过一个暑假要35000元。其中，去美国游学，10天20000元；请阿姨照顾，5000元；再加上钢琴课、游泳班、英语、奥数、作文培训费，这位在广州企业当高管、月薪三万出头的妈妈，一月收入竟负担不起女儿的暑假，引发网友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入三万的妈妈已经在阶级再生产中感到力不从心。那么月入三万是个什么水平呢，我们来看201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关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数据：
可以看到，月入三万已经是全国top4%的人群了。然而她还不够，这位妈妈明显对她自己的阶级地位有一种危机感，对孩子未来的上升渠道感到焦虑，否则不会用这样超出自己能负担的投资砸在女儿身上。对于这样top4%的家庭来说，甩开了剩下96%当然还不够，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是进入那个top0.1%的人群。然而显而易见地，打破这样的天花板是艰难的。为什么月入三万的高阶中产想进入真正的精英阶层挤破头都很难做到，这就要从精英阶层本身特性谈起了。
意大利有位经济学、社会学大师，叫做帕累托，但凡学经济学的人不会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解帕累托的思想体系对于解答精英阶层的特性很有帮助。帕累托法则，又称80/20法则，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心理学、企业管理领域——例如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进一步的，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这样一些情况：有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一般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如果中产阶级上升至精英阶层的通道普遍是通常的，但是没有使精英阶层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损失，那就说明精英阶层设计的制度是无效率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换句话说，我们的精英阶层肯定会充分地利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资源，那么每一个中产阶级上升到了精英阶层，都会对精英阶层本身造成损害。这就是精英集团排外性的根源。
基于自己的整套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帕累托还有一本小作品，也就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叫《精英的兴衰》，在此书中他提出了精英循环与再生产的经典命题。帕累托通过分析历史和社会指出，人类历史就是在新精英集团不断地取代旧精英集团的过程中滚滚前进的，精英集团的循环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表现。
根基帕累托的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提出了“集团僵化症”的概念（又译作“机构僵化症”）。集团的功能在于提供准公共物品，即布坎南所说的“俱乐部公共物品”。由于产品的生产是集体的，但消费时个人必须付费，所以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成分与私人成分双重特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有相似的理论存在）。正因为集团能够提供个人实现不了的公共物品，个人加入利益集团的动机就是要增进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阶级晋升的动力都是更大的利益——也正因此私人成分决定了利益集团具有排外性。这个很容易理解，
利益集团存在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增加成员的利益，这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通过增加全社会的总利益，从而增加自己在总利益中的份额；另一种是在社会总利益中为自己的成员努力争取更多的份额。当采取第一种方式时，集团的成本与收益是不相符的，因为，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一个利益集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过单个利益集团的努力实现社会总利益增加时，它不仅要独自承担全部成本，而且无法排除其他集团从中受益，这对于精英集团来说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的。当采取第二种方式时，把本用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成本用来为自己利益集团争取更大的份额，相比第一种对于利益集团来说明显是更好的选择（虽然对于社会其他集团来说是受损的选择）。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验表明，利益集团均倾向于用第二种方式为自己成员谋利益，这种倾向被称为“分利”。分利集团只代表自己的成员，只关心从社会总利益中谋取更大份额，而不关心社会财富的增加与否——这就是精英集团的最大特性。
利益集团的分利性导致了精英阶级的排外性和封闭性。利益集团在保证集团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往往会坚持人员最少原则（这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应有之义）。这样一来，利益集团往往会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地控制规模，对新成员的进入设置壁垒，即所谓的“集团边界”。经济上，各类行业协会建立寡头垄断，通过正当竞争或不正当竞争打压新进入者；政治上，当权者会在立法权和选举权上下文章，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与平民相区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民主搞了二百多年，依然是有钱人的游戏。其实最简单最好理解的排外性就是继承——我要是个精英，我肯定要把我的资产、地位、人脉关系留给我的儿子嘛。正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大多数活动都致力于创造和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极端强调再分配目标产生的预期后果，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久而久之，造成机构僵化。——这就是中产-精英阶层上升渠道固化的内在逻辑。
（三）绝望的底层：贫困死循环
如上部分的分析，中产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中所触碰的天花板来自于精英集团的封闭性和排外性；但是底层阶级所面临的固化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状况。这次在舆论和政府的干预下，大凉山格斗孤儿们被送回了原籍，这一行为同样引起争议。因为大家知道，对这些孩子来说，练拳还是一条可以期待的上升渠道，然而回到贫穷和毒品侵蚀的环境之后，人生的希望会更加渺茫。然而正如我上文所说，练拳这一条路也是残忍、狭窄、缺乏未来、用血与泪搭建的人生道路，对于底层穷人来说，他们真的没得选。
