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首次出版是在美国,在西方世界红极一时,1985年由冯友兰的弟子涂又光先生翻译为中文版出版。
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可以影响大众一生的文化经典。它在世界各地有多种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借鉴中国传统智慧、启迪现实人生的入门书。
《中国哲学简史》并没有那么枯燥,看多了鸡汤,不如读一点真正的智慧。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天幕低垂,夕阳欲颓。孔子一行被陈蔡的劳役们围着,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而孔子却讲诵弦歌不辍。其弟子子路见此情景,略带愠色,问道:“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就在于“做”的本身,而非之后的结果。
在乎结果,只能越努力越焦虑,因为怕结果非自己所想;在乎“做”本身,越努力越满意,因为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就不会计较成败,结果往往也不错。
其实,这就是“知命”——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唯有如此,才能永远不患得患失,永远快乐。孔子本人便是如此。
关于孔子其人,无须赘述。他是一位“儒”,但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儒”。他期望自己的弟子对国家、社会有用,即“成人”;在传道授业时讲究“述而不作”,尽可能忠于前人观点,同时“以述为作”,加入自己的见解。
孔子强调仁与义。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命令。仁,具体而言,就是“爱人”,“爱人”之关键在于推己及人,方略就是“忠”与“恕”,它们也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关于社会,他认为,要想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正名”。每个“名”都应该指向它的本质,也就是“实”。
按理说,孔子的学说很好,既能让人不患得患失、永保快乐,又能使人懂得忠恕,学会爱人。可为什么还是有人反对呢?而且反对者也是一位大家—墨子,姓墨名翟。
墨子认为儒家“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足以丧天下”。
但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不过,儒、墨两家对此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墨子认为,仁、义指兼爱,这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儒家、墨家并不反对努力,甚至,他们提倡努力。但有一家,却认为或许努力才是焦虑之源。这一家,就是道家。
道家最早的代表人物杨朱,杨姓,字子居,魏国(一说秦国)人,中国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主张“贵己” “重生”“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
不可否认,他的逻辑的确与众不同—人人不奉献,也就都自足了,于是,天下大治。然而,人皆不完美,是无法自足的。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
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
孟子认为性本善,但也承认每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孔子,因为人性中还有其他成分,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这些成分,就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成分。他认为人性中有“四端”,应当充分发展为“四德”,即仁义礼智。
儒墨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骂:“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学派反对仁义,孟子骂他不难理解,但为何要把墨子同等视之呢?
传统的回答是,墨家主张爱无差等,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本质上,是因为儒家认为仁是人性内部自然发展而来,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孟子还独创了一个名词“浩然之气”,至于它到底意指什么,连他自己也承认“难言也”。虽然听上去很神秘,孟子却说这是每个人都能够养成的,正如他断言:“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孟子的教育见解,历来儒家都坚持这个学说。
名家:名家是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实”就是“名”所指称的事物。
司马谈说名家“苛察缴绕”,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名家以此闻名。名家两个代表人物,公孙龙强调名的绝对性,惠施强调实的相对性。
惠施说“氾爱万物”,公孙龙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可见这二人显然认为他们的哲学含有“内圣外王之道”。
但是充分运用名家对于超乎形象的世界的发现,这件事情却留给了道家。道家是名家的反对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继承者。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涂又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配图:艺术家 商成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