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波士顿咨询 来源：沃顿商业
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处于较好的阶段，大致分歧的世界观影响着制造企业的投资和采购决策。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被看作低成本地区，而美国、西欧和日本则被看作高成本地区。但这种世界观现在似乎已经过时了。
工资、生产率、能源成本、货币价值和其他因素年复一年地的细微变化悄悄地但也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图谱。新图谱包含了低成本经济体、高成本经济体和大量处于两者之间的经济体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相对成本的变化令人吃惊。十年前谁会想到巴西现在成为制造业成本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或者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会低于中国？虽然伦敦仍然是全球生活和旅游价格水平最高的地方，但英国已经成为西欧制造业成本最低的经济体。俄罗斯和东欧的制造业成本则上升到与美国几乎等同的水平（见下图）。
为了了解全球制造业的经济转移，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全球前25位领先出口经济体作了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析：制造业工资、劳动力生产率、能源成本和汇率。这前25位出口经济体占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90%。
新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显示这些经济体的制造业相对成本发生了变化，这促使很多企业重新思考过去几十年对采购战略的假设以及未来发展生产能力的地点选择。为了辨别和比较相对成本的变化，我们分析了2004年和2014年的数据。这项评估是我们持续研究全球制造经济转移的系列成果之一。
在制定指数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成本竞争力在多个经济体有所提高，而另一些经济体则相对下降。通过这个指数，我们发现了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变化的四种显著模式（见下图）。
它们包括：
面临压力：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的几个经济体由于多项因素结合，自2004年来面临着成本优势大幅减弱的压力。例如：据估计，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减弱到5%以下；巴西的制造业成本高于西欧；波兰、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的成本竞争力也相对减弱，目前它们的制造业成本水平与美国相当，仅仅比英国和西班牙低几个百分点。
继续削弱：几个过去十年制造业成本就相对高的经济体竞争力继续削弱，它们的制造业成本高于美国16%-30%。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低增长和能源成本提高。竞争力继续削弱的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
保持稳定：从2004年到2014年，很多经济体相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保持稳定。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虽然工资大幅增长，但生产率快速提高和货币贬值对成本起到抑制作用。相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动态平衡，所有我们分析的成本驱动因素在荷兰和英国都保持相对没有太大变化。这四个经济体的成本竞争力使它们未来可能成为所在地区的制造业领先者。
全球新星：相比其他全球前25位出口经济体，墨西哥和美国的制造业成本结构有更多的提升。由于工资增长率低、生产率持续提高、汇率稳定和拥有巨大的能源成本优势，这两个经济体现在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星。我们估计，目前墨西哥按单位成本计算的平均制造成本低于中国。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国中，除了中国和韩国，其他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都高于美国。
制造业相对成本的这些动态变化将促使企业重新评估它们的制造业选址，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发生巨大转移（见下图）。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可能更加分散在各个地区。因为全球各个地区都有相对低成本的制造业中心，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更多消费商品将在更接近本地的地方制造。鉴于上述这些趋势，政府领导者越来越意识到稳定发展的制造业对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够鼓励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明确自身优势和劣势，并且采取行动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成本竞争力的驱动力”图谱
从2004年到2014年，四个主要因素促使制造业竞争力发生巨大改变。这些因素使过去低成本和高成本地区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这四个要素包括：
