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文化版图因逐鹿鼎革而支离破碎，花果飘零的年代反而因散落民间而为台湾续接着自由的地火，那些渡海登岛的民国文人们，被称为“暗夜传灯人”。
本期“每周一书”为大家推荐台湾作家杨渡的《暗夜传灯人》，杨渡为我们呈现了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为台湾的文化传承、民主进程、两岸和平而坚持不懈的人与事。多年以后，回首我们的时代，暗夜里的那些传灯人又会是哪些人呢？到时候，在我们的笔下，又会是怎样的记忆与书写呢？
暗夜里的传灯人
萧轶
杨渡的名字如同台湾上个世纪的命运，也写照了以四九为间隔年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当然也如他的文字一样，如今他的著作逐渐渡海登陆，从《一百年漂泊》到《暗夜传灯人》，为大陆讲述着台湾半个世纪的故事。《一百年漂泊》以家族史来透视百年来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商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暗夜传灯人》是对台湾民主化一代知识人的记录与刻画，呈现了他们那一代台湾青年为台湾的文化传承、民主进程、两岸和平而坚持不懈的人与事。全书非常鲜明地展现了台湾知识分子半个世纪内的精神历程：因鼎革之乱而文化南渡，反而促成了民国知识人渡海传灯，赓续文脉于台岛；噤若寒蝉的禁忌时代下，左翼青年偷食文化禁果而精神越狱，为台湾民主化抗争积蓄着社会能量；最终，暗夜迎来了曙光，当然也有台岛解严后左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择栖……
世纪暗夜里的渡海传灯
在国共内战的逐鹿鼎革之下，国民党失去大陆，退居台湾的同时，制定了“大陆人才抢救计划”，将民国时代的大批文化人带到了台湾，如同一张完整的文化版图被切割成破碎的纸张。在民国时代的板荡局势下，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彷徨中都曾参与过时代的叙事，甚至有很大一批文化人走进了时代的核心圈，他们以学术和言论等不同方式共同地为中国的新生做出了至今绕梁的余响与回声。
民国时代，很多知识精英都执教于中学，或因战乱之因，将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扩散到大江南北的边陲地带，让外省青年也能够熏染到他们的精神，“保持知识之灯长明”，而不似当下社会那般呈现出文化高度集中和文化版图的板结块垒化。战争虽然毁了安定的学术环境，却创造了学术新领域的开辟，以及促进了学术与社会的认知、实践的融合，战时环境也促使学者把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相结合，使得中国学生与普罗大众在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传统隔阂开始消除。
他们都沐浴过五四精神的熏染，在局势的割裂和政治的雾霾下，在这隔海相望的两块版图上，因不同的政治理念而上演着不同的生命叙事。在这些渡海的文人中，有将西风带进台湾的浪漫干将梁实秋，有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钱宾四，有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傅斯年，也有去台后被政治消磨了五四光芒的罗家伦、与国民党恩怨难解难分的雷震，当然也有在精神上经历腥风血雨的胡适之，以及演绎着自由悲歌的五四之子殷海光……一九四九年迁徙居台的文人学者太多，以致于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此荡世乱局之下，只能先谋得一份教职栖身，将一生的文化修为和生命叙事传播给下一代。迁徙到台的那些文化人，散布和深植于台岛的民间，他们就职于师范、中学、职校乃至小学，将地火传递给下一代人。唐君毅所言的“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反因此而将文化的血脉带到了最偏远的社会角落，透过教育下一代人，深深植入了台湾这个弹丸之地。
