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飞给刘宁《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写的书评。从“文质之辨”到“质道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韩愈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转变的关节点，甚至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人物。吴飞主张“质道”不可二分，希望在刘宁提出的“同道中国”的层面上，将二者混沦一体，从文明的视野而非“乡土中国”的认知，来提升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
文 ｜ 吴飞
（《读书》2025年1期新刊）
读了刘宁新著《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我想起多年前见到的元人刘仁本的《羽庭集》自序中讲的故事：刘仁本曾经参加一个降神活动，那个附体的神灵言行文风绝类韩愈，并以韩愈的口气赞扬他文章写得好，还为他的文集作序。他又梦见和几位朋友讨论文章，峨冠博带的韩愈从天而降，讲了一番文以载道的道理，令他获益良多。刘仁本感慨有加，随后引了苏轼对韩愈的评价：“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又谓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诚哉言也。”这种颇似志怪之语的故事，竟出现在儒生文集的自序中，以梦中韩愈之言作为自己作文论事的主旨，令我印象很深，丝毫不亚于韩山、韩江之间的潮汕人津津乐道的韩愈驱鳄传说。
《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封面（来源：douban.com）
后来听研究北京民间信仰的鞠熙讲，科举时代，韩愈长期被奉为翰林院、国子监和贡院等地的土地神，本不怎么喜欢科举制度的韩愈，却保佑着历代举子。国子监的韩愈祠今天还没有被毁，孤零零地在一个小学里当仓库，已经面目全非。现在上过学的人也都读过韩愈的文章，熟悉韩愈创造的众多成语和警句，但对于韩愈为什么重要，鲜有人说得清楚。说他很会写文章，影响了一千年来中国读书人写文章的方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享此高位；说韩愈是宋明理学的先声，最先提出道统概念，待到宋学真正发展起来，他却被赶出了道统，这个尴尬位置更不足以让韩祠香火如此旺盛。
《历代圣贤半身像》册 韩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igitalarchive.npm.gov.tw）
刘宁此书的意义，就在于成功回答了“韩愈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刘宁浸淫韩学数十年，学界诸多同道早就在翘首期盼她的成果。《同道中国》果然没有辜负多年的等待，它告诉我们，韩愈不只是在文学史上领导了古文运动，也不只是在思想史上启发了道学传统，而是有着无可替代的文明史意义。用刘宁的话说，韩愈作为百代文宗，为千年立法，他让我们看到“乡土中国”之上的“同道中国”，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高贵品质。刘宁强调“同道中国”之区别于“乡土中国”，绝非否定或贬低费孝通的学说。她要提醒我们的是，“乡土中国”虽然讲出了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但尚未讲出这一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在内忧外患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老既有思考中华文明基本结构的志向，更有为延续文明开出药方的问题意识，但在那时的文化守势中，绝无瞻望此文明最高境界的可能。所以，我们从《乡土中国》这部经典之作中读不出来此种文化究竟好在哪里，我们仍然要守护它，似乎仅是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如此深厚的传统。现代中国迭遭蹉跎困顿，我们对“乡土中国”心有戚戚，但对“同道中国”颇多隔膜，所以不能理解韩愈的价值。这是百年来思考中国文化难以突破的限制。韩愈出身布衣，对乡土中国当然有过深刻体会，但生当大唐盛世的他更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企及中华文明的最高境界。刘宁通过韩愈研究，展现了这个文明的活泼灵动、高贵灿烂。这与“乡土中国”并非不同的中国，却是它的另一面向。现代中国若欲摆脱文明守势，又岂能回避此一思考转向？所以，刘宁笔下的韩愈，并不仅仅是文学史或思想史上的一个环节；她的著作，也绝非仅以跨学科的方式，剖析韩文的历史意义，增加一项韩愈研究成果而已。