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被神话，是资讯不发达和缺乏知识有效复制手段时代的产物。在我们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最好的记忆达人也不会超过一个硬盘。所以，惊叹于一个少女的记忆才能则罢了，如果就此认为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背诵，那么就未免可悲了。
我们无须苛责武亦姝，一个愿意背诵2000首诗词的少女，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定是因为对诗词有着不一样的热爱，她一定会尝试更高形式的诗词创作，何况她才只有16岁啊，一个16岁的少女有着无限的可能。
我们今天讲的是记忆和教育的关系。
我们尊重记忆，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记忆。
爱因斯坦说，我从不把可以在书里能查到的知识记到脑子里，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认为爱因斯坦不会学习。
中国队的史书中，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聪明人的标准就是看他记忆力好不好。最好的是过目不忘，《三国演义》里张松其貌不扬，看到曹操的《孟德新书》，翻看一遍，全文背诵下来，同是聪明人的杨修惊为天人，立即上报曹操。
曹操听说蔡家有很多古书，就问蔡文姬是否记得。蔡文姬说：“家父赠我古书四千多卷，我因颠沛流离，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所能背诵的也只有四百余篇文章了。”曹操说：“我派十个书吏听夫人口授作笔录。”蔡文姬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还是给我纸笔，让我书写吧。”于是蔡文姬将四百余篇文章写就，呈给曹操，竟一字不差。
古来的才子才女，都是跟过目不忘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不是确有其事，只要公认的才子和聪明人，都必然有一段与记忆有关的神话。明代公认的聪明人，解缙，过目不忘，清代公认的大才子纪晓岚，过目不忘。
为什么崇拜记忆？因为曾经知识是被垄断的。书是一种稀缺品，而且翻阅起来非常麻烦，秦始皇批阅奏章，每天要翻阅二百斤左右。正经的知识，其实是被几个学术世家垄断的，普通人很难得窥真正的书，也很难去反复翻阅，所以过目不忘的人就很占优势了。
高祖刘邦有个故事，他崇信戚夫人，喜欢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就想另立太子。吕后就找智囊张良出主意，张良告诉她别的事自己尚可劝谏，这种事劝说不了。吕后强逼，张良才告诉她，你去找四个人，绮里季与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这四位先生是秦始皇时的70位博士中的四位，请出他们，你才能保太子安宁。太子果然请出四位先生，刘邦真的就不在提废立太子的事。
为何刘邦对开国功臣的话都不理，对四个先生却要另眼相看。因为当时的知识就是被这些人垄断的，一个博士就是一段经书，就是一种经书的解释权。
所以在那个时代，记忆几乎等同于知识，等到印刷术普及，科举考试又开始出现，明清的科举就是以四书为基础，考的是对经书的理解，本质上还是一种记忆能力。
记忆力成了所有中国教育的核心，从民国很多受过私塾教育的人来看，中国的传统基础教育核心就是一个字，背。私塾先生是不负责解释的，背错了就是一戒尺，不管理解不理解，先背下来再说。
极端的情况，一个人很可能把所有的诗文都背的滚瓜烂熟，但都不理解，这就是机械记忆，
机械记忆的坏处就是没有创造力。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这种机械记忆力作为教育的核心呢？因为创造力是危险的啊。
对于中国帝王们而言，创造力是很危险的。
周王室的两位功臣，周公和姜太公曾经有段对话。
姜太公被封在齐国为齐公，当时齐国有个叫华士的人，不向周王臣服，也不结交各路诸侯，但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很贤德。太公前后三次派使者征召他，这个华士始终不来，于是太公下令把他杀了。周公（问太公）道：“这个人是齐国的高人啊，为什么杀他？”，太公回答说：“这个人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我能让他臣服我，跟我结交么？不能！一个不能臣于我和我结交的人，就是弃民；三次征召他也不来，就是叛逆。如果放任他，让他作榜样，使得整个国家的人都学他，谁还会认我做一国之君呢？”
这就是统治者的思维，统治者对人才的态度是，要么为我所用，不为我所用最好杀掉，有创造力的人是最危险的。
这些人会独立思考，因为这些人很难适应刻板僵化的体制，是统治者所提防的人。
所以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其实并不仅仅是教育，更是一种统治的方式。负责让有才有创造力的人，在四书五经的背诵中，在八股文的写作中，消磨自己的才华。
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他的路径，而人类社会都是有路径依赖的。中国的教育也是有路径依赖的，建国以后的中国教育，学过苏联，后来又学过英美，但在骨子里，教育方式都是中国式的，最终都落在记忆上。
这种教育体系有个特点，它并不是为天才设计的，它是为考70分的人设计的，就算你是少年天才，对不起，在这个体系中，你必须等等进度。因为教育的课程设计，都是为70分做准备的，所以这种教育方式有利于一般和一般偏下的人，他们能在反复的刻意训练中成为这个教育流水线的合格产品，而很多可以拿90分甚至100分学生，最后在这个流水线的终端也是以70分的产品出现的，因为这个流水线的最高分是7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