工资：各个经济体中制造业工人的时薪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快速上涨的工资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很多主要出口经济体的竞争优势。虽然从2004年到2014年，所有全球前25位的出口国的制造业工资都出现上涨，但中国和俄罗斯的年均工资增长率达到10%-20%的情况已经持续超过10年，而其他经济体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仅为2%-3%。
汇率：货币价值的变化对一个经济体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是两方面的：要么更贵，要么更便宜。从2004年到2014年，货币价值的变化使印度卢比兑美元贬值26%，卢比兑人民币升值35%。
劳动生产率：单个制造业工人产出的增加即生产率的提高。从2004年到2014年，全球各个经济体生产率提高的情况呈现巨大差异，这解释了各个经济体总制造业成本的最显著变化。从2004年到2014年，墨西哥、印度和韩国等经济体的制造业生产率上升超过50%，而意大利和日本的制造业生产率则出现下滑。一些工资增长率低的经济体在更具生产率对工资作出调整后，单位劳动成本就没有明显优势了。
能源成本：自2004年来，由于页岩天然气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北美天然气的价格已经下降了25%-35%。相比之下，波兰、俄罗斯、韩国和泰国等经济体的天然气价格上升了100%-200%。这对使用天然气作为生产进料的化工产业产生巨大影响。类似地，澳大利亚、巴西和西班牙等制造业经济体的工业用电价格也大幅上升。因此，北美以外很多经济体的整体能源成本都比2004年上升了50%-200%。这明显地改变了各国依赖能源的产业的竞争力。
为了比较从2004年到2014年全球前25位工业制成品出口经济体在这四个方面的成本变化，我们把美国作为基准，然后把四个方面的得分加起来得出各个经济体相对美国的整体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得分，美国的分值定为100。如果一个经济体在我们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中得分达到110，那么它的平均制造成本就比美国高10%。
当然，工资增长率、生产率、汇率和能源成本以外的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供应链地点选择的决策。物流成本、经商容易程度和是否存在腐败等次要因素也会影响某个地点对制造业的吸引力。
我们在研究中已经发现，在很多直接生产成本很有吸引力的经济体中，上述次要因素存在的缺点阻碍了制造业的增长（见下图）。这些次要因素与本地情况密切相关，甚至在同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地区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们的成本指数模型并没有计算这些因素。但明智的制造企业在决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四条不同的路径
汇率以及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在过去十年的波动变化使全球前25位出口经济体的相对制造业成本结构发生惊人的变化。曾经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的制造业竞争力现在真正变得全球化了。全球各国的成本竞争力排名也经历了大幅调整。
随着我们对这些宏观经济趋势的研究逐渐深入，我们发现：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中的大部分经济体发生的成本转移呈现四种常见模式：面临压力、继续削弱、保持稳定、全球新星。
过去被认为是低制造业成本的经济体包括：巴西、中国、捷克共和国、波兰和俄罗斯，它们的竞争优势从2004年到2014年大幅减弱。现在，其中几个经济体的平均制造成本估计比美国还高。巴西的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2004年巴西的平均成本低于美国大约3%，到2014年估计高于美国23%；2004年波兰和俄罗斯的平均成本估计分别比美国低6%和13%，现在它们的平均成本都大致与美国持平；2004年捷克共和国的平均成本低于美国大约3%，现在估计高于美国7%；同期中国相比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估计从14%下降到4%。
促使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各不相同。飞涨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力。例如：十年前，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在中国大约是4.35美元每小时，在俄罗斯是6.76美元每小时，相比之下美国是17.54美元每小时。在十年间，中国和俄罗斯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翻了三倍，中国达到12.47美元每小时，俄罗斯达到21.90美元每小时，而美国仅上升了27%达到22.32美元每小时。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和俄罗斯工业用电的成本估计分别上升66%和132%，而天然气成本则分别猛增138%和202%（见下图）。
表面上看，俄罗斯能源成本优势减弱令人费解。俄罗斯是天然气和石油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国内制造企业的天然气成本比美国低30%，但俄罗斯天然气价格相比美国急剧上升。究竟什么原因？原来是美国页岩天然气产量的大幅增加导致美国天然气价格急剧下降，而俄罗斯仍然依赖传统天然气，从而导致天然气成本上升。因此，即使俄罗斯制造企业仍然享受全球最低的天然气成本，但相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大幅减弱。另外，俄罗斯的制造业竞争力被一些成本指数中不计算的次要因素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各项国际指数的全球排名中较为落后，“经商容易程度”排名第92，物流效率排名第95，廉洁指数排名第127。
