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化受害者，无异于加害者的帮凶

夏天到了，地铁和公交车的咸猪手和性骚扰话题，又不知不觉成为关注点。很多媒体又在凭着自己的想象去传授防色狼秘籍，这些秘籍千篇一律，都有以下内容或类似内容：

“着装要低调，不要动不动就那么暴露，不要浓妆艳抹，那只会勾起一些人的不良企图，而且怀有这些企图的家伙，级别都比较低。比如有些姑娘，就喜欢穿得跟个足球宝贝似的，走到街上，就成了目标。”

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眼中，女孩子之所以被骚扰，首先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不够检点不够自重，穿着过于暴露性感，引起了色狼的冲动。

在这些人眼中，女孩子被性侵，首先是自己的原因，是你主动去勾引男人。而侵害者只是没有抵挡住你的勾引而已。

这种逻辑的广泛存在，也恰恰是很多被骚扰乃至性侵的女性选择忍气吞声的重要原因。一旦她们选择奋起反抗，就会遭到“为什么不骚扰别人偏偏骚扰你呢”这样的指控。

这种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是公交色狼得以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色狼最喜欢的自我辩解方式。

而事实上呢？

是穿着暴露性感性格火辣张扬的女士容易被性侵？还是穿着保守朴素性格懦弱怕事的女士容易被性侵？

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是前者，但事实恰恰相反。

色狼一点都不傻，它们在实施侵害前，会仔细的侵害对象，评估自身风险。

他们在选择侵害对象的时候，一般会避开那些穿着暴露性感性格火辣张扬的女士，而去选择那些穿着保守朴素性格懦弱怕事的女士。

因为在公交车伸出咸猪手的时候，前者会毫不客气的一个大嘴巴抽过去，而后者往往选择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被伤害是受害者刺激了侵害者，这种逻辑是错的。

这种逻辑，是在为施害者开脱，是在给受害者施压，这种对受害者的污名化，是违法犯罪分子最喜闻乐见的事情。

正是这种污名化，使得受害者在反抗和追责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使得违法犯罪分子气焰嚣张。这种言论，无异于是加害者的帮凶。

中国涉医暴力猖獗的根源，是政府和警方对涉医暴力长期的，常规性的，普遍的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其实根子是在对警方渎职包庇行为缺乏问责机制前提下，某些警方出于个人私利的权衡和权衡。

医生是有编制有单位有身份的人，医院领导是有上级有组织的人，对于医务人员和医院领导，警方和政府有无数种方法逼他们妥协让步。医务人员不会撒泼，不会吵闹，不会上访，不会把自己孩子扔在派出所，不会让老头老太太去派出所哭闹，更不敢在事后报复警察。

而医闹呢？他们毫无底线毫无廉耻，他们可以聚众闹事，可以围堵政府，可以制造种种让警方头疼不已的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罔顾国法，罔顾公安部等九部委三令五申的严打医闹指示，在医院和医务人员受到伤害时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不作为，对医闹的违法犯罪行为装作视而不见，甚至逼迫医生和医院向医闹妥协，无疑是最符合警方私利的选择。

这一点，和公车色狼专找保守朴素懦弱怕事的女士下手，而不敢招惹那些暴露性感火辣张扬的女士是一个道理。柿子专拣软的捏嘛。

这种做法，换成官方的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

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这些做法最近有点不太好使了。尤其是医生自媒体里面有阿宝这样爱党爱国读书多又认死理儿的轴人，每次碰到医闹事件，就拿着国家法律、拿着党的政策、拿着九部委的指示，没完没了公开质问不作为的警察，令某些警察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在法律外的手段无效之后，部分警察甚至气急败坏把拿着国家法律党的政策九部委指示来说事儿的阿宝打成反党反政府的公知，叫嚣着要对阿宝采取法律手段。

警方面对涉医暴力的不作为，是一种毫无疑问的违法渎职行为。但是，就像水浒的贼寇打家劫舍都要举着个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旗号一样，某些警察一定要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理由。

于是，医务人员作为医闹的受害者，被长期的污名化。

污名化医闹受害者的方式，就是把医闹的责任推给医生和医院，就像把性骚扰的责任推给受害女性一样。

在葫芦岛医闹事件后，面对阿宝的质问，一些警方自媒体公然宣称：不让好好的一个人进去医院就天人永隔，家属能闹吗？

而最近几天，一位号称国家正能量的警官更是连续发了数条微博，极尽对医疗行业的诋毁之能事，我们看看他的言论：

“医疗系统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问题的解决，而仅仅在推卸责任上下大功夫。”

 “当纠纷无法解决时，矛盾恶化演变成医闹比比皆是。”

“血淋淋的现实让他们疯狂，血淋淋的现实也会让他们清醒。”

把这几段话分开看或许没什么，联系起来看，我们却 不难捋清楚这位警官的---我相信也是大量基层警察甚至警方高层的---逻辑：医闹是因为纠纷得不到解决，而纠纷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医疗系统推卸责任。要想解决问题，只有让“血淋淋的现实“让医疗行业清醒。

