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保守的自由主义者
陈昌升
和塞缪尔•亨廷顿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十六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至于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就不必多言了。单是在中国，批评“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就洋洋大观。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着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他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上。而且与许多教授不同，亨廷顿更为看重为本科生上课。在他看来，研究生的脑子里已经塞进了太多的术语和条条框框，不大敢于挑战教授的观点，而本科生则少有这些束缚。在课堂上，亨廷顿不会没完没了地讲课，他总是要留出许多时间来进行讨论，认真倾听学生们的发言。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又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利伯维尔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和尊严。而军人，出于其职业的考虑，总是假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非理性和暴力冲突的永久性。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表达，因为他们视安全为天经地义；军人强调服从，因为他们认为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然而自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很少担心过外敌的威胁。国家安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并非因为美国采取了什么明智的政策，而只不过是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罢了。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个国家自由制度的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保护这些制度的动力与要求，真正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很难扎下根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根据情况的需要穿上又脱下军装，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军队与平民的分别，美国的宪法也没有特意强调平民对政府的控制。诚然，美国建国初期曾经出现过汉米尔顿、亚当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但那只是因为当时美国面临英、法、西殖民地的包围，一旦外患消失，保守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尽管在二十世纪初老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现实主义以及对外干涉有所抬头，但是随着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外交政策的失败，美国又迅速退回到自由主义孤立的立场上去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军队一直规模很小，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没有扮演过太重要的角色。
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因为它的中层军官们敢于做出大胆的决定，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捍卫自由社会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事实上，保守主义正是从古代统治社会的军事精英阶层中生长出来的。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的。十九世纪欧洲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使得各个阶层背景的人都能够晋升军衔，从而撼动了当时社会的贵族等级制的基础。然而在美国情况又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而且没有什么外来威胁，因此军队反而变得相对孤立并逐渐培养起一种贵族精英气质。而自由社会越是指责军队，军队就会变得愈加保守。
保守主义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首要地位。它接受既有的制度。它的目标是有限的。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这种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政治深恶痛绝，因此美国在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对旧大陆列强的争斗超然事外，俨然一个世界事务的孤岛。亨廷顿相信，造成美国难以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原因正是它的那些伟大之处。“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它不是通过宣称美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也造就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一种内在矛盾，在涉及保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会受到和平主义的有力制约，而在涉及保卫人权的情况下又会出现一种贸然使用武力的倾向。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坚持削减军费，一方面又不时要求采取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在这里，亨廷顿看到了他所珍视的美国自由主义有僭越甚至走向其反面的可能：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泛滥有可能消解军队的保守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持续膨胀的要求也可能使军方借机坐大，最终导致自由社会的倾覆。但是，尽管美国自由社会与军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微妙关系，二者仍有可能保持平衡。保护一个自由社会的办法在于界定军方的职责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军队以及军方提出的建议严格地控制在其职业范围之内。因此，军人只有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应建议使用武力。如果他要为其他原因而战，包括人道主义原因，那么命令必须要来自文官领导。当时杜鲁门就为美国带来了这样一种新的秩序：在国内行自由主义，在外交事务中行保守主义。而达成这个新秩序的关键平衡因素是企业界，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多数美国企业家认为国际贸易与多边条约比权力政治更为重要。在这里，亨廷顿明显受到了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影响，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商业和平主义的观点。
《士兵与国家》这本书并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认同，迎接它的是一片批评与责难之声。甚至亨廷顿所在的哈佛大学政府学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的许多同事也对这本书多有微词。1958年，哈佛大学停止续聘亨廷顿，他不得不和自己的好友布热津斯基(哈佛大学也没有续聘他)一道转投哥伦比亚大学。直到四年以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科学界的明日之星，于是邀请这两人重回哈佛。布热津斯基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成为那里的终身教授。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他于1967年受命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并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这篇报告在解密之后，其主要内容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针对约翰逊政府关于南越政府控制下的人口已经由百分之四十上升到百分之六十的说法，亨廷顿指出，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多数越南人究竟支持谁，这样的问题只对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才有意义，越南的问题在于缺乏有效的权威结构，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国家里，谁能提供这样一个起码的结构，人民就会站在谁的一边。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的策略应该是利用越南人的宗教和家族权威结构来对抗越南共产党，而不应当是在越南建立民主政体。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美国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在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政治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忠于某些制度和组织，而不是个人或集团。然而，这些制度、组织的建立以及民主化都是思想启蒙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本身又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并非由贫困引起，而恰恰是由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又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同期阿根廷的十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政治却更加稳定。在亨廷顿看来，原因之一是由于印度的高文盲率造成的。正是庞大的文盲人口构成了印度民主的稳定力量。乡村的文盲和半文盲仅仅参加投票而已，而那些新脱盲的城市无产阶级却要组织起来，挑战现有的制度。印度民主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广大印度选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当可观，足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亨廷顿预言，随着印度下层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将越来越动荡。
