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宗羲《思旧录》与钱穆的《师友杂忆》,你会感叹师友之间在精神上及学问上的相互支持,对于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我承认,且有切身体会。但我更愿意将时人挂在嘴上的“名师出高徒”倒转过来,强调“高徒”对于“名师”的意义。
大约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谈论如何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讲题是《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初刊《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
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
。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如果有共同的学术方向或精神追求,那就更好了,更值得大力发掘与表彰。”这里选择证据确凿的个案,很容易展开论述;若拉开距离,泛论学生对于老师的意义,“高徒出名师”这一说法,大致也能成立。
世俗的想法是,弟子们为了某种现实利益,刻意拔高、胡乱吹捧自己的老师,甚至拉帮结派,以谋求师门的最大利益。可我说的是另一种情况——凡开疆辟土者,因精力与寿命所限,只能着力于“发凡起例”,已经完成的部分,大都只是“半成品”。这个时候,
有无得力且才华横溢的弟子接棒,是其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
。“高徒”使“名师”的学术思路得以拓展,学术精神得以延续,学术业绩得以发扬光大。在这个意义上,善于培养(及门弟子)及感召(私淑弟子),是大师得以诞生的另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