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宏宇：2024年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及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

2024年美国大选延续了以往的负面竞选，选举政治的“空壳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所谓的“空壳化”，是指选举制度虽存但内涵精神不再，选举政治宣扬的积极、正面、“以理服人”价值观与精神理念之争，已让位于没有实质精神内容的相互诋毁、互相揭短、相互抹黑的消极竞选。26 月 27 日的首场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就是这样一场让全世界都大跌眼镜的“互黑”会。7 月 13 日，特朗普遇刺又进一步显现出美国总统选举政治的暴力异化。毋庸讳言，陷入“老人政治”“空壳选举”、撕裂与暴力的美国，无论谁当选，其对世界的影响力都将下降。这将从客观上有利于全球非西方力量的兴起，改变国际政治力量的格局。

近来，有关“全球南方”的讨论非常热烈，这个“老酒装新瓶”的概念之所以抢手，是因为有些国家想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与主导权，有些国家不愿看到中国继续担当传统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一些国家想引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试图通过提倡“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而成为“全球大多数的领袖”（leader of Global Majority）。但实际上“全球 南方”并不等于“全球大多数”（Global Majority）。真正的“全球大多数”应该是“全球非西方”（Global Rest）。因为“全球西方”的范畴相对比较明确——“西方七国集团（G7）+ 部分欧洲发达国家 +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而在“全球南方”与“全球西方”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比如北欧三国（瑞典、芬兰、挪威）、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中东欧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亚的韩国等国家，以及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显然，“全球南方”的“瓶子”无法装下以上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但“全球非西方”（Global Rest）的概念范畴却可以。因为“全球非西方”等于“全球南方”加上中间地带国家。

近年来“全球非西方”的兴起是有目共睹的，这可从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的反应窥见一斑。从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以及国际舆论的分野可看出，非西方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异军突起，美西方已不能完全主导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国际舆论的方向。而作为“全球西方”的领头羊，美国影响力的衰弱显然对全球非西方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当然，笔者所提的“全球非西方”概念只是陈述了当前国际政治力量格局对比 的客观现实，而不是提倡要与全球西方世界对立或对抗。未来如何处理全球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应该说，上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主导，以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为特征，以更优价格、更低成本与更高效率为取向。2024 年大选后，无论谁当选，美国都不会退出全球化，但是都将反其道而行之，都将维持保护主义的主基调，区别仅在于保护的广度与深度不同。如果民主党政府连任，将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提倡一种“基于国际规则的多边有限保护主义”；如果特朗普当选，将是“基于‘美国优先’的单边无限保护主义”。这两个以保护主义为主基调的主张将成为美国版全球化的主旋律。

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主张体现在拜登所提倡的“中产阶级外交”与“拜登经济学”上，拜登政府贸易代表戴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财政部长耶伦等人的演讲中均有相关表述。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主张具有 4 个特点：轻市场、重制造、“小多边”、新标准。首先，他们认为：“当前不可持续的全球化版本需要改革和改进。当前全球供应链对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市场追求导致了高脆弱和高风险，美国需要重新设计以增强其弹性。”其次，在国际贸易领域要摆脱对消费者利益的狭隘关注，更关注生产者，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利益。为此，其不惜违背市场规律，人为提供高薪岗位。上台以来，拜登不断扩大美国制造业，积极“创造”高薪岗位，包括 8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2023 年，拜登政府还大力支持美国汽车制造业工会（UAW）罢工，支持他们大幅提薪并降低工时的违背市场规律的诉求。第三，民主党政府的全球化是针对中国的“小多边”。这个“小多边”主要以“印太经济框架”（IPEF）13 个国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11 个国家为代表，试图降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第四，在“小多边”的基础上，其又提出了全球化新标准。要对劳工权益、环境保护和所谓“公平税收”“清廉政府”等设定新标准，主张除非严格遵守美国的环保、劳工规则以及工人健康和安全新标准，否则所有进口产品都应被禁止。显然这是奥巴马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升级版。

如果特朗普政府上台，那么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将趋向于更保守。特朗普政府将“放弃长达六十年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转而采取更为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可以预见，加税、贬值、税改三大举措势在必行。首先是加征关税。特朗普最钟爱的工具仍是白宫掌控力最强的关税。例如 2024 年 3 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就为特朗普提出的大规模“新关税计划”辩护。他强调指出：“为了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加速美国的再工业化，美国需至少全面征收 10% 的新关税，并配合其他一些更高、更有针对性的关税，这将取得成功，并将创造高薪的工业岗位。”可以预见，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将对所有进口商品（包括欧洲日本等）征收关税并逐年提高税率，直至实现贸易平衡。针对中国，特朗普将可能寻求某种近乎全面的经济“脱钩”。他有可能建议取消美国国会在 2001 年授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这样就可以放手对中国征收歧视性关税。因此，如果特朗普当选，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升级。其次是美元贬值。特朗普认为美元一直被高估，这不利于美国出口与贸易平衡。据美国媒体报道，莱特希泽已向特朗普提出一项政策建议，降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此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帮助美国实现贸易平衡。第三是改革税收。特朗普可能对美国企业税进行全面改革，通过“边境可调税”（border adjustable）等改革举措来提高美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改变美国在与欧盟、中国贸易中的不利地位。

国际安全环境主要是指受大国博弈影响的国际战略安全与大局的整体态势与状况。作为地球上最有实力与影响力的公职，美国总统对国际安全形势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当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红海危机等地区热点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无论谁当选本届美国总统，都将对当前乃至未来国际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这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向纵深演进，国际安全形势将进入新一轮的动荡与不确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