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公司，还是拍电影，都被这个“老男孩”视为一场梦幻游戏。他说，临死若还能灿烂地做梦，这就是幸福。
口述 / 方励
采访 / 王正翊 本刊主编
方励
美国劳雷工业公司总裁，北京劳雷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担任《观音山》《二次曝光》《后会无期》等影片制片人。2016年5月为增加《百鸟朝凤》排片，在某直播平台用下跪、磕头等方式，恳求全国院线经理支持，引发众议。
我这辈子，因为遭遇了很多挫折，所以始终能够不“世俗”地去看待这个世界。从12岁开始，家被抄，父亲被关押，母亲被下放，我被社会孤立。于是只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的世界就两个：一个是文学作品，另一个是出于男孩的天性，喜欢动手做无线电，做航模。在自己的世界里，可以忘记周围。
虽然这样压抑，但毕竟青春无敌。我不能拥抱人，还不能拥抱这个世界吗？当社会很黑暗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明亮的。我发现，一个人在荒山老林里面也可以是浪漫的、奔放的。一旦回到人群里面，就完完全全找不到北。任何人，说任何事，我都会打个问号。并不是说我会去反对什么，而是说，我都会想为什么。
反过来说，这些经历也成就了我。反复地琢磨，一直琢磨到底儿掉，很多年后的某一天，突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
电影《后会无期》剧照
22岁的顿悟时刻
![]()
我20岁半时来北京。当时北京的铁道部工程机械厂为了向国庆献礼，要借调一批液压钳工。其实我不是液压钳工，是机械钳工，但一心想要借这个机会离开成都，换个环境。来到北京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工厂图书馆发现了一大批书籍。这些书从来没有人借过，我是第一个借它们的人。我还记得书名：《政治经济历史》《世界历史》《近代史》《芬兰史》《挪威史》《瑞典史》《丹麦史》《德国简史》《荷兰史》《比利时简史》《法国史》《北非史》《埃塞俄比亚新政治经济史》《伊拉克史》……我还读过《老挝史》《越南史》《美国简史》《加拿大简史》《拉丁美洲史》，还有一堆人物自传：《戴高乐传》《杜鲁门传》《肯尼迪传》《艾森豪威尔传》和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这些书让我可以通过字里行间去拼接这个世界，先拼历史，再拼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视野慢慢就变化了。身边很多你不爱看的事，几乎忽略不计了。
但那时还没有顿悟，只是视角变了。彻底的顿悟是我从北京回到成都之后。在我满22岁那一个月，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那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情。当时我要去做一件应该做的事，然而这时我发现，有一百多双眼睛看着我，因为我做这件事违背众意。突然觉得人言可畏，这样的眼光是有压力的。我犹豫了，打了一个磕巴。那个“磕巴”别人看不到，但我心里知道。就为这一个“磕巴”，我反思了两个星期。
这个压力，是我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它逼迫我去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畏惧。我到底应该对谁负责？当年我们用过一个词，叫“雇佣主义”。我是替一个工厂干活吗？我是替某一个人干活吗？最后我突然想到了，人是为自己。这就是临门最后一脚，从1975年12月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一马平川，在“战略问题”上再也没有一分犹豫，一分纠结。为自己的心愿，啥也不在乎了，撒了欢地跑。
后来考地质学院，家里都反对，说以后只能去山里面。我说，山里面就山里面，我管那么多？我十年没念书了，只要能让我念书就行，未来的事未来再说，我始终劝年轻人不能算计，因为你算计不了。何况，你都规划完了，啥都看清楚了，1+1=2，2+2=4，还有意思吗？还有想象力吗？什么未知的惊喜都没有了。
当我们明白了，站在生命的角度只有那么一点点机会，还在乎什么呢？我只在乎从心里出来的感受。首先你要知道你来这个世界干嘛来了，我是来玩儿的呢！为《百鸟朝凤》下跪，引来外界各种评论，对我而言波澜不惊。这是为我自己做的，我在表达我的情感，兑现我承诺过的事情。
当我跑百米冲刺的时候，根本不会去看身边的对手，因为没有时间。全部注意力都在目标上面，撒野，指那儿算那儿。我做电影的时候经常跟李玉导演聊，别想那么多，不要有什么杂念。有没有感觉？有感觉，那就闷着头往前打，打哪儿算哪儿，管它打哪儿呢。
