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7日，易凯资本中国健康产业峰会2021在上海盛大召开。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司长
梁万年
；强新科技集团主席、国务院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BIDMC医院艾克曼分子治疗中心主任
李嘉强
；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联席首席执行官
陈启宇
；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
张连山
以及康桥资本董事长
傅唯
参加了题为
“创新与合作：拥抱中国健康产业的黄金时代”
的主旨论坛，围绕新冠疫情、政策和监管、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市场对中国健康产业的影响展开了精彩纷呈的巅峰围炉对话。易凯资本合伙人、健康产业组联席负责人
李钢
主持了这场论坛。
以下是主旨论坛实录。
李钢：
非常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易凯资本2021年中国健康产业峰会，我是易凯资本的合伙人兼医疗健康行业组联席负责人李钢，我谨代表易凯资本欢迎各位的莅临。
作为本次峰会的主办方，易凯资本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医疗健康投资银行团队，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全球医疗健康领域，为超过100家头部企业完成了超过100亿美元融资并购服务。
我想简单分享一下本次大会的缘起。大部分对全球医疗健康产业保持关注的朋友们都知道，在大洋彼岸的旧金山每年1月份都会召开全球瞩目的JP Morgan的健康峰会，利用这一时机，全球与医疗健康行业相关的企业家与投资人都会相聚于旧金山，对全球医疗热点进行集中讨论、交流。尤其是最近五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企业和投资人都参与其中，1月份的旧金山也日渐成为中国医疗创新的盛大舞台，相信在座各位有很多嘉宾、同事都曾经到盛会上参加过。
到去年1月份，易凯资本连续5年在JP Morgan健康峰会期间在旧金山举办了我们自己的活动。但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出行受到了诸多限制。我相信，健康事业从业者的热情绝不会因为疫情和严寒而被浇灭，希望借助本次在上海的峰会，非常荣幸请到在座各位老伙计、新朋友，能够在一起聚一聚、喝一杯，在黄浦江边聊一聊我们钟爱的医疗事业。今年是易凯资本第一次举办医疗健康峰会，一定有很多地方还不够成熟，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担待，多多理解。但我们未来每年会把会议作为保留节目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希望和各位健康产业的同仁一起把这个峰会办成中国乃至全球健康产业的又一个嘉年华。
下面有请各位主旨论坛的嘉宾上台。他们是：
--陈启宇先生，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联席CEO，历任复星医药董事长复星集团联席总裁。陈总工作的复星国际和复星医药两家上市公司市值均已超过千亿，欢迎陈总。
--傅唯先生，康桥资本董事长，恭喜傅唯先生在2020年收购了天境生物和云顶新耀两家创新药上市公司。
--梁万年先生，现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历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体制改革司司长，国家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欢迎梁院长，同时代表各位嘉宾非常感谢梁院长在2020年率队抗击新冠疫情工作中的重大贡献，感谢！
--李嘉强教授，身在美国，通过远程电话接入的方式连线。强新科技集团主席、英国皇家医学院荣誉院士、美国国家发明科学院院士、美国内科学院特邀直选院士、国务院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艾克曼分子靶向治疗中心主任兼BIDMC医院最高管理董事会成员。
--张连山先生，恒瑞医药董事、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先生曾在礼来工作多年，2010年加入恒瑞医药帮助企业成为中国医药工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市值已经超过6000亿。
介绍了各位嘉宾之后，今天论坛正式开始。