这位警官同时以转发的方式对以下观点表示认同：医疗纠纷屡屡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独立第三方仲裁机构。

以上种种，就和：遭受性骚扰和性侵是因为你自己不自重“一样，属于彻头彻尾的谬论！

中国早已经建立起了规范完备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患者目前解决医疗纠纷有三个渠道：与医院直接协商；由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向法院直接起诉。

目前为止，最常用的渠道是由调解委员会调解，2105年中国调解医疗纠纷7.1万起，调解成功率85%，成功化解了60%的医疗纠纷。其余的部分，与医院直接协商解决和司法途径解决各占一半。

换句话说，中国的绝大部分患者，都是理性守法的，也都通过正常渠道为自己讨回了公道。而选择做医闹的，只是其中极少极少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调解渠道还是其他渠道，往往都会最大限度的保护患者利益。很多的调解结果，是在医院根本无责的情况下，以“人道援助“的方式解决的。

那么，这些选择做医闹的，有几个是在上述渠道走不通，或者走完之后自认没有得到公道的前提下才闹的？

没有！几乎所有的医闹事件，医闹方都是拒绝走任何正常途径，而是直接选择以暴力谋求巨额赔偿。

你走都不肯走，凭什么说渠道不通畅？

所谓的渠道不通畅，无非是违法犯罪分子强词夺理的狡辩罢了，无非是打家劫舍的强盗高举的替天行道的大旗罢了。难道我们的部分警察，竟然已经堕落到和违法犯罪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了吗？

有些人说，中国医患纠纷没有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其理由是：医疗事故鉴定是同行给同行鉴定，医生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我就纳了闷了：全世界所有的专业技术问题，有哪一个不是由同专业的专家来鉴定？难道我们应该让木匠来鉴定医疗事故，让飞机设计师来鉴定家具质量，让医生来鉴定飞行事故？

或者，我们让医生负责去抓渎职的警察？让警察来给患者看病？

只要同行就是一伙的？中国几百万医务人员全是一伙的？面对同行的医疗过失医生不会同行相轻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秉公办理，而是必定会互相包庇？

那为什么警察犯了罪要让警察去抓？不怕他们是一伙的？

中国的医疗鉴定专家，都是精挑细选的没有不良记录的高级专业人员，都是随机抽取，专家不得与被鉴定者有利益牵连，家属可以要求自己认为不合适的专家回避，专家要回答家属的提问质疑，要签字画押对自己的鉴定结果负终身的法律责任。

这怎么就不独立了？怎么就不公正了？

是同一专业就必定不公正， 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是如何被重复一万遍成为广为接受的真理的？

从南平医闹到缝肛门再到湘潭产妇裸死门，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这些年著名的恶性医闹事件；几乎没有一起恶性医闹事件，是当事医院有严重过失的。从王浩到陈仲伟再到李保华，我们回顾一下中国这些年恶性杀医事件，没有一起事件，是当事医生有严重过失的。

医闹一点都不傻，医闹精明的很。

与某些人宣扬的恰恰相反，那些真正确信自己占理的患者，是基本不会采取非法暴力措施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无需付出巨额代价聘请医闹并违背法纪。那些选择以医闹方式来勒索巨额赔偿的，恰恰是经过评估后自己清楚自己不占理，清楚通过合法方式无非满足自己贪欲的人。

他们口口声声的“俺们是农民，什么都不懂，俺们就要个说法“。其实，那无非是用愚昧掩饰自己的恶毒与狡诈，用无知粉饰自己的贪婪和无耻。

还有人说，正规途径时间长代价高，老百姓负担不起成本。

医疗纠纷的三种解决渠道中，有快有慢。对于那些争议不大的纠纷，不难解决。而对于双方争议巨大，无法取得共识，需要走法律途径的医疗纠纷，涉及的问题往往极度复杂且高度专业，同时又关系到患者的切身利益，当事医生的职业前途，以及医生的声誉。其鉴定和解决，自然是需要极其慎重仔细的，也注定是需要时间的。

就在前两年，一位大陆产妇在香港产子，因为医院过错成立植物人，家属经过前后五年的官司终于赢得巨额赔偿。事情传到内地，各大媒体对香港法律制度一片赞美之声，却无一人去质问为什么时间这么长代价这么高。

 然而在大陆，我们媒体和医闹眼中：

只要医院不在第一时间承认自己草菅人命，就是漠视家属。

只要医院说自己没有过错，就是恶意推卸责任。

只要院领导不出面与胡搅蛮缠的家属没完没了的纠缠，就是不负责任。

只要医院拒绝高额赔偿，就是没有人性。

只要医院建议家属走法律渠道，就是恶意拖延。

他们口口声声要说法，但不接受任何不利于自己要钱的说法。他们口口声声没有法律，却坚决不肯去走正规的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在他们眼中，法律的代价太高了，因为可能会输。法律的成本太高了，因为自己可能捞不到钱。

即使不输，即使拿到钱，时间也太长了。有哪种合法生意，能比暴力抢劫来钱快？有哪种合法渠道，能有围堵打砸医院辱骂殴打医务人员敲诈勒索来的快？

反正没人会管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