因而我们才能理解，虽然《同道中国》处处都在谈古文，它的价值却并不限于文章写法。全书分为三编：“成体”“造语”“明道”，是一个独具匠心的结构。“成体”讲韩愈古文文体的创造，“造语”讲韩愈在语言上的创新，二者构成一个体用结构。有此体用，已经可以看到韩文艺术的创造性与独特性。而“明道”深度挖掘韩愈为文的思想主旨，才呈现了韩文的灵魂。体与魂又是互为表里、无法截然分开的。所以“明道”一编所论，又渗透在前两编中，处处可见。全书混沦一体，首尾呼应，又脉络清晰、结构严整。读完前两编，下编的复杂论述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提升了；读完下编，再回过头来看全书，更有恍然大悟之感。这既非通常文学史的写法，也不是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结构，而是试图通过韩愈其人、其文、其道，展现“同道中国”的丰富神韵。[明] 杜堇《古贤诗意图》之“韩愈《桃源图》”，故宫博物院藏（来源：shd.org.cn）
曾有学者批评《同道中国》时有游离之憾。在上编，除了韩愈，刘宁还花了不少笔墨旁及唐代其他作者的诗文，如在“天性忠诚”和“屈骚之变”两章都各自拿出两节讲杜甫和柳宗元。在下编，整个第八章都在讲韩愈之前的文质论，特别详细描述了李白文质论和中唐《春秋》学，几与韩愈无涉。如此大篇幅的溢出，似已不仅是在对比中凸显韩文的特点，难免招来偏离主题的批评。但我仍然认为，这是全书大旨所必需的。书名“同道中国”，虽以韩愈为中心，但刘宁关注的并不是韩愈一人，而是韩文所在的思想世界。李白、杜甫、柳宗元，也是铸造“同道中国”必不可少的人物。韩愈之前的文质论传统，以及韩愈之后的道学思想，乃至韩愈古文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回响，共同构成了“同道中国”绵延起伏的奇峰峻岭。刘宁通过韩愈引导我们进入群星闪耀的“同道中国”，也在指引我们看这一思想世界的错落有致和光影闪烁。先“立体”，再“造语”，然后讲出韩文所明之道，这是“文以明道”的本来次序。但为了尽可能全面把握此书的混沦之道，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妨先从“明道”谈起，然后再看此“道”如何渗透于韩文的“体”和“语”。下编的主旨是，韩愈完成了从“文质”到“文道”的转变。但该如何理解这种转变？“文质论”本于《论语·雍也》中孔子之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清代黄式三在《论语后案》中的解释，孔子说“文胜质则史”，是在批判他之前的史官文风，孟子也说鲁《春秋》“其文则史”，因而“文质彬彬”，正是孔子写《春秋》的笔法。孔子此处的本意，正是在说文学修辞，但又可以扩展为更多层面。《礼记》《易传》《公羊传》《荀子》均大量讨论文质关系，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也极为关心文质问题。刘宁非常准确地将文质论概括为个体修养、礼乐风格、历史演变和文学修辞这几个层面，以及中和论与本质论两种倾向。但这几个层次的文质论并非毫无关联，而是贯穿了一种哲学性的文质论思维。董仲舒、刘向等人都试图概括出这个层面上的文质论哲学，《白虎通》说得最好：“必一质一文者何？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质，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在哲学层面上，文质与阴阳、天地皆可呼应，其中质代表了自然，文代表了人为的文明创造。“质”的取象，本是事物的自然质地，比如木头、玉石都有它们的质地；质地上或粗或细的纹理，就是“文”，玉石上极为细密的纹理又可称为“理”。用一块木头打造一张桌子、椅子，或别的什么艺术品，一定要按照它上面固有的纹理，予以加工文饰，这就是文和质的关系。若是不予加工或加工过少，则粗朴原始之质呈露在我们面前，那就是“质胜文”；若是加工过度，雕琢之繁遮盖乃至改变了自然之质，那就是“文胜质”。文质彬彬的字面意思是文质参半，文和质都不偏重，通过适当加工，但又充分保留自然之质的本色。但这种中和论与更重质的本质论也可相通。历代诸家论文质，大多认为质是根本。元代蔡清讲到文质彬彬，认为不是五五分的参半，而是质七文三。后来毛奇龄讥笑这种数学比例解法过于拘执，但质优于文，应该是历代文质论的共同看法，即自然应该先于人为。
[清] 卢文弨校刻《抱经堂丛书》本《白虎通》（来源：sscp.cssn.cn）