巴西各个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巴西被看作主要新兴市场，但即使在十年前如果根据生产率进行调整后，巴西制造业成本相比美国的优势并不大。现在情况更糟糕，从2004年到2014年巴西相比美国制造业成本上升26%，其中四分之三的上升是由巴西的高工资和生产率低增长导致的。
巴西工厂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年增加不止一倍。收入提高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典型标志。这十年的经济稳定增长使数百万巴西家庭从贫困人口迈入中产阶级。但巴西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抵消工资提高对制造业成本的影响。事实上，从2004年到2014年，巴西的总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1%，在我们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的25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9。
波士顿咨询公司之前的研究表明巴西工资的高增长和生产率的低增长是巴西人才短缺、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和体制复杂而低效的主要原因。工业用电成本翻倍和天然气成本接近60%的增长也削弱了巴西的成本竞争力。由于上述因素，在我们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中，巴西与意大利和比利时并列“最不具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经济体”第四位，排名在澳大利亚、瑞士和法国前面。
十年前，波兰是欧洲最具成本竞争力的经济体，现在它相比周边经济体仍然有优势。例如：波兰的制造业成本相比德国低20%，不过比起2004年的比例23%优势有所减少。另外，由于高能源成本和工资上涨，波兰失去了相对全球某些最强大竞争对手的优势。波兰的生产率从2004年到2014年适度增长了大约38%，但由此产生的优势被货币增值抵消了。
十年前，大部分西欧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相对较高。如今，西欧某些经济体的成本竞争力更不如前。比利时相对美国的平均制造成本上升了7%，瑞典8%，法国、意大利和瑞士10%，澳大利亚21%（见下图）。
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包括：能源成本上升、货币升值、生产率增长乏力。2004年以来，上述六个西欧经济体的电力成本平均上升了59%，天然气成本上升了94%。这些经济体的平均工资涨幅高于美国大约10%，而生产率增长低于美国大约10%。例如，澳大利亚的平均工资从2004年到2014年上涨了48%，而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见“澳大利亚：进一步失去竞争力”）
亚洲对煤、铁、矿石和天然气的需求在过去十年呈爆炸式增长，这极大地促进了自然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数以千亿计的澳元涌向采矿、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并且创造了数以千计的高薪工作，使澳大利亚在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仍然保持活跃的发展势头。伴随着澳大利亚资源产业繁荣的却是制造业的衰退。澳大利亚的汽车产业遭受的打击特别严重。2004年，澳大利亚汽车产量接近40万辆，总产值约为90亿美元。到2012年，澳大利亚汽车产量减少将近一半。最严峻的挑战还在后头，澳洲福特计划在2016年关闭其发动机和汽车工厂；日本丰田汽车和美国通用汽车也宣布了将在2017年关闭它们在澳大利亚霍顿汽车公司的子公司的工厂。结果将是这些工厂（从广义上看就是澳大利亚的汽车产业）将裁员数千人。虽然澳大利亚的汽车装配线规模相对较小，并且零件工厂很难与国外更大型、更高效的工厂相提并论，但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都声称关闭工厂的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的高生产成本和强势的澳元。我们的研究证实了澳大利亚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急剧恶化。澳大利亚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的25个经济体中表现最差，自2004年以来澳大利亚相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下降了21%，其平均直接生产成本超过了德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事实上，澳大利亚在我们指数涵盖的每个方面（工资、生产率、能源和货币汇率）的竞争力都在进一步减弱。澳大利亚丰富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导致工资上涨和澳元增值以及资本外流，从而最终导致制造业成本竞争力下降。过去十年，澳大利亚制造业工资上涨了48%，商品出口使资金流入，这些都导致了澳元对美元增长21%。同时，绝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下降1%。澳大利亚制造业生产率自2004年以来增长乏力，部分原因是资本投资减少。从2004年到2012年，澳大利亚在冶炼产业的驱动下，年均总实际投资增加超过60%，达到4300亿美元。但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投资却减少6%，仅为204亿美元。澳大利亚制造业成本竞争力下降的另一因素是制造业生产率的低增长，而且这方面的情况在过去五年更加严峻。