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2021年疫情危害了全球人类的生命健康，同时疫情下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有些事件发生称得上是撕裂、倒退、衰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对未来中国医疗健康行业发展与创新，各位嘉宾认为是机遇多一些还是困难多一些？
陈启宇：
机遇、困难总是相伴相随。疫情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未来这种变化会常态化，会改变我们的很多意识。
比方说中国在2020年之前，流感疫苗一年批签发数量是5000万人份，大概是4%的接种率，国外发达国家接近30%。以前上海政府免费让老人打，但去打的人并不多，未来市场本身有的不需要开发的流感疫苗，但将来中国老人会去大量接种。从城市的角度来讲，政府愿意拿钱让你打流感疫苗，这减少了对新冠感染的担心，市场会从几千万人份爆发到几亿人份。将来老人新冠疫苗要打，流感疫苗要打，肺炎疫苗可能也要打。疫苗产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还有检测，现在在感冒症状下要快速甄别检测感冒到底是什么型，现在要去医院检测，但将来可能在家就有很快速的检测分析，等等。
像此次疫情下，很多新的生物医药制药技术突破式发展。mRNA技术原来很慢，现在非常快，抗体很快。未来生物制药行业的装备、成本、技术水平、研发进展都会发生急剧变化。
过去读书的时候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医药的时代，可能因为疫情会来得更快。
傅唯：
在座各位都是产业里来的，我是唯一一个基金代表。
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有巨大的变化，康桥资本的基金很多都是美国的主权基金、保险等。过去一年中，最大的变化是所有人都没有把疫情突发事件放在测算收益的公式里去，完全是突发事件。
过去一年中，他们资产组合的收益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说过去投的房地产行业受到的冲击很大，像纽约写字楼全部空了，他们就要想怎么面对这件事，过去房地产资产配置到15%-20%都指望每年收租，现在国际巨型城市伦敦、纽约都空掉了，明年还会继续空，巨型财务投资人、出资人来说都在思考未来应该如何防范风险。
其中最直接的反映是大的投资人在资产配置方面，在医疗健康领域都有翻番的准备。这些人都是LP，他们的资金流向各种各样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间接的资金会回流到产业里来，也就是过去一年从香港资本市场、中国医疗健康私募融资，不光是中国，Global全球都是这种态势。
我认为，这个调整将是会有长期价值的，一旦主权基金、社保基金把自己的比例从3%配置到医疗调整为8%配置到医疗，这个影响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久的影响。
梁万年：
非常高兴参加跨界峰会，对金融、投资我是外行，我是站在卫生健康系统谈一下主持人提的问题的认识，我认为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总体机遇大于挑战。
卫生健康领域细分两块：一是事业，二是产业。今天重点讲产业。过去公共卫生重点是讲基本公共卫生问题，讲“社会处方”也是传统的健康教育型的，把已有的知识告诉老百姓。这次疫情使公共卫生系统在逐渐升级，系统在“社会处方”方面更多关注在生物制药、疫苗研究、大面积人群检测检验，今后对急性呼吸传染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处方”会进一步升级。
比如说紧急救援系统、紧急救援物资储备、紧急救援技术设施设备，包括相关药品疫苗都会有大量需求需要进一步提升。过去是全球产业链系统，这次中国湖北武汉的疫情抗击要考虑“国内大循环”，在区域中对必须紧急救援和重大疫情防控物资和设施如何保证供给？需要在储备系统上加以重视。
过去传统个体化治疗、传统以手术和慢性病为主的内科系统的治疗，要走向重大疫情紧急医学救援的布局。在技术、设备、物资上都会有变革。
事业系统面临着公众转变，刚才复星陈总已经说了，老百姓越来越多愿意为健康投资了，这是过去我们一直倡导的。但此次疫情的冲击，让老百姓这一块儿的投资意愿和行动会加大。其次，
老百姓对健康的重视度、健康自我保护、健康期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越发重要。
对产业来说，有巨大的空间，但具体是哪些我说不出来。总的来说，过去基本卫生健康需求走向了多层次、多元化，老百姓不仅仅关心的是疾病问题，而是更多从疾病走向健康，这一块儿是有机遇的。
李嘉强：
我是从疫情重灾区跟大家见面，美国12月份几乎每分钟都有接近2个人死亡。刚刚李总问的题目，新冠对于中国和际医疗健康产业影响会非常深远，这是非常大的题目。
先说说疫情。
2021年，因为人类有很强大的适应力，疫情不一定完全消灭，但在发达国家疫情基本进入新常态，基本会得到控制。