贫穷的大凉山已经不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视线了，还记得曾经引发热议的“最悲伤作文”吗？
爸爸四年前死了。爸爸生前最疼我，妈妈就天天想办法给我做好吃的。可能妈妈也想他了吧。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那天，妈妈倒了，看看妈妈很难受，我哭了。我对妈妈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支持你，吃了我做的饭，睡睡觉，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看。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我问：“为什么了？”“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课本上说，有个地方有个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留下的泪水。
彼时新闻一火，就有无数网友指出，该地区穷，是因为某些“民族劣根性”，比如不劳作、吸毒、犯罪等等。有网友说“当地彝族连赚钱的欲望都没有，稍微有点钱就在城区干道上三五人聚在一起吃土豆喝啤酒”；有网友说“当地的人已经习惯于领援助，不愿外出打工，反正躺着也能有饭吃。懒惰还滋长了吸毒贩毒、拐卖儿童的恶习”；更有网友直呼：“你的钱都捐给懒人用来买毒品了！”
客观来讲，大凉山的人民生活在封闭、交通不便的山区，封闭与落后造成了他们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市场竞争能力弱小、意识淡薄的现状，加之受教育程度低，文化上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状况，造成了当地持续贫困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现状。但是，一旦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凉山的人民绝不是网民口中的“不愿外出打工、躺着过日子的”形象，仅珠三角地区，就有超过三十万的凉山彝族人务工，每年在东莞都有彝族人火把节活动，2008年舆论风口浪尖的“东莞童工”事件，就是用的大凉山的彝族孩子。然而“肯工作”从来不是和“能脱贫”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大凉山等贫困地区的支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1962年，瑞典学者Gunnar Myrdal首次提出“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概念，近五十年来，学术界普遍使用“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概念而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下的“无产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概念，这样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成为了天然的差异，没有了曾经对立的视角。对于底层阶级的研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一种是文化视角的解读，这种视角将底层阶级的形成归因于底层阶级群体自身，如穷是因为懒、是因为不努力道德败坏、反社会特质等；另一种是结构主义视角的解读，这种观点认为底层阶级的形成是由不恰当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
很长时间以来，在文化视角的解读下，“污名化底层”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们把贫穷归结于个人过错。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这、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用可怕的定性词语让所有体面人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伴随于此，两个相关的概念也开始同时被贩卖：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沦为底层阶级被视为是自主的选择——故意的或者默认的。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就是：“指责穷人因为不愿意工作而陷入惨境，因此给他们安上道德堕落的罪名，且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成为了工作伦理在全新的消费社会里的最后一项任务”
结构主义的解读的代表人物伦斯基（Lenski,G.E.）通过其著作《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这本书明确地提出，贫穷者无法获得资源，拥有的资源过少，从而导致他们陷入贫困。具体来看，在经济领域，贫困者由于缺乏资本要素，且无法获得技术要素，因而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在政治方面，穷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参加政治社会活动，更缺乏参与政治的机会，因而对政治方面的各项决策或者选举投票结果等难以产生影响；另外，社会生活层面，贫困者受到社会各种排斥，无法对教育或社区等产生影响。总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失能”而沦入贫困者阶层，是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合理和不平等导致的，而这种权力结构不平等导致的贫困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大众群体对贫困者阶层的排斥和偏见，进而在社会层面加剧了社会中的矛盾。Alcock 则认为寻找解决贫困的原因，要从经济结构入手，而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的研究基本证明，即便是文化视角的解读也可以归于结构主义之中——即底层贫穷文化的产生不适原因，而是结果——不恰当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造成的。刘易斯在对墨西哥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就发现，文化因素不仅导致贫困产生，也导致贫困不断延续。他认为，贫困人口如果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中，那么贫困人口内部会形成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套特有的文化体系，反过来，这种特有的文化体系又导致了贫困人口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相隔离。这种贫困群体“亚文化”形成后，就会对贫困群体产生重要影响，尤其会影响贫困者后代，导致贫困自我复制，使得贫困沦为恶性循环。
