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少女被同学奸杀案——保护未成年人渣还是受害者？

去年5月，16岁的姚静（化名）在学校教室内被人强奸并杀害。次日，其同学王某向警方投案，并被拘留和批准逮捕。从案发至今，姚静母亲停掉工作，她说一定要为女儿的死讨个说法。此案于4月19日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被告王某作为未成年人拒不认罪。

16岁女生遭同学强奸杀害，被告王某作为未成年人拒不认罪。

强奸并杀人，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未成年人干得出来的事，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了。像这样的未成年人渣不是用教育、感化所能够挽救得了的，只能以惩罚为主，教育为辅了，必要的时候，还是老办法回炉再造了，免得长大成人，祸害人间。

舆论又将《未成年保护法》推到了风口浪尖，谑之为《未成年人渣包庇法》。

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算是在实力背锅的。既然名为《未成年人保护法》，自然不像重惩罚的《刑法》，必然倾向于保护的，强调一下未成年人的权益。

不妨回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全文共七章七十二条，只有一条与未成年人犯罪有关，那就是著名的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只不过摆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

那么《未成年保护法》这一条，又在具体的《刑法》又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这就落在《刑法》第十七条的四款中的前三款：

第一款“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二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款“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该案对照《刑法》，据媒体披露的内容，王某已满十六周岁，符合第一款，负刑事责任是逃不掉的；即使王某不满十六周岁，已经触犯了故意杀人、强奸等性质恶劣的罪行，也要去套第二款的，即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现在，唯一对王某有利就是第三款了，对于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正因为如此，王某不可能免于刑罚的，但减轻惩罚却大概率的事。

种种迹象表明，王某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很有刑辩头脑了，心智早熟到令人吃惊。

17岁的王恒（化名）和其母亲的合影

在法庭上，王某拒不认罪：一是极力否认强奸，称被害人主动的，硬说成与被害人是“情侣关系”；二是声称担心被害人声张出去才起了杀心，是激情下犯罪，将故意杀人说成了“临时起意”。

王某如此狡辩，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试图冲淡其犯罪行为的恶劣性。众所周知，“临时起意”也是法官量刑时需要考虑的情节之一，主要用来区别于“预谋犯罪”的，因此，也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也就是说，王某一则想利用自身未成年的身份，二则利用被害人已死后死无对证的前提下，想叩开法律的漏洞，求得最低量刑。

由此可见，这个未成年人确实不一般。但事实上，王某恰恰存在严重的强奸嫌疑，从被害人臀部裤子处有大量血迹形成，处女膜新鲜撕裂，说明她还是个处女。王某的强奸行为才导致他进一步故意杀人的。如果王某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被害人的意愿，被害人由于是处女的身份，试图报警强奸的话，那么定性为强奸是铁板钉钉的事。这就可以解释王某要拿起被害人手机了逃窜了，原因就是担心被害人报警。

所以，王某说被害人是自愿的，那岂不是自愿被奸杀了？

从本质上说，王某杀人只因强奸有败露的风险才做出故意杀人勾当，这如同盗窃被发人现才杀人是一样的性质。当然，前者见色起杀心，后者是谋财害命，但性质无疑是一致的。

王某侵犯被害人的身体，又剥夺了被害人生命，已经是穷凶极恶，性质极为恶劣，其罪当诛了！

16岁姚静（化名）生前照片

现在是互联时代，因为信息传播迅速，像王某这样的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是在严重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自然是很容易引发群愤的，这也是民间相素的正义感的体现。

目前民间舆论焦虑的是，不仅仅因为王某的丧心病狂，更是因为由于他是未成年人身份，他很可能得不到法律的严惩，更何况，他还拒不认罪，试图最大限度地减轻自己的惩罚。

关注社会上各种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犯罪针对的对象往往也是往往是同龄人，或更为年幼的孩子。

但是，这种针对未成年的犯罪，往往是犯罪分子也因为是未成年人，故而受到了特殊保护法，而恰恰忽略掉了受害者的未成年人权益。正因为如此，人们不禁困惑起来：《未成年保护法》保护了故意杀人和强奸的未成年人王某，那么死掉的女孩子难道不是就未成年人了吗，试问有哪一部法律去保护她呢？这种牺牲被害人权益来保护未成年人渣，严重地悖立法的初衷和宗旨的。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并非铁板一块，要跟上时代和社会的供给了，破解社会转型中法律供给的“综合症”，就必须及时修正一些“BUG”（补丁）了。

谈及女儿，李女士泪流满面。

针对频发的未年成人的犯罪，我们必须打好这两个“补丁”：

一是明确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为了真正地贯彻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量刑标准就高不高低，顶格判刑。

若《未成年人保护法》真是本着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宗旨，与其保护那些“人人得而诛之”的未成年人渣，不如保护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未成年受害者。我们的法律就应该严惩那些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量刑标准必须“就高不就低”的，而且明显犯罪分子也不分成年和未成年的，一律严惩，顶格判决。

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渣的保护，而忽略掉了未成年受害者的保护，完全是违背《未成年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和初衷的。这一点如果没有及时得到纠正的话，那么法律就无法体现出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恶法，是促成一些未成年人不惜抱着侥幸心理去以身试法。

试问我们的法律连真正的未成年人都没法保护，还有脸谈什么未成年人保护？如果修正了这一条，更有利于现在日益严重的校园霸凌事件遏制的。

二是设立“未成年人例外”原则，明确规定一些性质极为恶劣的犯罪，不能援引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条。

对于一些比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轮奸等性质极端恶劣、危害社会安全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的法律是应该设立“未成年人例外”原则的。也就是说，明确哪几种犯罪，未成年人一旦触犯，是与成年人一视同仁的，没有什么“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么一说。设置好这个法律的红线，就是让任何犯罪分子都不得去触碰这条红线。这样做不仅是让法律坚挺起来，也是最大程度保护人的生命权的。

试问谁说故意杀人、强奸等恶性犯罪，是一个正常的未成年人能干出来的事？别说他还是个孩子，这样的孩子根本没必要长大成人的，留着也是祸害社会的，不如回炉再造。

这做法就如同古代规定“十恶不赦”一般，明确了之后，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贫富贵贱，一旦触犯法条，一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何整顿人心？就是从法律的层面来整顿的。

对于这些坏种，别说他还是个孩子，千万不要原谅他，打击就应该从苗头开始的，不给他们一点侥幸。

如果一条生命换不来法律的“严惩”，反而设置各种逃避制裁的条件，那么这个法律本身就是失败的。

对于王某这种未成年人渣的不认罪，不悔罪的行为，简直就是怙恶不悛了，笔者认为是要严惩不贷，罪加一等的。

【作者：贾也  作者公号：观鉴（meiriguan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