最近大家都听到1、2个新的变种，一个是B117，从英国发现的，还有一个从南非那边发现的501Y.V2。这两个变种对疫情一定会有深刻的影响，这预示着病毒的突变能力很强，而且501Y.V2对抗体、免疫力是可以逃逸的。
经过新冠，对生物医疗健康产业各个方面的影响会非常深远。
首先从国家层面，本来人类的健康产业中国迎来了黄金时代，在美国医疗健康、生物科技一直都是重点之一。但是经过新冠之后，生物科技和技术对于医疗健康的融合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已经不是产业的问题，是国与国之间技术竞争力和控制疫情未来生物安全，在国家层面都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产业。我认为，未来国际间的竞争会加剧，而且资本市场、政府投入一定会增加。
其次谈到市场，健康产业市场最终来源于临床和人群对健康的需求。新冠之后，每个人对自己的健康、家人的健康思考一定比新冠之前多，所以这方面的需求一定会增加。
新冠之后，后新冠时代尤其是技术与生物科技的应用与健康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说远程医疗，过去美国、中国有一种“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我在波士顿、加利福尼亚、硅谷跟一些初创企业都有过探索，重要的问题是互联网医疗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关注在互联网和技术，而健康产业的关键是病人和医生，如果连接连不上，一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但新冠疫情之后会加速连接，美国医疗资源受疫情影响非常大，医院系统在麻州是最大的保健体系，随时都很担心ICU被用掉，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时候很多都转成了远程医疗，新冠之后有挑战，但总体对产业影响不深刻，远程医疗一定会增加。
新冠以来，美国在2019年利用远程医疗人数在19万，而2020年达到1800万，这个数字证明大家慢慢可以接受这一点。智能医学强新科技集团投入了很多年，跟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互联网技术方面有专门写人工智能程序的团队合作，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很多技术可以发展起来，但医院与病人用不用是关键点。后新冠之后是大的机遇，如何让医生和病人接受是很大的挑战。
从疫苗来讲、从公共卫生来讲控制新冠才是当前的大事，谈到后新冠时代，现在还处于新冠时代。在疫苗技术各方面的战略都很好，新冠开始之后2月份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组织专家讨论如何应对新冠研讨，美国谈的全都是创新性的疫苗，后来我说不要全把精力放在崭新的疫苗上，应该是新疫苗和传统疫苗并举。
后来有专家和我说担心抗体依赖性增强，我说抗体依赖性增强在临床前有可能，在临床上并不多见，还是要试。后来医学院院长说相信灭活疫苗老的传统技术是好的选择，但也要认识到没有新疫苗技术，如果疫苗变种，就像501Y.V2再出现的话，应对的能力就会变弱。虽然在后新冠时代，但新冠时代还没过，还是要思考。之所以我们国家能取得这么大的疫情胜利，最关键的还是政府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执行力。
疫苗也好、技术也好、产业研发能力也好、公共卫生政策非常重要，为什么美国这么大的创新能力、这么多的创新能力，却把疫情搞的这么糟糕？就是因为执行力的问题。
张连山：
COVID-19给行业带来了影响，刚刚其他几位嘉宾也说了，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要超前看。我认为机遇会更多，健康产业行业的科学得到了认可。
差不多不到9个月的时间，不管是mRNA疫苗、灭活疫苗、新病毒疫苗都会不断上市，从预防角度将会起非常大的作用。
行业角度不仅要重视疫苗，疫苗只是一部分，能不能寻找更多小分子、大分子对疾病以及疾病引起的并发症进行很好的治疗？这是新的机遇。
我和我的同事说我们会很忙，很欣慰从前年底、去年布局了从来没有做过的抗病毒领域，行业在布局调整上会有新的机会。
从企业角度碰到的挑战是怎么让肿瘤患者在这个情况下还能用得上药，怎么让我们正在做的临床试验保证正常运转？怎么能保证员工安全？这都是去年上半年面临的挑战。在中国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下半年基本上把上半年的损失都补回来，可以看到疫情控制对行业发展以及经济的重要性。
作为科学家、作为制药者，我觉得国家非常重视，在方方面面有很多布局。作为企业如何利用形式、利用政策做创新药开发？我还是比较乐观，
人类肯定能把这个事情控制好，也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彻底消灭也不太容易，因为有不断的病种出来，要有很好的心态不断产生新的分子、新的方法“对付”病毒。