因“花果飘零”而反向促成了文脉赓续的实证，只需看看杨渡的母校台中一中便可知晓，在此中学执教的老师有楚卿、杨念慈、蔡仁厚、齐邦媛等文化大家。对此，杨渡在书中说道：“他们可能是来自北大、清华、杭州艺专、南京中央大学等等，无论过去如何辉煌，如何凄惶流浪，现在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教育领域默默奉献。”寂寞执教，却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理性和人本的精神传递给了台湾的下一代，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民间基础，为台湾接下来的民主抗争和社会发展酝酿了一个即将来临的世代，才有了台湾威权时代、戒严时代、白色恐怖下的社会抗争。回望过去，“花果飘零”筑就了一个凄凉而又悲壮的渡海传灯，承前启后地让台湾社会出现了被杨渡称为“暗夜掌灯”的陈映真等一代左翼抗争人士……
在本书的开篇《1949，渡海传灯人》中，杨渡列举了诸如齐治平、台静农、姚一苇等迁徙居台的民国文人，甚至还有诸如在西藏遇到那仁波切而想起的圣严法师，因国共内战导致的家国裂变而随国军到台湾，从而传播了中国的佛教文化。这类“一九四九渡海的文化人，在戒严下的小小缝隙中，寂寞而默默地生长，终于在遥远的海峡之外岛屿上，开出新的花果”，杨渡回想自己遇到的那些民国走来的文化精英在台湾的失落生活时，如此感慨。杨渡自己便受惠于那些渡海传灯的民国知识精英，遇到了渡海而来的历史老师齐治平，从而使得这位农家子弟的人生得以改变。在日后的民主抗争时代，他不畏强权，披露政治犯名单，写下多篇报道，成为一代名记，用言论挑战着阴郁的黑夜。在日后的人生中，杨渡甚至还穿上过党争的战袍……
暗夜传灯，濡沫取暖，大陆有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斯文扫地；海岛有因民国文人渡海导致岛狭精英多，众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沦落民间以糊口，反而让更年轻的一代人自中学起便接受到更好的自由、民主乃至审美等方面的教育，存了地火。经受过五四精神熏染的他们，有着高贵的身份却又脆落的尊严，在坚硬的政治铁幕下以道抗世，自由的思想与民主的精神，在厚厚的政治尘埃下刺破时代的阴霾。
禁忌时代下的精神印记
在 1989 年 6 月布拉格的一次出版会议上，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曾说，当代捷克文学包含三个方面：官方文学、流亡文学和“萨米亚特”文学，在座的人全都热烈鼓掌。对于东欧作家群体而言，尤其在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后，作家和艺术家失去了公开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要么在天鹅绒监狱中缴械投降以乞面包而食，要么通过地下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和传播。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前年去世的捷克小说家、记者和《两千个词》起草人卢德维克·瓦楚利克曾指出，“萨米亚特”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成为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精神资源和情感慰藉。
由于失大陆而退台岛，小岛政权风雨飘摇，加之情报间谍等方面的渗透和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东亚动荡，让台湾社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民国左翼文人的著作作品在台湾被禁绝。在禁忌时代，禁书通知反而是最佳的图书宣传，哪怕是举廷府之力而全面批判，也诚如刀尔登所言：“设想文革果然进行到底，孔孟之书销毁无遗，后人还可通过批判文章了解他们想法。正如孟子力拒许行，许行的观点竟赖《孟子》以传。”台湾社会亦复如此，左翼思潮反而在地下燃烧起了熊熊大火，诸如陈映真等左翼人士创办的左翼杂志和左翼著作，被禁后以地下翻印和私下传阅的传播方式，在肃杀的暗夜里逐步形成了新的社会抗争力量，不断撕开台湾社会的呼吸空间。