我在《生而贫穷》第一章中引用了美国畅销书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的经历。她是美国白人，博士学历，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被精英光环笼罩。他认为穷人之所以维持贫穷，是自甘堕落。就比如说那些刷盘子的人，抽个时间学一学会计，考一个资格证，不也能从体力工作者变成脑力工作者，实现阶级晋升吗？为了搞清楚穷人到底如何生活，她向自己发起一次挑战：假装穷人，混入美国底层，看自己能不能凭借努力成功“脱贫”。为此，她隐姓埋名，先后闯荡了佛罗里达、缅因、明尼苏达几个州。在餐馆、旅馆、养老院、超市等地方做女招待、清洁工、保姆、收银员。后来，她写了一本畅销书，叫《我在底层的生活》，其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则是——“难以度日”（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
芭芭拉混入底层后，发现了美国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在那个世界，人们过着一种无论多努力都无法解脱，穷得停不下来的生活
在时薪低到6-8美元的情况下，芭芭拉和餐馆女招待们端盘子收桌子跑来跑去连续工作8个小时。为了让顾客们按时就餐，她们只能在人少的下午吃一份热狗面包，临下班之际会饿到快晕倒。晚上拖着灌铅的双腿，捏着今天的工资，芭芭拉问同事：你家在哪儿？同事说，我住胶囊旅馆。“你疯了吗！为什么住旅馆！你今天的工资只够付一天的房费！”女招待像看白痴一样地看向芭芭拉：“呵呵，你以为我不想租房么？你倒是说说看，我去哪里找到押一付一，甚至押三付一的保证金？”
另外一些人选择住在汽车里。芭芭拉看着体型虚胖的同事，忍不住告诫：“你为什么总吃麦当劳？你应该学会给自己做一些营养均衡的食物。”“哦，我住在车里，不能做饭，连加热都不行。”中产阶级鄙夷地看着又穷又胖还大吃垃圾食物的底层人民，认为这是他们懒惰愚蠢。谁不知道垃圾食品不健康？而真实的问题却是，他们没有厨房。
他们为什么如此贫穷？因为懒惰，因为缺乏自律，甚至…笨？这是一部分人心口不宣的共识。基于这样的价值观，很多美国人，尤其共和党人，将贫困归因于个人。美国梦这碗鸡汤，哦不，这碗鸡血，浇灌出一种令人无法质疑的逻辑：如果你穷，只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然而芭芭拉掀开底层世界的布帘，让我们看到劳动者领着按天结付的薪水，没有健康保险。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即使他们努力到了极致，也无法摆脱贫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世界以另一套逻辑运转，让贫困哺育贫困，让困境自我循环：如果你是非法移民，那就没有合法身份，没有福利，没有跟雇主讨价还价的权利。你只能做最脏最累的活儿，被雇主压榨。没有时间学技术，没有时间提升自我，只能像陀螺旋转在日复一日只为糊口的怪圈中，恶性循环。
——《复制贫困：为何他们拼命工作，却仍然不能脱贫？》（澎湃新闻）
有没有看到很眼熟？如果你高中政治学过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你大学中简单瞟过一眼马原的课本，你就会发现芭芭拉的事例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完美的契合。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所产生的价值是劳动者再生产所需要的，比如休息、吃饭、娱乐恢复精力等，为了完成第二天的劳动做准备；而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价值，则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走了。
在芭芭拉的故事里，最底层的劳动者完全陷入了这种贫困死循环中——今天的工作只够养活第二天的自己，而第二天也必须如此重复，完全没有任何时间提升自己，完全没有时间来做一些为摆脱低层而努力的工作。
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注定会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因此资本家们完全敢将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只满足其再生产的需求，剥削了所有的剩余价值——因为这工作你不想干，自然有人干，还有那么多失业人口，劳动者别无选择。
有个笑话讲得好——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
他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啊。
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
他爹答道：我失业了啊。
小女孩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又问了一句：那为什么你失业了？
他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啊……
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者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被剥削的一干二净了。
芭芭拉的故事还没完，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你是合法居民，便没有身份问题。但美国福利制度的价值观是，你贫穷是因为你不努力。所以你必须努力工作，才有资格获得帮助（welfare to work）。因此，你在底层岗位上一刻不能怠慢。可是申请社会保障号码（SSN）和福利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是提交一份地址修改申请，就需要在劳动保障局呆一上午，填写12页表格。”），如果你请假两天去办理，就意味着你可能会失去住处，失去食物，甚至失去工作（“餐馆一天都不能缺人。”）。讽刺的是，失去工作以后，很多福利便离你而去！
这些可笑的循环，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看来荒谬无比。明明有无数的办法可以打破困局：比如做出周密的财务计划，参加一个技能培训班，破釜沉舟拼一把……然而，正如哈佛大学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的研究指出的，穷人的思维带宽被眼前的危机占满了，他们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考虑长远。他们每天疲于奔命，脑海中却只剩下两个问题：“今天睡哪儿”和“今天吃什么”。因此，一切的行动和决策只为了解决今晚的一张床和一顿饭。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们不思改变呢？
——《复制贫困：为何他们拼命工作，却仍然不能脱贫？》（澎湃新闻）
于是，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工作，依然无法摆脱底层的牢笼，无法实现阶级晋升。
（四）中国阶级固化史
（五）阶级晋升的理论依据
（六）解决之路：阶级话语权的缺失
备注1：由于篇幅过长（推送的文章有字数限制），本文分为两篇推送。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回顾我国阶级逐渐固化的历史、阶级晋升问题的哲学内核以及不同学者、思想家们对于阶级固化问题的解决方法。
备注2：昨天的推送是我删的，因为复制粘贴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有两段出现了重复。所以一过零点赶紧再发一遍，请原谅一个强迫症的难受，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当然，发出来了会不会被XX也就听天由命了，祝我好运吧_(:з」∠)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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