李钢（主持人）：
各位嘉宾刚才分享的观点给在座各位来宾带来了更多的信心，顺着这个话题引到第二个话题，医疗健康行业是非常政策驱动的行业。梁院长之前是国家卫健委体改司的前司长，您能不能给我们开个头，简单聊一下目前看到医疗健康行业蓬勃发展是不是当时您在任时可以预见到的？国家监管机构有什么预想？其他嘉宾也可以聊一下医疗健康行业本身的政策监管有哪些建议、观点。
梁万年：
李总的题目还是很大的。
从2009年我就开始参与医改，正好到2020年十年医改，我一直在国务院医改办，后来在国务院医改临床小组秘书处工作。当时卫生政策医改的目标是到2020年构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战略目标，现在正在做评估。
当时是在四大体系做改革：医疗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十八大时又提出综合监管体系做改革，到2016年全国卫生健康大会总书记提出医改几大体系建设核心是要建立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
现在来看，到2020年，基本上评价是中央所设计的医改战略目标基本按照计划在顺利地推进和完成。下一阶段的核心是按照党的十九大尤其是2016年全国健康卫生大会所提出的新要求：要进一步在法律上、政策上突破。比如说卫生健康大会提出很重要的理念是由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健康领域有健康产业概念，要大力发展。
十九大提出：要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打造“健康中国”。围绕“健康中国”这一战略目标，从事业供给体系、产业供给体系上如何实行外延、下沉、融合？这是未来的重点。
现在已有的体系，医和防如何有效融合？现有体系如何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要对特需服务、特需健康需求/医疗需求进行布局，打造政策环境。现有体系下沉，像康复、医养、医养结合、长期护理、临终关怀的事业系统/产业系统如何布局？这是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才，围绕体系建设的人才如何构建不同于现在单独医疗人才的机制。
陈启宇：
回顾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始终还是国家政策在快速影响产业。医药行业从2007年到2015、2016年，经历了长周期20%以上的高增长，把行业吹大。高增长的背后是2005、2006、2007年提的“国家新医改”，最根本的一条是覆盖到所有人的医疗保障。
最初新农合，每个人的筹资水平很低，30多块，从30多块钱的人均筹资水平开始，市场化慢慢起来了。原来农村不看病、不吃药的人群开始进来了。行业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也没有想到，就一路起来了。一路起来了以后会出现一个问题，行业大了，但是并不健康。产品结构、运营模式方方面面，创新药出不来，反倒变成了“看病难看病贵”。
这两年医保介入，原来觉得医保是个问题，呼吁医药要支持改革，正儿八经组建了医保局支持改革，但大家发现没适应得了。现在发现，已经上了这条轨道了，一致性评价包括集采的路不可能回头，意味着一般的仿制药行业过度成长的时代过去了，要走创新药。走创新药又发现一个瓶颈，支付方。
事实上又发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创新药都靠医保的话还不行，所以支付方还要改。支付方怎么改？要让医保为基础的情况下，商保如何接纳、容纳、纳入到医疗改革大循环里。现在商保是自己在玩，市场涨得很快，从2009年的400多亿，涨到了2019年的7000、8000亿，非常快。但大家没有感知到，除了高端人群有商保去和睦家看病。前一段时间很火的百万医疗，还没有真正融入到大医改中，下一步的政策措施是如何把商保纳入进来。
公共医疗体系中医院体系改革还只走在半路上，现在私立医疗机构发展，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出现后，政府公立医院体系还会加强发展。这带来政府公立医疗机构加强发展、加大投入之后社会私立资源会枯竭，现在医生多点实业政策还不能真正落到实处，社会资本办医没有好的医生进来怎么办？
中国大医疗、大健康产业魅力就在这地方，还有很多未解的题，要靠政策推动去变，每一次政策推动会带来一波非常巨大的产业机会。
包括像去年的互联网医疗，原来互联网医疗很多被管制的节点放开了，鼓励了，牌照出来了，可以进医保了，方方面面很多东西出来了。去年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市值都上来了，京东健康一上市，市值涨到5000、6000亿。
