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工业巨头利用官僚监管制度牟取暴利

2023年底，对五角大楼的审计连续第六次未通过，大多数主要武器系统的开支远远超出预算，却未能提供所承诺的能力，很显然美国的国防采购制度存在重大问题。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不仅所有国防承包商都从合法监管中获利，而且那些占国防工业统治地位的巨头还借助监管不断壮大， 它们将合法监管转化为竞争优势，换句话说，针对国防承包商的官僚监管越多，他们的获利反而越多。

联邦法规对武器系统合同的利润率是有限制的，但对武器系统的成本没有限制。因此，国防部的重点是努力限制利润率，而增加总体利润的一个可靠方法是对武器系统收取更高的费用。从一份10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合同中获得10%的利润率，与从一份5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合同中获得20%的利润率相比，所获得的利润是相同的。

然而，并非所有成本都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国防承包商能够成功说服五角大楼和国会支持大幅增加与研究相关的成本，他们不仅可以提高武器系统合同的总额，还可以从项目成本中的研究部分获得更高的利润。提高合同总额的主要办法是在合同中增加时间成本，其中包括研究时间等，而增加研究时间的做法大都是符合监管法规的。

理论上这一切都没问题，但这样规避监管要付出纳税人多少成本呢？根据1994年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授意进行的一项最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样的行为产生的溢价约占总成本的18%。此次研究共采访了1000名国防承包商高管、成本中心经理和其他关键岗位的员工，对120个成本驱动因素进行了评估。

18%这个数字是监管产生的总成本，这里包括雇佣专门人员跟踪和确保遵守监管的相关成本。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遵守监管影响到工程师、科学家和工厂工人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例如，佩里的研究发现，那些参与武器系统开发项目的公司，因为在工程上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产生的监管溢价高达27%。但是，不管每家公司产生的确切溢价是多少，这都是他们赚取的利润。

当每年有数千亿美元流向国防承包商时，18%的监管溢价所产生的利润是一个巨额数字。而且，自那次研究以来，这一数字很可能还在增长，从当前的监管/授权机制看，这应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202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994年以来监管负担只增不减。该研究发现，自2012年以来，美国企业承担的监管成本每年增长4640亿美元，现在每年总计高达30790亿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按实际价值计算，监管成本每年增长约1%。即使武器系统采购的监管负担仍按18%计算，2024财年84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中约有50%流入了国防承包商，计算出的监管溢价也达到约750亿美元。仅美国武器工业的监管溢价就超过了除前五位国家外所有国家2023年国防支出的总和，这是令人震惊的。

如上所述，对于国防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来说，监管负担可用来提高武器合同的额度，并赚取数十亿美元的额外利润。此外，就监管成本而言，大公司比小公司具有竞争优势，因为按总成本的百分比计算，规模经济优势使大公司付出的遵守监管成本相对较低。

斯坦福大学博士后什卡尔·辛格拉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对于小公司来说，增加监管成本会导致销售、雇佣盈利能力的下降，而大公司正好相反。大公司在高度监管的经营环境中做得更好，给小公司带来了兼并或出售的压力。这有助于解释国防工业整合的现象，主要航空航天国防承包商从1993年的51个减少到如今的5个。

这种由监管驱动的大规模公司兼并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在2023年11月，具有五角大楼武器交易谈判长达40年经历的谢伊·阿萨德就当前美国防承包商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是什么公司，都必须追究其责任。而现在，国防部的问责制被打破了。”阿萨德进一步指出，国防承包商的数量从51家减少到如今的5家巨头，使国防工业从“激烈竞争”变成了几乎没有竞争。

上述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构成了监管成本，这不仅使国防企业巨头增加了利润，还导致竞争和问责的减少。更重要的是，位居前十位的国防承包商吸纳了74%的国防采购资金，这必定使纳税人的钱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

国防部只有通过颠覆性的重大改革，如最大限度地减少并行开发，对新机新舰的开发时间设定严格的限制，提出更高的技术成熟度要求，甚至让舰船的设计由国防承包商回归给海军，才有可能扭转美军走下坡路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