盗版翻印是思想的风向标志，禁书阅读是精神的越狱方式。从偷读到共读，从私下穿越到暗地翻印，无论何种禁书，在任何禁忌时代都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记，哪怕这些书并非是因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而遭禁。以自身为例，读小黄书的学生时代，在课堂上偷偷阅读过无数本被班主任收缴过的艳情小说，事后让我们看到大胸翘臀细长腿就眼冒绿光。那些粗制滥造的盗版书在缺乏性教育的学生年代，被我们撕成多份后又被传阅得稀巴烂，日后写作模仿和阅读体会到的意识流或心理描写，很大程度也得益于这些书的功劳。越是被重点禁止的，越是对精神的成长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被抓被收缴被批评的危险下，禁忌和悸动共存，开启了我们内心的种种念想，也滋生了丰富的想象，它们在那个年代是下流的黄毒，在日后却成了不可忽视的精神养分。当然，更有来自于南昌文教路上的那些旧书摊，大量的盗版书让我有机会接触更多正常渠道无法得阅的书籍，开启了我叛逆的心灵，让我在消费主义流行的天鹅绒监狱时代，尤其是诸如草原部落丛书和哈维尔等，以及一些曾经出版随后被禁的图书，懂得何谓“生活在真实中”，何谓“生活在细节中”，引领着我逐步告别了“幽灵生活”，告别了漂浮的精神境况。
回荡在台岛的异议声响
而在杨渡的记忆里，曾经的李敖是一代人的文化偶像，这位被台中一中认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而批判当政者，被关进了监狱，这让年青一代纷纷以阅读他的书为自豪，甚至在借阅图书的时候，在借书卡上看到李敖的名字便激动不已。跟着李敖读书和读李敖读过的书，会在心底油然生发一种精神上的高贵和身份上的骄傲感。当然，还有那些散落在台湾民间各个角落的文化精英们的言传身教，他们沐浴过的五四光芒和民国时代的自由理念，还有曾经阅读过的那些民国文人的书籍，都深刻地影响着台湾本土年轻人的精神成长。朱大可说，读禁书是心灵练习，为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在恐惧与战栗之中，提前实现灵魂觉醒。上一代人靠偷窥禁书自我启蒙，正如这一代人靠翻墙上网获取认知，不过是新一轮灵魂越狱和精神探险的社会运动。
随着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流逝，当年偷读禁书的读者们转身成为撰写禁书的一代人，一方面在暗夜里传递着自由的思想，一方面在时代中扮演着抗争的力量。由此而言，无论是盗版禁书还是撰写禁书，对于禁忌时代的人们来说，盗印扮演的不仅仅是挣脱禁锢的表达方式和传播媒介，强烈道德感所促成的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武器，不仅拓宽了言论空间，还为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读者群体带来了饥馑时代的精神食粮，也让这些精神共同体凝聚成了生活的捍卫者和时代的批判者，不断地触发着社会大众的心理变化，最终成就了台湾社会的抗争时代，把这个小小的岛屿筑就成了亚洲的民主灯塔，构成了东亚民主化的华人经验。
尽管，杨渡在这本书中说，由于政治的雾霾导致台湾文化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因政治禁忌而导致左翼思想被禁止，台湾社会成为一个缺少左眼的社会。然而，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台湾恰恰因了左翼的抗争精神而迎来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并且台湾的左翼图书后来被用作宣传之用而渡海登陆，成为大陆一代人的阅读记忆和思想记忆。
不同方向的社会力量
除去那些默默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智识精英外，还有一部分智识阶层，或以诸如《自由中国》这类杂志为依托，呈现群体性的政治抗争中，哪怕冤陷铁狱；或因政治异见而遭全面封杀，郁郁终生，含恨而终。但无论是雷震的办刊，还是李万居的组党，台湾民间社会的抗争香火未曾断绝，他们在世时未能完成的时代愿望，在受他们精神影响的年轻一代中接续了下来，成为了台湾社会的新一代中坚力量。
一九八零年代的社会运动洪流，以报道文学和新闻采写为主要言论方式，或以《人间》为主要标志的左翼刊物，以报告文学或时政评论为言论方式，不断地为时代的话语禁忌拓宽言论的尺度，回头来看，八十年代的大陆社会，同样存在大量的报告文学，以及新世纪后从西方引进的非虚构叙事或新新闻主义，然而最终却只能见证着何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而这些台湾民间力量的兴起，与渡海传灯的民国一代有很大关联，他们植根于民间所催生的下一代民间力量，春种秋收，香火续接成了台湾民间的社会抗争力量。在回顾台湾民间抗争经验时，杨渡写道：“大陆有一个看不见的民间社会……要了解中国，得从民间开始，即使未来的中国社会要有所改变，也会从民间的底层开始。”