医疗健康行业就是政策驱动的行业，每个节点问题积压的多了，国家肯定出手改，一疏通大机会就出来了。循序渐进地往前走还是对政策驱动下医药健康产业的大发展持续有很强的信心，相信国家的政策总是一天会比一天进步，未来总是会向着产业健康发展方向走。
张连山：
刚刚陈总讲的很多我都同意，医药行业是“零和监管”的行业，希望政策的连续性，国家出台监管政策要有连续性。一方面要和国际接轨，中国监管跟FDA、EMA接轨，现在很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方面也在做国际接轨，企业在运作上、操作上、成本上会有很好的控制。监管机构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项目科学性都非常强，对行业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产品、市场监管政策。
国家为了实现“2030健康中国”大目标，还是要产生更多政策支持中国产业在创新药路上成长，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创新是需要沉淀的过程，很感谢大家愿意投资健康产业，健康产业是很烧钱的行业，风险也比较高，国家在政策制定时要考虑到这一点，如何让科学产生价值？需要考虑价格问题。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发展需要资金支持，必须要有盈利，为了给患者产生更好的药要拼命地投资，为了给投资者回报要有盈利，为了有盈利才能做更多的创新，否则行业就会“死”。
国家从政策层面，应该给行业更多的支持。政策的连续性，政策应当给行业在成长期产生红利。
傅唯：
我是在座各位在这个行业里最短的，2014年开始做医疗行业的投资，之前从来没有涉足过。过去六年中，我亲身感受到政策、资本市场、产业打了一圈配合，导致创新药行业过去6年发展很快，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个速度、这个强度、这个量。
从2014、2015年开始第一个政策是药监局改新药审批的制度，过去批新药要7、8年的时间，到现在快的一年一年半批到，慢的三年四年批掉。这一轮政策修订又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行业，也吸引了大量人才、海归。
过去在我印象中，世界500强药企中国研发机构80%都在海外，很多在美国的优秀科学家至少有60%70%都回国创业了，这又带来了一波人才、资本的聚集。中国创新药公司的上市速度和市值增长速度，我的投资人总说你们基金每2、3年就double一下，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我说你看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医药市值每年以200%的速度，新上市公司加上已经上市公司的市值增长速度是巨大的。
CDE政策吸引了很多资金、很多人才，同时资本市场有科创板、香港18A，美国纳斯达克允许上市前公司上市。再有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医保谈判、带量采购，大家觉得创新药有没有机会？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有20个PD1同时做临床，已经批的都有6、7个了，未来估计还要批10几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才可以做出来10几个PD1，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资本这么多钱推动PD1从临床前到上市，每一个都需要花费巨大的资本。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金实力、人才实力的国家，导致政府有政策，既然有10个PD1，是不是价格降一降？有竞争。这部分的竞争对人才是相对消极的事情，会导致资本离场。但我的解读其实不是的，这一轮对药价的控制可能会打开另外一个更大的门，更大的门就是国际化。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所有药厂都在琢磨怎么能控制创新药成本，美国生物科技公司、美国大药厂不会管，只要PD1批了，不会管PD1一年的生产成本是5000块钱还是10000块钱，无所谓的，他们最关注的是怎么弄出来下一个PD1，他们对药厂的生产效率完全不介意，只要出来一个药，通过他们的大体系能赚得盆满钵满。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500强的医药行业都是效率非常慢的行业，这一波的价格管控、药监局体系效率提升，可能会在中国催生出一批新物种，这批新物种的研发效率、生产效率、商业化效率，因为政策倒逼，可能会超越全世界发展。
