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医被行政罚款后，能否再被判刑罚金？|刑法库

案 情 简 介

不 同 观 点

观点一：卫生执法部门发现非法行医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达到犯罪标准，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本案卫生执法部门已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被告人非法行医案件线索，公安机关亦已立案侦查，行政机关不能再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但卫生执法部门却在刑事侦查期间对被告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实属程序不当。原审对该行政处罚不予评价是较为合适的处理方式，本案确定罚金时无需考虑该行政罚款的因素，二审应驳回上诉。

观点二：被告人因同一行为被行政处罚并不影响刑事追责，但“一事不再理”是基本的法律原则，被告人不能因为同一行为受到两次处罚。本案行政处罚异议期已届满，罚款已经发生终局的法律效力，刑事程序中应该尊重已经发生终局法律效力的罚款。由于罚金刑与罚款同属缴纳一定的金钱，因此确定罚金时应对行政处罚的数额予以折抵。本案行政罚款是10万元，但一审是并处罚金2万元，罚金中无法折抵行政罚款10万元。因此，本案二审缺乏对罚金予以扣除的条件，应当裁定驳回上诉。

观点三：任何人都不能因同一行为受到两次处罚，无论被告人受到的行政处罚是否失当，在行政处罚已发生效力的情况下，行政处罚的结果应体现在刑罚中，避免刑罚失当。确定罚金时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行政处罚的因素考虑在内综合衡量，保证刑罚的公正性。本案一审判决并处罚金2万元，原审并未阐明行政罚款对罚金刑的影响，二审对此应予以阐明，但根据本案犯罪情节及行政罚款的情况，一审确定的罚金数额仍属恰当，二审应在此基础上驳回上诉。

 确定罚金时应考虑不当行政罚款因素

因违法程度的不同，违法行为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刑事犯罪行为。从法律规范意义看，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是性质泾渭分明的不同行为，一个行为不会既被评价为行政违法又被评价为刑事犯罪行为，相应的一个违法行为也不会同时被处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但实务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并非绝对的排除关系，行政处罚后才发现行为可能涉嫌犯罪时，在先的行政处罚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后的刑事追责也不受影响。但本案情况有别于此，行政执法机关是在将被告人非法行医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后，于刑事追责期间对被告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此时在先的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及刑事处罚中应如何应对行政处罚值得研究。

程序不当的行政处罚，可能被撤销或者不被予以强制执行，其效力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刑事处罚受此影响，有观点认为在刑事程序中可不考虑行政处罚的因素。笔者认为，刑事程序中并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评价，从法的安定性和信赖保护角度看，行政行为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违法行政行为在被有权机关确认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有效的。并且无论是程序不当的行政处罚，还是程序正当的行政处罚，两者区别在于作出的时机，前者是在被告人已被处于刑事追责期间，后者则尚未发现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两者在其他方面如处罚的程序、依据并无不同，但两者本质上都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基本原则，对同一违法行为科以两次惩罚，既然刑事程序中可以承认程序正当的行政处罚的合理性，那么承认程序不当的行政处罚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从另一个角度看，行政罚款存在不确定性，确定罚金时如不考虑罚款因素，则可能导致对被告人二次惩罚，反之，则可能导致对被告人量刑畸轻，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为有利于被告人，即使罚款效力存在不确定性，确定罚金时亦应承认并考量在先的罚款。即使该情形下可能导致被告人量刑偏轻，但也是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宁纵勿枉。同时，虽然本案行政罚款的程序失当，但作出行政罚款的实体依据并无不当，鉴于罚款与罚金处罚的对象是同一违法行为，在刑罚中承认罚款的法律效力，在确定罚金时覆盖行政罚款的内容，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避免法律关系的不稳定。

对于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从程序及实体上都应遵循“一事一罚”的原则。被告人因同一违法行为已被行政处罚时，司法机关应认真审查证据分析判断是否构成犯罪，不能轻易启动刑事追责程序；行政机关在被告人已被刑事追责的情况下亦应避免对同一违法行为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如果程序上未能遵循该原则，行政机关在刑事追责期间对被告人处以罚款，而被告人行为又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在刑事处罚中就应该注意刑罚的公正性，即在形式上惩罚有两次的情况下要实现实体上惩罚的公正性，不能让被告人在实体利益上也遭受到两次惩罚，避免实体上“一事二罚”。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是罚金的数额还是罚款的数额都没有绝对的标准，实践中罚金的数额也无法做到绝对合理及公正，但是确定罚金数额的依据和理由应当是充分、正当及公开。因此，在同一违法行为已被处以程序不当的行政罚款，刑罚中应当清楚阐明确定罚金数额时已将行政罚款作为衡量因素之一。正是基于此，本案对罚金进行了重新的说理，但没有改变罚金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