其他导致生产率低增长的原因包括：缺乏灵活性的劳动法规；技能人才计划和劳动力生产率计划得不到足够投资。如果澳大利亚其他产业保持高增长，那么制造业的不景气也许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随着资源和基础设施产业的增长放缓，制造业作为多样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价值日益显现。好消息是过去几年澳大利亚的其他产业（如：自然资源产业）增长势头强劲。另外，澳大利亚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澳大利亚另一鼓舞人心的现象是，尽管纺织、服装和电路板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制造转移到国外，但精密医学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需要创新和先进技能的高价值产品的制造规模在扩大。澳大利亚在高价值产品制造方面有一定实力，因此也有较多机会。然而，澳大利亚要发挥作为高价值产品制造国的潜力，就必须提高成本竞争力。这需要企业和政府承诺大力投资澳大利亚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的技术、技能培养、生产率提升计划和资本设备。
为了说明这些进一步失去竞争力的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有多乏力，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比较：从2004年到2014年，韩国单个制造业工人的平均产量增加56%，同一时期意大利单个制造业工人的平均产量减少6%。意大利的情况与其邻国奥地利也形成鲜明对比，奥地利单个制造业工人的平均产量自2004年以来增加了大约24%。尽管奥地利是我们竞争力指数的25个经济体中平均工资第六高的经济体，它的相对成本竞争力在过去十年却没有大幅下降，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工资的上涨。
在大部分竞争力继续削弱的经济体中，灵活性较低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造成根据生产率调整后劳动力成本很高的原因。法国是另一个在生产率增长方面落后的经济体，从2004年到2014年，法国单个工人平均产量比美国低14%。部分原因是法国在我们指数包括的25个主要出口经济体中劳动法规是最严苛的，例如：法定工作日平均每天工作不超过7小时，雇主必须为工人提供30天的带薪年假，严禁夜班。
我们指数包括的25个出口国中有4个经济体（既有发展中经济体也有发达经济体）从2004年到2014年在全球能源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保持了稳定的成本竞争力。它们分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荷兰和英国。其中每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整体成本高于或低于美国不超过2%。
这四个经济体的成本竞争力相比所在地区其他经济体有大幅提高。相比我们指数中另外10个欧洲经济体以及俄罗斯，英国和荷兰的直接生产生产成本结构有明显提升。同样，相比我们指数中另外5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成本竞争力也有提高。因此，我们把英国、荷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评为“地区新星”。
英国成为了西欧制造业成本最低的经济体，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根据我们的指数，英国相比比利时的竞争力提高大约5%，相比波兰6%，相比法国8%，相比瑞士9%。英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它在经济环境转变时能够更容易调整劳动力数量，这是英国的主要竞争优势（见《英国：地区新星》）。因此，英国也许是投资的好地方。
2008年6月，当印度塔塔汽车公司以23亿美元从福特汽车收购捷豹路虎时，很多人担心英国辉煌工业历史上另一标志会转移到亚洲，并且伴随转移的还有数千份高薪的工作。但随后捷豹路虎在英国的三个生产基地的情况快速好转。现在，捷豹路虎大力投资扩大生产，它在英国伍尔弗汉普顿（Wolerhampton）在建一家最先进的、投资8.4亿美元的新工厂。捷豹路虎将在3月为该工厂首批1400个职位招聘人才。该工厂将用于生产高技术、低排放的新型发动机。捷豹路虎称将在2015年前在英国索利哈尔（Solihull）的工厂新增1700个职位，该工厂生产采用新型先进铝结构的捷豹XE高级轿车。其他全球汽车制造企业也利用英国作为西欧制造业成本最低的经济体的优势。据《金融时报》称，自2010年来多家汽车公司宣布在英国的投资达到100亿英镑（约合168亿美元），其中包括日产汽车、本田汽车和宝马集团的MINI系列汽车的扩产。英国汽车产量自2009年以来增长了大约50%。《金融时报》预测到2017年英国的汽车产量将再增长三分之一，达到200万辆。在英国制造的汽车超过80%出口，其中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其他经济体。由于英国过去十年工资的适度上涨基本上被生产率的提高抵消，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英国的直接生产成本结构相对其他领先西欧制造业出口国10%的提升。英国相比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东欧经济体以及中国等亚洲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也有所提升。因此，从玩具火车到时装的各类制造企业都重新把生产工厂迁回英国。英国制造业咨询服务公司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英国中小制造企业有11%称过去12个月已经把国外的生产工厂迁回英国，有22%称将把工作转移到国外。英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力成本。英国的企业税率是欧洲最低的，并且从现在的28%降低到2015年前的20%，接近美国一半的水平。英国米德兰兹郡和牛津郡的汽车产业、英国布里斯托尔的航空产业、英国东伦敦和沃里克郡的高科技制造业形成了包括工程和零件供应商在内的英国强大的先进制造业生态系统。但英国真正具有显著优势的方面是劳动力的灵活性。加拿大政策研究机构菲莎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给英国劳动力市场整体监管的评分是西欧和东欧所有经济体中最高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使在英国的制造企业比其他欧洲经济体能够更快速地调整结构。当投资周期恢复增长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还更能够吸引企业到英国建立工厂和创造就业。