如果能把国际化这件事情做好，现在PD1价钱是全美国的5%、10%，如果能把药品销售到韩国、日本、俄罗斯、欧洲甚至美国，是不是带来的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机会？我个人觉得中国生物科技行业是比互联网国际化走的更快的行业，这个行业80%90%的CEO都是在美国教育起来的，对他们来说跨区域经营是很容易的事，并且行业的属性本身就是跨区域经营的属性，这是我看到未来五年、十年，尤其像恒瑞、复星这样已经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企业带领行业坚实地往前走几步，那时候出现的公司几千亿美金都是有可能的。
李嘉强：
健康产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任意国家都是如此，这是产业属性。
第一，某个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是不是黄金时代？关键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本，就是政府要不要主导发展某个产业，政府是不是要做这个事，牵涉到一系列政策问题。
第二，政府如何监管？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产业未来走向。
中国政府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可以想象到政府会非常支持健康产业，而且会以人民大众的健康福利，从视野角度进行支持。同时产业不仅仅鼓励和视野，同时也是创新的支柱之一，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巨大的市场，国内跟美国医院条件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医生条件差距也是相当大的，正好证明了未来健康产业发展空间。
中国政府的大方向绝对不会变，市场的巨大需求也不会变，决定未来健康产业至少10到20年黄金期。
政府如何监管？过去大家一直讨论的是像银行、金融一样，生命健康的监管严。但健康产业的监管比银行还要麻烦，因为人命关天。
政府如何监管至关重要，谈两点：
从生物医药研发来讲，监管的政策决定了你能不能做创新药，能不能做原创性新药。很多年前强生科技药一直从事的是原创性新药，每天讨论的是如何绕开现有政策路障，所有监管部门的政策如何做两床一期二期三期，全部都是为仿制药量身打造的。原始创新药每一个政策都要跟CDE沟通，难度相当大。我跟团队坚信路障一定会绕开，国家政策一定会放开，近两年，CDE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创新药物。
团队总是觉得国外监管比中国监管更容易走，为什么？因为美国、欧盟对完全创新的药已经打开了路，从这个亲身体会说明了国家如何监管至关重要，国家会鼓励原始创新，以后政策也一定会发展。
从互联网医疗领域国家政策如何监管也至关重要，互联网医疗、人工智能医疗主要是监管部门如何监管的问题。
李钢（主持人）：
2018、2019、2020年这三年，国内医疗健康企业在一级市场融资总额的数字分别是869亿、928亿、1900亿。横向看中美两国，健康行业的创新公司崛起都是要借助于资本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也有一种声音，资本的力量是否推高了资产的价值？带来了行业的泡沫，甚至于干扰了科学家专注在研发自己的产品。资本的力量到底是不是一把双刃剑？对创新公司的发展、行业的发展是积极的作用多一些还是消极的作用多一些？先请傅唯总作为资本的代表跟我们分享一下观点。
傅唯：
先谈一下“泡沫”的事情，大家都在谈估值泡沫，过去几年创新药公司价格超高等等。
我个人觉得资本市场也是在成熟的过程中，从香港的18A，刚开始有几个公司上市，投资人对于什么是好公司，什么产品有潜力也是学习的过程。
我个人特别欣慰的是中国人/亚洲人非常勤奋，学习能力非常强，没有花多少时间，今天资本市场对好公司、坏公司的判断能力已经具备了。香港市场真正有潜力的公司、有好产品的公司、做对的事情的公司市值一路升高。但是也有一半公司基本被资本市场抛弃了。
所有学习过程就是18个月到两年，并且学习过程包括了几股力量参与，
在疫情期间，比较惊讶的是很多纽约二级市场对冲基金经理不介意来上海隔离14天，就为了了解中国生物科技行业发展，买中国生物科技股票。
香港市场已经不是中国市场、亚洲市场，是全球化市场，都在参与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很多资本市场的起起伏伏。
我个人觉得，这个泡沫是每个市场成熟早期都要发生的事。
包括今天的科创板，科创板最后也会回归理性、回归价值判断，这是市场行为，就像所有基金也是一样的，投非上市的基金，所有基金经理的业绩都是要晒账本的，背后的投资人看你的IRR20%，他的30%，还有15%的，不赚钱的投资估值总是在高点进去，这些基金逐渐会别淘汰。长期收益率高的会长远下去。所有泡沫以及市场的非理性行为都是短期的，过去6年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市场都在学习，不光是产业往创新的方向走，从早期的风险投资基金到投中晚期，到二级市场的基金，市场的学习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