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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克疾:“中国威胁论”让我意识到,没必要太妄自菲薄

底线思维  · 公众号  · 政治  · 2025-03-17 12:41

正文

从多伦多课堂到中美舆论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毛克疾亲历了中国年轻一代从“反思自卑”到“平视西方”的认知跃迁。
近日,在与美国媒体Sinification对话时,毛克疾以独特的视角解析了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在他看来,“雾霾味代表美好生活”的悖论背后,是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必然代价。面对特朗普回归引发的全球震荡,他犀利指出,正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推动了中国技术自主觉醒。
在对话中,他还回应了关于五.毛、爱国主义等问题。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对国家情绪的变化,来源于对西方的祛魅和中国国力的上升。但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打着“反西方”旗号的阴谋论人士和反智论者。
本文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
我并不符合“五.毛”的定义
你之前曾简要谈及你的出身、家庭背景以及是什么激发了你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你愿意分享一下这些内容吗?
毛克疾: 我的家乡在中国东南部,一个叫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县城,这是浙江全省最贫穷的县,经济总量长期是省内倒数第一。在一个富裕省份的贫穷县城生活是很奇妙的经历。和很多一出生就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人相比,我的成长经历让我体会到了更剧烈的生活场景变化,也使我认识到现代生活并非理所当然的——虽然经济发展可能会付出代价,但不发展的代价只会更高。
说一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例子。2012、2013年时,我正好在清华大学读书,那正是北京雾霾问题最严重的时候。我完全无意为空气污染辩护,但我必须说,我当时呼吸雾霾味的空气时,并没有感觉特别反感。为什么呢?我小时候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县的城乡结合部,每天闻到的是沤肥的大粪味,这一点都不田园牧歌。那时我父母偶尔会带我到省城杭州出差,而我对杭州最深刻的记忆是汽车尾气和煤烟混合的味道——也就是雾霾味。
所以,直到现在,每当闻到雾霾味,我就会想起小时候杭州琳琅满目的百货、美味的肯德基,以及繁荣的大城市。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联想,以至于使我不那么讨厌雾霾味,因为它在我心目中代表了值得向往的美好生活。
幸运或不幸的是,现在北京已经很难闻到这种味道了,如果我想闻,可能还得去卡拉奇或新德里。
2025年1月3日,印度海岸警卫队在严重雾霾中进行阅兵排练。法新社
在贫困小县城的成长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每当我遭遇社会争议性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这到底是发展导致的问题,还是不发展导致的问题?只有体会过物资匮乏、发展缓慢、被遗忘在角落的痛苦,才知道发展导致的问题,可能只有发展才能解决,如果硬要走回头路,只会延长痛苦。
这种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让我更加关注这个世界运行的“经济基础”,而非那些外部预设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候显得非常实用主义。
2010 年代,你作为本科生,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并在网络辩论中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甚至戏称自己为“五.毛”。能否分享更多关于那段时光的故事?是什么驱使你挺身而出,发表见解?
毛克疾: 其实,我并不符合“五.毛”的定义,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我的观点给我五.毛钱。我2009年去多伦多大学读本科,正好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没多久,北京也刚刚举办奥运会。
当时多伦多有很多质疑西方、吹捧中国的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也常常去旁听。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新奇的经历,因为我在中国从小到大都被灌输“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要努力学习才能改变中国的贫弱落后”这类观念,但我到多伦多以后却发现,很多人居然在大谈“中国崛起”,而且还有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论证做支撑。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威胁论”,但这也是侧面鼓吹中国崛起产生的强大威胁。无论如何,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中国其实也没有那么落后,我其实应该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一点,没必要太妄自菲薄。
与此同时,在多伦多大学的专业学习,包括发展经济学、全球近代史、美国国际关系史,也都使我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和中国。
例如,我记得经济学导论课的教授迈克尔·黑尔‌(Michael Hare)在第一节课上就告诫我们:不要被任何短期经济指标迷惑,长期看技术进步才是关键变量,因为这才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再如,全球近代史课的老师告诉我们,西方近代同样遭遇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很多现在西方引以为豪的事情,反而是历史斗争的结果,不能视作理所当然——美国也经历了“镀金时代”,伦敦曾被雾霾笼罩。这位老师还推荐了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给我,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奠定了我的认知基础,如果你熟悉他们就知道我的思想底色。
最讽刺的是,当我作为交换生回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居然发现,很多同学尽管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思想政治必修课,但他们的学习效果反而远远不如我在多伦多大学课堂学习的结果。这真是非常强烈的对比!
说到网络“论战”,其实我历来非常反对贴“美分”“公知”“五.毛”等标签,我感觉只要是有道理都可以讨论,很多事情内在逻辑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搞立场先行完全没必要。所以,现在回想起当时在网络社区的“论战”,大部分内容就来自我在课堂上学到的新知识,相当于复习课堂作业。
例如,当时很多人批评北京雾霾,主张为了缓解环境污染,要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对此,我向他们介绍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的概念——在突破临界点之前,经济越发展环境越差,但过了临界点,经济越发展,环境反而越好。因此,我主张,想解决彻底北京雾霾问题,只能靠加快发展。