困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是亨廷顿研究的一个重点。他指出，十八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都曾产生过大规模的腐败问题。然而，腐败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无论如何，在否定旧体制上，腐败总比暴力手段要好一些。“那些贿赂警察的人要比那些捣毁警察局的人更加认同现有的司法体制。”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并最终带来进步。与此同时，亨廷顿也承认现代化与腐败容易引起民众清教徒式的反应。后来伊朗革命的爆发印证了亨廷顿的这一判断。
亨廷顿对于革命和改革的看法也颇有创意。他认为美国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因此也就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革命热情。美国的独立战争并非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本地人反抗外来征服者的斗争，而只不过是一场移民与母国的斗争。亨廷顿当然不喜欢革命，他认为革命残酷无情。一旦革命爆发，持续的经济匮乏就成了确保革命成功的基本因素。因此，要对付革命政权，用经济封锁的手段只能适得其反。“革命政权可能会被富裕搞垮，但它们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亨廷顿对改革的看法也不像大多数美国人那样乐观。“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大革命总是随着改革而来，而并非由停滞和压迫引起的。”这是因为在不发达社会当中，改革的特征并不是提高透明度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而是迅速和突然，后者也正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改革的计划一旦泄露，势必激起那些利益会受到损害的人的强烈反对，因此改革者只能秘密操作，从一个议题跳向另一个议题，而成功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社会内部信息的隔绝上。
因此，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么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让自己站在道义的上风，从而削弱对手，而不应当承担从内部改造不发达社会的义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卡特担任总统期间，亨廷顿找到了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机会。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顿的谋划。此外，他还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对美苏关系作了总体性地评估，虽然当时苏联扩张的态势咄咄逼人，但是他们在仔细对比了美苏在武器生产、情报搜集、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实力之后大胆预言，苏联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必定赢得冷战。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发展军事力量，并且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两年以及整个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间，这些建议都变成了现实。
在卡特下台之后，亨廷顿重新回到了校园，此时他的目光暂时从国外收回到国内，开始反思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一书中，亨廷顿问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年代的人们都循规蹈矩，而某一代人却会变得如此叛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独出心裁。亨廷顿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个“信念激情期”，而这在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当中并非什么新鲜东西，每隔几代人就要发作一回。十七世纪中期内战时期的英国、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新教徒大觉醒时期的北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都曾见证了这种“信念激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虽然经历了性解放和毒品泛滥，但是六十年代的抗议者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些清教徒，他们对美国的制度不再能体现美国的理想而感到愤懑。对于美国的创建者们来说，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在这项事业之中正义必将最终战胜邪恶。亨廷顿把这种观念称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强调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与旧大陆、与它先前的母国英国的根本不同之处。“美国信念”落到政治层面表现为对政府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又与欧洲政治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赞成“强大的国家”，而在美国，左派和右派都主张对政府权力限制。如果说老左派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话，那么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则抛弃了意识形态而祭起了道德主义的大旗。这种信念激情用一种无法企及的标准去要求政府和社会，因此它迟早会消退，并被庸碌无为的保守主义取代。尽管如此，亨廷顿还是认为这种信念激情正是美国的伟大之处，通过用一种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的高标准要求官员和制度，美国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一定的进化而不必进行革命。亨廷顿写道：“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美国下一个信念激情期的主题将会是什么?“目前看来权力已经成为全球一体性的东西了，因此下一次信念激情的爆发也许会针对一体化的资本主义霸权。”看看今日美国国内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也许这个老头子又说对了!
如果说亨廷顿从价值观层面探索政治问题的努力始于《美国政治》，那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无疑是这一探索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成果。关于这本着作，评介的书籍、文章早已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澄清的。批评家们往往指责亨廷顿犯了简单化的错误，以文明来为国际政治划线过于空疏，各国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与斗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仅仅十几年以前，同属伊斯兰文明的伊朗和伊拉克还打得你死我活。还有人指出，未来的国际政治中基本的行为体仍将是国家而不会是文明。其实，亨廷顿早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中就阐明了他对理论的看法：一个学者要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就必须进行某种概括，理论的作用不在于解释一切事实，而在于它能够比其他理论更好的解释某些事实。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又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解释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他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冲突的范式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伊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的指责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明的冲突”这个范式并不是用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国际问题的总体性理论。亨廷顿在书中说得明白，他提出的只是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笔者无意为亨廷顿和他的“文明的冲突”范式作辩护，事实上，我倒真希望这一范式被现实证伪，被新范式超越。但无论如何，亨廷顿作为一名严肃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从亨廷顿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来看，他表现了一位学者的很多宝贵质量：从不盲目追逐学术的“热点”，敢于去碰那些容易引起争论和麻烦的理论“钉子”。他的十几本着作告诉人们，一个稳定的学术席位不应该用来换取个人的声望和利益，而应用来自由地表达那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大胆创见，从而为学术进步做出贡献。
在“9•11”事件后，作为“文明冲突论”始作俑者的亨廷顿相当罕见地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目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这真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其实亨廷顿一定还记得自己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下的话：“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在我看来，亨廷顿在“9•11”事件之后的表态恐怕多半是迫于“政治上正确”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这倒也真难为他了!
其实，对于亨廷顿的批评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驳倒乃至摒弃“文明的冲突”这一范式，而在于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范式。亨廷顿1993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标题里的追问：“不是文明(的冲突)，又是什么?”注定将长久地萦绕在那些关心世界事务人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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