从2004年到2014年，荷兰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相比美国有所下降。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荷兰的制造业工资年均增长率仅约为1.7%，而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约为2%。荷兰工业用的天然气和电力成本低于大部分欧洲邻国10%-30%。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成本构成变化更大，某些方面的成本上升，而另一些方面下降。虽然这两个经济体在过去十年平均制造业工资上涨不止一倍，但生产率的提高和货币贬值抵消了工资的上涨。从2004年到2014年，印度卢比兑美元贬值26%，而印度尼西亚卢比兑美国贬值20%。两国的能源成本也有相对增长，从2004年到2014年，印度天然气价格年均上涨6.5%，而印度尼西亚天然气价格年均上涨5.2%，增幅都远低于领先的亚洲制造业经济体。
如果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能够改善不利于它们的竞争力的方面，那么它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来打发增加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虽然印度尼西亚在全球前25位出口国中直接生产成本最低，但在物流效率方面排名全球第59位，廉洁指数排名第114位，经商容易程度排名落后到第120位。另外，印度尼西亚需要完善本地供应链，以减少对进口材料、零件和机器的依赖。印度的低成本优势也被次要因素的落后排名抵消，物流效率排名第46，廉洁指数排名第94，经商容易程度排名第134。（见《印度：保持稳定》）
如果说有一个产业从印度低成本优势不断提高中获益最大，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棉纺织和服装产业。印度是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国，而且劳动力数量庞大并处于增长中。另外，印度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增长，这就使印度对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接近30%的服装产业极具吸引力。相比之下，中国沿海省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翻了三倍。但印度的服装产业仅占全球服装贸易的3%，而且在印度也没有出现大量建设棉纺织或服装工厂的情况。相反，印度棉花和纱线仍然运往中国，然后在位于中国、孟加拉、柬埔寨和越南的工厂中织成布料再制成服装。其中的原因说明印度仍然需要克服某些困难才能充分把低成本优势转变为制造业投资和各个产业出口的增加。从直接生产成本来看，我们的指数显示从2004年到2014年印度相对美国的竞争力保持稳定。在亚洲范围内，印度有潜力成为地区新星。生产率快速增长和货币贬值抵消了印度平均制造业工资的增长。印度自2004年以来电力和天然气成本提高的幅度小于其他主要的亚洲出口经济体。但直接生产成本以外的次要因素带来了其他风险和隐性成本，从而削弱了印度的竞争力。印度海港效率低下，延长了货运时间。在印度通常需要6个月才能完成建立一家新工厂所需的监管手续。印度的劳动法规使企业在淡季管理劳动力难度大并且成本高，这打消了企业在印度建立大规模、高成本效率的工厂的积极性。虽然政府确定的电费较低，但事实上很多印度制造企业必须支付比其他亚洲经济体多得多的电力成本，因为印度常年电力紧缺，很多工厂必须自备高成本的柴油发电机。当然印度制造业也有乐观的方面。印度正在建设货柜码头和高速公路，电力交易量的增加降低了某些产业的电力成本。另外，印度正在建设经济特区，加快监管手续审批速度并帮助企业管理人力资源。印度政府作出更大努力提高印度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地位。但印度要把低成本优势转化为资本，首先要对劳动力、能源和投资法规进行改革。如果新任印度政府能够完成这些改革，那么印度就很可能成为亚洲下一个制造业新星。
美国和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竞争力在过去十年相比我们指数中的其他所有经济体有大幅提高。这两个经济体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工资以及货币汇率保持稳定或者相对其他经济体竞争力有所提高。这两个经济体的能源成本非常有竞争力（见下图）。
墨西哥重新成为领先的低制造业成本经济体。自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后，墨西哥的制造业投资和对美国的出口猛增。但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墨西哥的很多工厂都转移到中国。但现在这些工厂又开始重新回到墨西哥。