在礼乐风格和文学修辞层面的文质论，却与这种原初文质论稍有不同。尚质、尚文指的往往不是自然之质和人为文饰，而是文明风格的不同。比如，同样是文饰，有些文饰趋近古朴自然，但这仍然是文饰，也就是“尚质之文”，它与绮丽典雅的“尚文之文”只是风格不同，但并不是自然本身，所以即使尚质之文也可能非常虚伪矫情。魏晋至中唐的文学理论以文质论为主，陆机、刘勰、钟嵘、陈子昂、李白等都讲文质论，而且都主张文质相济，但他们关注的主要是文章风格，即便是大谈尚质之文，也很可能和自然之质相去甚远，比如主张文质相济的钟嵘就无法欣赏文风质朴的曹操和陶渊明。所以，韩愈的文道说，并不是简单在文章风格上以质救文，而是根本就摆脱根据文质风格来写文章这条思路。他主张的是“修其辞以明其道”，把文章作为明道之具。这正是文道说对文学文质论的根本改变。但它在精神实质上，却更好地实现了文质论哲学的精神，是文质论的一种全新形态。从汉魏的简单文质论，到华夏文化登峰造极的赵宋之世，形成了同道中国最辉煌的形态，而韩愈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至于啖赵《春秋》学，力图突破《春秋》三传传统和义疏学思路，再造经义，他们所讲的文质论虽未为韩愈继承，却也是宋代义理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同样贡献于其后的“同道中国”。但要理解韩愈所讲的道究竟是什么，却必须通过他以文明道的具体做法，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上编和中编。上编“成体”之“体”，当然是文章之体，但为文并非士大夫的志向，要讲清楚韩愈的文体创造，必须理解韩愈的思想旨趣，其实就是韩文所明之道。因而，上编五章虽然始终紧扣文体的主题，却又必须就精神所向展开讨论。韩愈究竟为什么弃近体而尚古文？文学文质论纠缠于文风的尚文尚质，却对文章所该表达的自然之道不甚措意。韩愈说“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他以先秦经书中的古文写作，是因为古文本就是经义之道的载体；因而，对他而言，写文章本身不是目的，明道才是目的，而明道的恰当方式就是古文——这一点，是韩愈为宋代道学家诟病的地方。他们难以理解，写写文章就可明道尽性吗？但韩愈所说“君子学文，所以行道”（来自《论语·学而》），以及其同时期古文家所强调的“文”，并不完全等同于狭义的文章，而正是“文质”之文，比如讲出“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的李华，曾作《质文论》以明此理。“文”乃是文明，文章只是文明的表现方式。以古文来明道，是以文明表现大道的有效方式，而近体文就很难起到这样的作用。脍炙人口的五原，是韩愈创立的最重要文体，既非辩论，亦非辞赋，而是通过追根溯源寻求定名，追随仿效者至今不绝。但它的意义尚不止于写作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探讨的实质内容，尤其是《原道》和《原性》两篇。《原道》讲：“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这是非常重要的界定，而且文中反复致意，强调儒家之道德不同于佛、道之道德。道与德并非独立存在的形而上学实体，而是依赖于仁义的虚位。特别是道，既是达致仁义的道路，就更不可能是实体，所以，要理解什么是道，必须理解韩愈如何论性。刘宁对《原性》的分析尤为精辟。宋儒往往批评韩愈沿用汉代以来的性三品说，而未明孟子性善之意。但刘宁认为，韩愈只是借董仲舒、王充等人的性三品之名，回归到孔子的人性论，与佛教佛性说深度对话，在精神实质上开启了宋代性善论。先秦对情与性是不大区分的，所以简单文质论缘人情以制礼。孟子将恻隐之情理解为仁之端，情易变，所以仁之端也会泯灭。荀子既说性恶又说性朴，颇有矛盾，因而初步区分性与情。董仲舒继承了孟子，就善端论性，又进一步区分了性与情，所以说：“谓性已善，奈其情何？”他明确讲：“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其后论性皆从中人出发。韩愈大大深化了性情之辨，坚持在性、情两方面都区分上中下三品：性之上品是主于仁而行于义礼智信；中品是要么无仁要么少仁，义礼智信就是混乱的；下品则反仁，且悖于义礼智信。情则与之相应，上品喜怒哀惧爱恶欲皆能动而处中；中品有过有不及，但求合其中；下品则直情径行，过与不及不求中和。韩愈回到了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态度，从上品论仁义礼智信之性的恒定不移，反而确立了人性善的绝对性。
宋代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来源：thepaper.cn）合性与道言之，才是韩愈作文以明的“道”，韩愈文道说是对简单文质论的扬弃，而非放弃，他所关注的是混沦一体的性命之道，而非具体的人情之质。正是这一转变，使他用道家更偏爱的“道”字来描述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一精神追求也决定了他使用的文体。“成体”一编以文论道，贯穿着文与道两条线索。作文以拟圣，五原之论性、道，《师说》之尊师道，以及天性忠诚，是道的线索；而古文之文体、原之为体、碑传创新、屈骚之变，则是文的线索。两条线索交叠分合，蜿蜒显隐，让人在韩文的高超艺术中感受仁义之道的熏陶浸染。刘宁非常偏爱韩碑的写作，不仅在第二章设专节讨论韩碑，更在后文频频引述。韩碑改变了蔡邕式的才性品评，不仅变得更加质直明切，甚至还可以有非常尖锐的批评。如果说五原和《师说》等文是在理论上论性、道，韩碑则是通过记人记事来彰显性、道。