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大师几乎成了新世纪中国教育的心病；这又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谈恋爱有分手大师，失恋了有专喂鸡汤的人生大师，连去个新东方蓝翔也能搞到挖掘机大师或者烹饪大师的头衔。今天推送陈平原老师2014年发表的文章，谈谈 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本文摘自作者于2014年10月24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依然给获赞最多的留言者送出本期推书。

“大师”如何诞生

今日中国，只要你逛一趟街或开两次会，就能灌进一耳朵的“ 大师长大师短 ”。这边厢刚见识过几位史学大师、物理学大师、指挥大师，那边厢又来了好些烹饪大师、风水大师、催眠大师；而任何一位穿上袈裟的，也都可能被称为“大师”。至于在各种展厅晃动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招贴，更是师出有名——先由轻工业部负责，后有发改委接盘，如今则改为行业协会主持。若你过于天真，想“正本清源”，那是做不到的；因“大师”这概念没有专利，且内涵与外延很模糊，谁都能用，说不上“侵权”。

你若问我何为“大师”，我先请教评价的范围及尺度。不说滥竽充数的，也不提拉大旗当虎皮的，更不屑于分辨那些花大价钱买来的，就算都是个“人物”，也还有个等级问题。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T. S. Eliot）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曾将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永久地为全人类所欣赏的作品，称为 绝对的经典 ；而将那些在特定时代、特定国度受激赏的好作品，称为 相对的经典 。套用这个说法，今人眼中的“大师”，也可以有绝对与相对之分。

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与“六亿神州尽舜尧”之间，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敞、适合于从容地展开论述的空间。拒绝物廉价美的颂词，也不喜欢高不可攀的神坛，我倾向于阅读、阐释、追摹那些离我们比较近的“相对的大师”。具体尺度，接近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先生（1936-2012）担任学术顾问的系列电视片《大师》，即选择百年中国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引领风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作为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之所以选择“百年中国”的视野，那是因为，晚清以降，中国人在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接触、碰撞、竞争与融合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信心与道路。还有就是可操作性——谈论“大师”，标准不宜订得太高或太低。 订得太低，满街跑大师，一点神圣感都没有，消解了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订得太高，立说的只算孔孟，写诗的仅有李杜，则让许多原本奋发有为的青年才俊彻底绝望，那也不是好主意。 另外，还得考虑各学科的特殊性。即便是认真、笃实、开明的读书人，受各自学科文化的影响，也都有自己的偏见——坐下来讨论问题时，不仅隔行如隔山，且各有其自信与尊严。我在北大讲现代中国学术史，提及“百年中国”十多位文史方面的大家，某经济学家看了名单，很不屑地说：这算什么，没有一个哈耶克！因此，本文还得再加一个自我限制—— 所谈论的，仅限于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

陈平原老师

我相信， 真正的大师，不是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或传媒捧场就能制造出来的 。个人潜能——如才思敏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德才兼备等，并非本文讨论的对象；我想追问的是，在众所周知的“天赋才情”以及“废寝忘食”外，还有什么因素，促成了“大师”的诞生。思前想后，斟酌再三，终于逼出了以下三句话：第一， 时势造英雄 ；第二， 高徒出名师 ；第三， 伟大也要有人懂 。

翻阅人类文明史，时常感叹命运不公，造化弄人——有的时代天才或曰大师成批出现，竞相争奇斗艳，让你应接不暇；有的时代则平静、平淡、平庸得让后世的阅读者昏昏欲睡，所谓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都不过尔尔。念及此，倒吸了一口气，并开始盘算起自己生活的时代来。

北大红楼与五四运动纪念碑

几年前，我写过《“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光明日报》2010年5月4日），其中提及：“阅读北大校史资料时，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为什么？ 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 。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这里的“同学少年多好事”，引自俞平伯1979年所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此诗接下来的一句是：“一班刊物竞成三。”说的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同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持三种刊物——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这三个杂志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在现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当年参与其事者，日后大都有很好的发挥。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2010），这三届学生共79人，一眼就能认出的有1916级的 傅斯年、罗常培、许德珩、杨振声、俞平伯 ；1917级的 邓康（中夏）、罗庸、任乃讷（二北）、杨亮功、张煦、郑奠、郑天挺 ；1918级的 成平（舍我）、孙福源（伏园）等 。排列顺序是系友录给定的，别无深意；至于个别比较生疏的名字，括弧中注出了日后广为人知的字或号。

四年前，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需要梳理一下系史，当时我就感叹这三届“人才辈出”。事后仔细想想，认可老话所说的“时势造英雄”——不管从政还是治学，那都是一个“关键时刻”。思想潮流、历史机遇、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都直接指向了政治舞台的更换以及学术范式的革新。身处此临界点，改革障碍小，社会期待高，发展空间大，实在是再幸运不过的了。一代新人，就这么携着风雨雷电“闪亮”登场了。

有那个“时势”，不见得你就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将自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没那个“时势”，你再努力，也都很难有大作为。所谓“风云际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一代人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学术深度，有时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读黄宗羲《思旧录》与钱穆的《师友杂忆》，你会感叹师友之间在精神上及学问上的相互支持，对于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我承认，且有切身体会。但我更愿意将时人挂在嘴上的“名师出高徒”倒转过来，强调“高徒”对于“名师”的意义。

大约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谈论如何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讲题是《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初刊《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 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 。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导师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如果有共同的学术方向或精神追求，那就更好了，更值得大力发掘与表彰。”这里选择证据确凿的个案，很容易展开论述；若拉开距离，泛论学生对于老师的意义，“高徒出名师”这一说法，大致也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