影响墨西哥制造业成本的最大因素是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2000年，墨西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倍。但自2004年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几乎翻了5倍，而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仅上涨了67%，如果根据墨西哥对美元汇率折算后仅上涨50%。虽然的生产率增长率较高，但墨西哥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平均劳动力成本目前估计比中国第13%。另外，墨西哥的电力和天然气成本也很有竞争力，因此墨西哥的总制造业成本估计比中国低5%，比美国低9%，比波兰低10%。比韩国低11%，比巴西低了整整25%（见《墨西哥：全球新星》）。
墨西哥：全球新星
十几年前，墨西哥的制造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世纪80、90年代，美墨边境的工业区建立起数以千计的联营工厂（maquiladora，位于墨西哥境内，属于美国公司）。随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改变了全球制造经济。从服装到汽车，制造所有一切的美墨联营工厂的投资和就业都蜂拥般转移到工人数量众多并且工资极低的中国。
现在，这个局面似乎要逆转过来了。甚至在一些中国占据垄断地位的产业，墨西哥工厂的外商投资也重新呈现增长势头。例如，从2006年到2013年，墨西哥的电子产品出口额增加不止两倍，达到780亿美元。夏普、索尼和三星等亚洲企业占据墨西哥电子产品制造业投资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这个比例仅为大约8%。
墨西哥咨询公司IQOM指出，事实上，中国电子产品制造产业的最大投资者、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巨头富士康技术集团公司是墨西哥第二大出口企业，仅次于通用汽车。富士康公司称墨西哥奇瓦瓦州圣赫罗尼莫的富士康工厂拥有5500名工人，每天出口800万个人电脑，目前工厂正处于大规模扩张中。
促使墨西哥制造业复苏的是成本竞争力变化。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显示，十年前中国的平均直接生产成本比墨西哥低6%，而现在墨西哥则估计比中国低4%。其实墨西哥制造业成本构成在我们指数全部25个经济体中提升幅度最大。
主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猛增并且生产率无法抵消由此带来的影响。而墨西哥从2004年到2014年平均制造业工资的增长有67%被生产率的提高抵消，另外11%被墨西哥比索兑美元的贬值抵消。墨西哥还得益于美国页岩天然气开发导致的天然气价格下降，自2004年来，墨西哥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下降37%，使墨西哥相对其他大部分出口经济体具有能源成本的优势。
除了成本以外，还有几个因素也有利于墨西哥。墨西哥与44个经济体（比任何其他经济体都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这使得墨西哥商品能够免关税进入美国。
墨西哥人职业道德很强。相比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他任何他经济体的人民，墨西哥人的年均工作时间都更多，并且劳工冲突较少。大部分墨西哥制造企业都懂得如何通过减少滥用药物导致的暴力行为，从而消除安全风险，不过它们仍然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墨西哥在交通运输设备、家用电器和计算机硬件等很多工业产业中正经历快速增长。全球顶尖汽车零件制造企业中有89家在墨西哥设有工厂，有70家在墨西哥设有装配线或生产相关组件。
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纳·涅托（Enrique Pena Nieto）可能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完善投资环境和降低能源成本来进一步提高墨西哥的竞争力。例如，墨西哥能源产业向私营开发者开放页岩天然气和海上石油的开发权的做法将提高墨西哥能源成本竞争力。这一做法可能加强墨西哥作为全球制造业新星的地位。
从2004年到2014年，美国与其他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之间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大幅扩大。目前，美国的平均制造成本估计比英国低9%，比日本低11%，比德国低21%，比法国低24%。在较大的发达出口经济体中，只有韩国的平均制造成本与美国接近，韩国的平均制造成本仅高于美国2%。事实上，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在之前的研究中讨论到，美国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制造业成本最低的经济体。同时，美国实现制造业成本大致与东欧经济体持平。美国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也在快速缩小，如果这一趋势持续10年，那么这个差距将会在十年内消失。
劳动力是美国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美国是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是最灵活的。在全球前25位制造业出口国中，美国在“劳动力监管”方面排名最前，工人生产率也最高。美国生产的很多产品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的劳动力成本估计比西欧和日本低20%-54%。
美国获得巨大的能源成本优势是最近的事情。虽然全球工业用天然气价格都在提高，但自2005年以来由于美国正式开始重新开采地下页岩天然气资源，美国的天然气成本却下降50%。目前，中国、法国和德国的天然气成本对于美国不止3倍，日本的天然气成本甚至接近美国的4倍。由于页岩天然气还是化工产业等产业的重要进料，因此低成本的页岩天然气还有助于使美国的电价低于大部分其他主要出口国。这对钢铁和玻璃等能源密集新产业来讲就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天然气成本仅占美国平均制造成本的2%，而电力成本仅占1%。但在大部分其他主要出口国中，天然气成本占平均制造成本5%-8%，而电力成本占2%-5%。