在“天性忠诚”一章，刘宁不仅在对比中呈现韩愈、柳宗元、杜甫对忠的理解，更通过韩柳二人关于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事迹的不同记述，以及《毛颖传》这篇独特的传记，接回了碑文写作的笔法。经过对传统道德一个多世纪的批判，见过了各种教条和虚伪的“忠心”，现代中国读者颇难理解天性中的忠诚，刘宁也特别提到严复《辟韩》对韩愈忠君思想的批判。然而，此章不仅以“天性忠诚”名章，更以恋阙之情深描杜甫之忠，非常自然顺畅地使浩然之气穿越千年烟尘扑面而来。这种“暴赤心之英烈，千载之下，凛凛生气”的中心之诚，正是上品善性的张扬，是“同道中国”的最高境界。如果说第一章“拟圣精神”是以道立文，这五章“屈骚之变”就是以文明道，通过分述韩愈、杜甫、柳宗元三人对屈骚艺术的态度，总结上编“成体”。屈原是先秦时忠诚之士的典范，楚辞以澎湃奔放之笔表达其光华高洁的形象，却并不注重内心的深度。屈骚艺术无疑是古典中国的一座高峰，是对汉唐艺术最重要的影响。柳宗元仍是屈骚艺术的忠诚继承者，以表达对天人关系的传统理解。杜甫和韩愈却发掘出更多层次的内在心性，因而大变屈骚旋律，形成委婉顿挫、抑遏蔽掩的风格。艺术风格的转变，背后是天人关系和精神世界的转变，其实正对应于从简单文质论到混沦文道说的转变。屈骚旋律盛行的时代，刚刚经过巫史传统的人文化，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还具有重要的精神乃至政治意义，性情之分尚不充分，因而简单文质论具有统治地位。但从杜甫经韩愈到宋儒，巫风渐弱，理性化色彩愈来愈浓，混沦之性与具体之情的区分愈益明显，精神世界则向内深入挖掘，道与理的形上规模逐渐挺立。处在这种转变的关键时刻，柳宗元虽然与韩愈志同道合，叩响新时代的门扉，但他敬天畏神的品格仍然是屈骚艺术的最后回响，而愤然赶走鳄鱼的韩愈，却已经踏进了“同道中国”的新时代。道与文这两条线索，在中编一同汇入对韩文语言风格的细致讨论。韩文的所有革新，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文字，只有高超精熟的文字功夫，才能建构宏大庄严的同道中国。在中编的两章里，刘宁每一笔都在写语法和词句的革新，但读者看到的，都是韩愈其人的品格风骨。这看似最技术化的一编，也是最鲜明呈现韩愈个性的两章。人们心目中的儒者，特别是高扬“天理”的道学家，往往是温良恭俭让的道貌岸然形象，刘仁本梦中见到的韩愈，就是峨冠博带的样子。但刘宁笔下的韩愈，既非道学先生，亦非谦谦君子，而是激进革新，乃至怪奇狠重的形象。他拒绝中和趣味，彻底反对近体文风，甚至对骈俪对偶中的优秀遗产，也是以“对抗式融合”来继承。曾有不少爱用生僻怪词的大师，因其佶屈聱牙令人望而生畏，但韩愈所造的这些怪奇新词，纷纷成为我们熟悉的成语，因为他的狠怪新奇，处处打在世道人心的痛处，使人见怪不觉其怪，遇奇更喜其奇。
韩愈《平淮西碑》（来源：thepaper.cn）
提倡“文道”的韩愈，其实是非常尚武的。他不仅擅长在记录武将军功的碑文中铸造伟词奇句，还曾“勇夺三军之帅”，在数万军中片言平叛。所以，韩文中的身体不仅丰棱骨感，甚至是血腥暴力的，以致充满了“山狂谷狠”“神焦鬼烂”这样的凶猛趣味。就像跟着一位画师去看名画，跟着一位工匠欣赏艺术品一样，我们跟着刘宁的娓娓解说品读韩文，才会发现其中那么多我们视而不见的沟壑奇景，其中的曲折变化使韩文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们由此也会服膺刘宁所做的对比，虽然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明代的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学韩愈，也都曾写出令人扼腕赞叹的古文，但韩文肌理中那灵动活泼的风骨、狠重奇险的神韵，无法复制。是品格高贵深沉的韩愈这个人，才使韩文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谁说文章不能成为行道尽性之法？如果以韩愈不爱用的文质论标准来评价，韩文显然是尚质的，但这不仅是文风的尚质，而且是通过古文达致其真正的自然性命之质。韩愈以终结文质论的方式，实现了文质彬彬的最高境界。韩、柳所讲的“文以明道”，被周敦颐改造为“文以载道”，二程体会出“天理”二字，又认为理便是天道”，于是“穷理尽性”“格物致知”成为宋学的标志性话语。清代汉宋兼采、由博返约，张扬“实事求是”之学，成为连接古今中国之道的津梁。无论“文质彬彬”“文以明道”“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还是“实事求是”，都是“同道中国”的不同面向，贯穿着一脉相承却又不断返本开新的文明精神。而今以实事求是为起点再次攀升“同道中国”的新境界，通过韩文回望中国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当然是极为必要的。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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