在《荷花池畔长谈》一文中，杨渡追忆了他曾经供职的《中国时报》的创始人余纪忠。余纪忠在大陆经历过烽火的残酷，最终在台湾选择以办报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抗争的力量。包括还有诸如李明儒等人，教会着杨渡如何拿捏新闻的轻重分际，如何通过除去直接采访之外的方式来获取新闻内幕，以及如何用曲笔的暗示让敏感新闻见报，在钢丝绳上以“猫鼠游戏”的方式拓宽言论的尺度和呈现事件的真相。
《自由中国》编委
当然，在杨渡的记者生涯中，诸如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采访与编辑，以及事后的走访采写里，他记录了大批的党外民间力量的兴起，以及因社会运动或因言论出事的政治犯们。这就是杨渡后来出版的《民间的力量》一书，还有他陆续撰写的《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红云：严秀峰传》等。有些人或许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流亡在外，或在解严之后迁徙北上，比如黄顺兴最终渡海登陆，这位被国民党认为是“叛乱投共”的台湾人日后成为北京政府的人大代表，在大陆传递着自由与独立，在三峡问题上投下了让大陆官员吃惊的反对票，最终触礁下船。
当然，更有去年去世而重新回归视野的陈映真。尽管我们不能诛心而论，陈映真作为狂热左翼的时代标本，我们确实无从知晓其缘何在晚年北上择栖，因为他自身没有公开表达真正的原因，我们也就无从真正地去下定论。然而在本书中，杨渡似乎过分地因友情而过度地“同情”了，前一页尚且还在谈论话语德行的重要性，后一页便在论及台湾文学论战时，为了替陈映真辩护而话语变得杀伐起来，明显使用人身攻击手段，这与他在前半部分所提倡、所赞赏并深情呼唤的德行实在相违背。杨渡在本书中同时写到了黄顺兴和陈映真，对比两人北上的先后遭遇或待遇之异，相信作为八十年代末期特派至北京采访的名记杨渡定然深知其中奥妙，却丝毫不见其有商榷之意，更遑论其与陈映真的交情甚笃如斯？如此吃相地为之辩护，已经让我无法接受仅仅使用友谊这种情感来简单解释了……
话说回来，台湾那个世代的年轻人，青春尽管多少有些耗费，但终究还是风发过，很多人当然也中途耽搁了，从创办左翼杂志到最初以环保运动为形式的社会抗争，改变着僵化板结的社会结构。从日据时代、戒严时代、党外时代走来，乃至离岛北上，台湾人跌宕起伏的世代经验，他们有过革命的激情岁月，有过党外的浪漫时代，终于迎来民主的曙光，照耀着东亚的上空。从少年时代到革命岁月，从狱中受难到民选后的记忆之苦，穿越镣铐的梦魇，穿过鞭笞的血痕，吹过海岛的咸风，台湾那一代人似乎又并未被耗费，反而激荡着隔海相望的另一代人。
当然，也正如杨渡所言，尽管那些苦苦挣扎于生存边缘的文化人在流离失所的时候还不忘时代的关怀，但终究问题不在于存在多少这样的人才，而在于时代给他们留下了多少可以发挥的空间，在于社会是否还存在多大的缝隙和呼吸的空间。这当然得益于蒋介石的“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至少还能存在如周德伟的儿子周瑜所创建的紫藤庐这样的地方，在美丽岛事件后还能聚拢一批知识分子谈论着时代的出路，让知识分子依旧能够隐乎乱世而不屈，设若蒋介石以高度极权压制一切苗头的禁绝手段，台湾社会再多知识分子也无济于事，最终只能埋头低语，甚至因社会空间的逐步挤压而对朝廷投怀送抱，最终横扫一切的自由与独立，迎来的也就不是民主化的抗争时代，而是万马齐喑的无言时代。
阅此书名，“暗夜传灯人”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在暗夜无边的时代，一双双枯瘦的双手托举着微弱的烛火，固执地在寒湿的暗夜里存续着光明。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首我们的时代时，在我们这一世代的精神史档案里，暗夜里的那些传灯人又会是哪些人呢？到时候，在我们的笔下，又会是怎样的记忆与书写呢？
编辑 | 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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