理论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各种环境退化指标趋于恶化,直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环境情况会有所好转。
再如,当时很多人都说“国有企业扭曲了中国经济”,认为必须彻底变卖国企才能优化中国经济竞争力。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粗暴,就举了法国国企作为反驳案例,毕竟核电、高铁、航空等法国经济最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其实都来自国企。
另外,我很多年来一直都在网络讨论中批评“一孩制”,因为我认为历史数据清晰表明工业化、城市化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而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如果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则必然用力过猛,导致负面后果。
当今的“五.毛”“小粉红”“愤青”,与十年或二十年前相比有何不同?你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年轻一代情绪的变化?
毛克疾: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参加在线讨论,所以我只能从外部视角谈谈我个人的观察。在讨论之前,我必须说一句,“五.毛”“小粉红”“愤青”放在一起可能不合适。
如果不加说明,“五.毛”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低级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瞎吹捧,并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群体。因此,如果硬要归类,那“自干五”可能更合适加入对比,“自干五”指“自带干粮的五.毛”,可能这些才是网上进行“自发辩护”的主力。
另外,“愤青”也有这样的定义问题,这些人完全可能非常厌恶日本、美国,但同时更加厌恶中国。所以,这三者可能完全不是一路人,不能当作一类进行讨论。
和当年相比,现在的网络讨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网民整体对西方完成祛魅。在当年舆论场“反思情绪”是主流,凡事都习惯先对中国自我批评,大部分人都觉得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西方。
当年有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有个人只是反对美国入侵阿富汗,就立即有人批评他“反对美国进步力量解放被恐怖分子统治的阿富汗”。由此可见,当年很多人真诚相信,西方批评中国政府、中国体制的出发点是为中国人民说话,是“进步力量”对“落后国家”的鞭策,基调是善意的。
但是,如今网上的讨论中,持这样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力更强了,特别是产业经济水平完成赶超,越来越多人开始用平常心看待西方,不会再指望“洋人替自己说话”。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的力度很大,影响到很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使很大一部分原本寄希望于美国的人“被现实教育”,他们开始意识到美国批评你,只是单纯想打压你,完全不是真心为你好。
值得一提的是,“孟晚舟事件”可能是对普通中国人触动最大的案例,在此之后像我父母这样对国际政治毫无知觉的人也开始觉醒:美国为了打压中国,不惜捏造可笑的借口、动用卑劣的手段,毫无道义可言。
这其实代表了美国在华公共关系的巨大溃败。此后,哪怕是美国对中国提出建设性合理批评,中国人也很难从善意角度加以理解。当然,这还伴生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副作用,它刺激出一大批打着“反西方”旗号的阴谋论人士和反智论者,他们习惯用最大的恶意揣测西方动机,而且完全不顾基本认知素养和科学精神。这类言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冠病毒人造论、犹太人统治世界论、转基因毒害论、登月造假论等。
可笑的是,这个群体反而和西方极右翼很容易形成共鸣,他们的很多观点甚至就是直接从后者抄袭而来。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同时也非常值得警惕。
忽视人民,是西方对中国的最大误解
从你今天的评论可以看出,你依然对美西方评论家、政策制定者、记者描绘你们国家的方式持批评态度。你觉得西方在哪些方面对中国存在误解?
毛克疾: 你说得没错,我确实认为很大一部分西方评论家、政策制定者、记者在涉及中国问题时,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无知。有些人可能是纯粹的无知,但还有很多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无论如何,我只要有机会,就很乐意多交流。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尽量减少误解总是好的。
我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太僵化浅薄。我见过太多的人把他们对苏联的理解直接投射到中国身上,并完全套用西方对于“极权主义”的流行定义来审视中国,因此往往过于强调党和国家无所不在的权威和操控,却几乎无视中国社会、企业、普通中国人发挥的作用。
简单说,忽视人民,这可能是西方最大的误解。我其实很能理解西方的这种倾向: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之间时间间隔得太短,打赢冷战的西方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策界人士都还没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自然会用对付老对手的策略来揣测新对手,这种认知懒惰一定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以中国近些年崛起的电动车行业为例。关于中国电动车行业的评论已汗牛充栋,但大多数都过于强调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把成功归因于“政府补贴”“扭曲市场”“有组织的知识产权盗窃”等,但少有提到中国市场九死一生的惨烈竞争、中国企业构成的巨大供应链网络、中国工程师更高的专业素质、中国工人更加勤奋忍耐的作风等。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里,一辆辆电动汽车正在生产中。新华社
马斯克把超级工厂建在上海,中国的政府补贴、政策扶植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能提供这类优惠的国家其实很多,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是中国国内市场、供应链优势、工程师红利、劳动力效率。
这些其实都是西方商界早就看清的特性,但西方记者、政客、评论家却选择视而不见,可能是因为这种解释“实在太无聊了”,难以体现批判性。这种“技术解释”可以出现在麦肯锡的咨询报告里,却很难成为《纽约时报》的社论。
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中国政府的公务员,还是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他们首先都是人,其次是中国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也要遵循社会准则、市场规则,也会有喜怒哀乐,他们并不是隔绝于社会之外的抽象统治集团。西方很多人往往喜欢把国家(state)和人民对立起来,往往只在强调“对党不满”“反对政府”的时候才会搬出他们所定义的“人民”。
这种把党和政府抽离出来,再拿他们来解释中国所有的成绩和问题,注定会产生严重的错误。
特朗普的政治儿戏,减少了我对美国的尊敬
过去六个月,你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也亲眼目睹了特朗普重新掌权。特朗普再次当选,你作何感想?如何评价他就任初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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