所以我一直说，我是一个占了大便宜的人，一直想和年轻人分享这个感觉，希望大家不要去走冤枉路。很多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意别人的评判，这是最要命的。这个世界取决于你的视角，人的眼球是自动聚焦的，我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目中无人，你多少人我都懒得看。我的耳朵有过滤器，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关了，你们说什么，跟我有啥关系？
![]()
电影《观音山》剧照
做商业，不为输赢
![]()
我现在做一些天使投资，投2块钱，只赚1块钱，另1块钱送给团队，都是这么干的。其实这个逻辑特别科学：现在我年富力强，兜里还有一些资源，这就是我为自己的未来做投资。当我老了，这些年轻人还愿意搭理我，还能带我玩儿。我想要的回报无非就是“今天我带大家玩儿，未来大家带我玩儿”。
我有二十五六家公司，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一群志趣相投的“小朋友”搭成一个模式，让这个局可以玩儿下去。初创企业的时候我会花很多精力，半年到一年以后，把大家组局上路，我就撒手了。
选人，我看“可燃度”“兴奋度”，成功率90%。读人太简单了。你噼里啪啦一聊，火力侦察，看什么东西能把他点着，大家的兴趣点相不相同，在不在同一个兴奋点上。剩下利益方面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算账。在账面上我永远是“吃亏”的，但吃亏就是投资，回报是对方的热情。你把人点燃了，获得更多的创造力，这点投入算啥？所以，这20多家公司，一开始我就是个介绍人，是个媒婆，把大家拉到一起。但我也是最后那个“秤砣”，永远是股东结构里面能够摆平大家的人。因为我是最吃亏的人，贡献最大的人，我说话谁都要听。
什么商业帝国，世界500强，对我来讲太无聊了。我真正在意的就是那一刻的感觉，为这件事兴奋不兴奋？兴奋我就干，不兴奋我就扔，不管别人的评价是有价值没价值。地球科学和海洋科学中，那些解不了的谜团是我好奇的，喜欢得一塌糊涂。工程技术则是玩具，用什么方案去解决问题，怎样能进入这些危险地区，用什么手段能突破，这些也都让我着迷。所以我对自己的总结，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多动症，好奇导致我迷恋科学，多动症让我喜欢动手做东西，喜欢机械电子、液压、空气动力学、水动力学……
我的口头禅是“感性为人，理性做事”。有感性的时候，也有理性的时候；有任性的时候，也有收敛的时候。怎样取舍把握，每一个人的尺度都不一样。当我要运作一个电影项目的时候，决定“做或不做”是感性的，具体怎么做是理性的。当我研发一个前沿的科研产品的时候，决定这个创意值不值得去做，是感性选择，一旦决定要做，一切用理性把握。
做商业，只为乐趣，不在意输赢。我是踢足球出身，每次比赛只在意能不能让我上场，赢了，则是锦上添花的事。所谓“在意”，是说并不拿输赢作为评价，今天干不干这件事情，是以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玩儿得很high、大家相处会不会很快乐为标准的。输赢是我们的战术目标，玩儿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
电影《百鸟朝凤》剧照
临死都要灿烂地做梦
![]()
我当然知道，人是有极限的。大学第一年我参加春季运动会，100米、200米、400米，拿了三个冠军，破了三个纪录。第二年，我的纪录被别人打破了；第三年，只拿了两个第三名，一个第二名；最后一年只进了一个半决赛。气死我了！这叫什么？今不如昔。今不如昔的感觉给我带来了恐惧。
从那时起，我开始想，人这一生总有拐点会出现，我应该怎么办？年轻时我认为，50岁可能会是我的拐点，后来发现我生理上的拐点出现在58岁。拍《观音山》的时候，我56岁，还不知道什么叫累，翻山越岭，悬崖峭壁。拍《二次曝光》的时候在新疆，我还没满58岁，已经感觉到会累了。拍《后会无期》的时候，我才知道，爬山爬多了是要喘气的。
但关于衰老和死亡的问题，我在26岁那年已经彻底想明白了。且不说每个个体，人类都是要灭绝的。鳄鱼在地球上存活了8000万年，恐龙生存了1亿6千多万年，人类呢？绝无可能超过千万年。结论就是，我们都是过客。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呢？本来都一样，每天为了生存去找食物，但阴差阳错有一只猴子变得很勤奋，开始创新，能够制造出来多于自己需求的物质生活，有了科学技术，还有了更精致的文化艺术和人类文明，太精彩了。既然人类的祖祖辈辈就这样前赴后继不断地做梦，不断地幻想未来，才有了今天，那么当我们的大脑还在运转的时候，如果也一直能做梦，一直能幻想，可能就是一个还不错的结局了吧。也许身体衰老了，但我还能指挥别人，还能给别人建议，脑子还能动，这怎么能叫“老”呢？只要你的好奇心不灭绝，你就好奇到死呗！能好奇到死，你就是大赢，临死的时候，你还在灿烂地做梦，这多幸福。
（本文全文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6年8月刊，转载请联系后台）
![]()
![]()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