由于美国天然气储量广泛分布，价格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保持在每1000一立方英尺4-5美元以内。另外，由于还需要一段时间其他经济体才掌握开采页岩天然气的能力或者美国才出口国内的页岩天然气，所以至少在未来5-10年北美仍然占据主要成本优势。
也有几个领先的制造业出口经济体不属于上述四种模式，因为它们的成本结构的变化没有呈现上述明显模式（见下图）。虽然德国和日本相对英国、美国和荷兰的优势也有所减弱，但德国和日本相对中国、巴西和很多欧洲经济体则保持了优势或者优势增强。另外，韩国和台湾相对美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成本竞争力减弱，但这两个经济体在中国、俄罗斯、泰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新兴市场占据重要份额，并且相对巴西、澳大利亚和法国的优势大幅增强。虽然自2004年以来，加拿大相对美国的成本竞争力减弱11%，但加拿大的优势并没有继续削弱，因为它也得益于天然气成本的下降。
适应快速变化的成本竞争力
过去的世界观把世界分成高成本制造业地区和低成本制造业地区，这个观点在过去三四十年对企业来讲是适用的。但正如上述我们通过波士顿咨询公司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观察到情况，企业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十年前，很少人预测到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同时发生的工资和能源成本持续而又巨大的改变。但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中，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化将持续下去并且各个经济体的相对成本竞争力将出于动态变化中。无论是企业还是政策制定者都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竞争优势。
成本竞争力落后的经济体需要马上采取行动避免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而那些领先的经济体也不可以固步自封。
成本竞争力的变化对全球运营的制造企业有深刻启发。这些启发包括：
提高生产率。由于过去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巨大工资差距在缩小，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成为获得全球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企业应该重新评估提高自动化和其他可以大幅提高生产率的措施对成本带来的好处。
思考整体成本。虽然劳动力成本和能源成本等直接生产成本仍极大地影响制造业的选址决策，但充分考虑其他因素也非常重要。例如，物流、企业效率的障碍以及管理越来越长的全球供应链的隐形成本和风险都可能抵消劳动力成本和汇率方面的优势。考虑缩短供应链的隐性成本优势也很重要，例如：进入市场速度更快、灵活性更高和根据特定市场定制产品的能力更强。
考虑更广泛供应链的意义。虽然目前某些经济体直接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但企业还必须考虑零件和材料的需求。也许企业现在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本地供应商。但在某些情况下，价值链断裂可能导致物流成本提高或者额外的关税或其他成本。企业要从端到端供应链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形成网络的决策，从而避免意外风险。
完善商业环境。企业应该与业务所在经济体的相关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保持沟通，说服它们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并采取发展基础设施和减少腐败等措施提高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
重新评估企业商业模式。想用同样的工艺和原材料就“面面俱到”的模式肯定不是最佳的选择，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本地生产的优势，考虑对产品或商业模式进行调整以更好地满足本地需求。例如，使用本地供应的不同材料或者在资本设备成本低于劳动力成本时利用机器人和3D打印等制造技术更为合理。相比在其他地方使用同样的材料和工艺，作出类似的改变将使企业更好地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
调整全球网络。企业是时候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生产运营和采购网络，并使它们与全球制造经济转移相适应。明确全球各个地区目前和未来的产品需求，在全球选择最佳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
对很多企业来讲，全球制造经济转移要求它们用新思维洞察世界，而不是把世界仅仅划分为低成本和高成本两个方面。制造业投资和采购的决策应该更多地根据对各个地区竞争力的最新的、准确的理解。
那些用过时的成本竞争力理念发展生产能力的企业，那些无法把长期趋势运用到自身场景中的企业，很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处于劣势；而那些根据全球制造经济转移调整业务的企业，那些灵活应对经济转移的企业，则很可能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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