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最开始的几个年头，拜里米苏拉完成了他建立新王国的选址工作（马六甲），几乎与此同时，远在万里之外的南京城里，大明王朝也刚刚通过一场战争完成了权力交接。这场由叔叔（朱棣）夺取侄子（建文帝）帝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都必定会经历一个内部融合的危险期。整个国家新的政治格局，以及民众的心理归属，需要一个时间段来完成。在地缘研究中，这个时间跨度经常被我用：三代、半个世纪，或者一甲子来代指。如果要用一个更学术点的标签来概括的话，我们可称之为“地缘量变期”。
一个地缘量变期结束之时，迎来的就是质变。至于说是往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就要看这个量变期内所积累的，到底是矛盾还是动能了。我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可以预见的将来”，而这个概念所指向的时间段，其实就是一个“地缘量变期”。一切的战略规划、预测，超出这个时间段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地缘量变期结束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质变（造就新的地缘因素），都将改变下一步战略规划/预测的基础。
即使一个国家或者文明，有信心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前行，最大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多极的世界里，你在变化其它地区也一样在变化。就像1922年建立的苏联，最终之所以会在69年后崩溃，除了内部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导致经济增长出现瓶颈的问题以外，更是由于铁幕之外的“美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战略优势（导致差距拉大），而后者的变化，是苏联没有办法帮助“计划”的。同样，闭关自守千年的中央之国，在19世纪后期暮然发现被万里之外的欧洲，远远的甩在后面，也是这种情况。
回到大明王朝权力交接的话题上来。帝王家事向来没有对错之分，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结合上述分析，“成王”的客观标准，其实并不在于你有没有登上权力的最高峰，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坐稳这个位置，并且让王朝保持稳定。如果能够做到这点，那么最起码历史评价不会差；如果能让王朝进一步强大，那么就很有可能升华到“大帝”级别了。因此李世民、朱棣一类夺权上位的帝王，之所以能够做到青史留名，并不是因为他们登上帝位，而是帮助王朝渡过了最初的危险期。至于秦二世、隋炀帝这种二世而亡之君，自然就会被人放大他们那些“失德”之事了。
我们在这里解读这些，并不是让大家把关注的焦点，重新放到权力斗争上。恰恰相反，是希望这背后的地缘规律得到重视。简单点说，在大势的作用下，很多所谓“明君”的能力得到体现，是因为他顺了大势；那些往往被认为一定能力低下的末代之君，很多时候只是生不逢时。
公元1402年，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取得了靖康之役的最终胜利。这位强势帝王一直执政到公元1424年。待他离世之时，距离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已经过去了整整56年。按照刚才所说的“地缘量变期”理论，明朝已经平稳渡过了危险期。对于一家独大的中央帝国来说，这意味着不需要有很多创新性的规划，趋于稳定的利益集团及民众的心理归属感，也将帮助王朝惯性运行很长一段时间。所谓“无为而治”的意义正在于此。
当然，稳定的同时也在蓄积着内部矛盾。一旦这些矛盾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改朝换代、重新开始便成了唯一的选择。在农业文明背景的古代中国，这一矛盾的焦点体现在土地日趋向既得利益集团集中。由此不仅削弱了中央政权调配资源的能力，更在底层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经由外患、天灾的触发，往往便会变得不可收拾（民心思变），而在王朝鼎盛的蓄能期，此类事件通常并不会导致严重政治后果。
对大明王朝来说，将其推向鼎盛期的，无疑是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的朱棣。其一生所做之事中，大概有四件最让人印象深刻：一是从自己侄子建文帝的手中夺取皇位，二是下令编纂《永乐大典》；三是五次北伐蒙古，并最终迁都北京；四就是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了。其中有重大地缘影响力的，是后两件。
迁都北京所造就的“天子守国门”格局，即有利于维持对蒙古草原的压力，亦让帝国内部，不至于再出现动摇稳定的强藩（否则还会有第二个“燕王”出现）。明朝此后能够再有200年的国运，这次迁都实是首功一件。应该说，以中央之国的历史来说，明朝迁都北京之举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外部的北方压力，及内部的强藩威胁，历朝历代都是令中央政权头疼的事。无论是以史为鉴，还是朱棣自身的经历，都会促使他做出这项正确决定。
与迁都北方相比，一直对海外扩张无甚兴趣的中央之国，突然在永乐年间组织强大舰队远赴南洋甚至印度洋，却着实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这件事本身有“阴谋”的成分，是朱棣为巩固皇权，在寻找可能流落海外的建文帝。另一个有争议的“阴谋论”，指向的是郑和本人。有观点认为，郑和借助大明王朝强大的国力，主动推进了南洋的伊化兰化进程（而不是在传播中华文明）。
单纯从马六甲苏丹国及南洋此后一系列伊斯兰国家崛起的时间，与郑和下西洋时段的吻合度来看，的确很难相信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过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个结果是仅由某一方，甚至某个人来决定的。更多是要看“势”（战略趋势）对何方更有利。接下来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拔开这层迷雾，看清事实的真相。
单从15世纪初，中央之国的实力，包括海洋实力来说，对南洋应该是呈碾压之势的。数百年来通过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所获取的经济、技术优势，是大明王朝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战略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遇到合适的点，就有可能触发海外扩张。郑和下西洋的本质，就是一次中国海洋实力的总爆发。然而此类爆发，并不必然以改变地缘属性、战略格局为方向，也有可能只是一次战术级别的试错之举。
从内部结构来看，中国社会所积累的这些海上优势，源出于东南沿海地区。尽管中央之国并不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是一个大陆属性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在人口、经济和技术领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只有部分地区倾心于海洋，也足以对周边海区构成巨大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假定当时的明朝政府，能够放手从长江口——珠江口的东南地区去经营海外，也必将取得积极战略成果。
现实问题在于，大明王朝无可避免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大陆属性决定了它不会主动进行海外扩张，更难以容忍此类行为对内部稳定的影响。虽然这并不代表，帝国官僚一定会放弃海外贸易，但一切的前提却又必然放置在可控范围内。比如说，在东西方贸易网中，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物产丰富的商品供应方，让外商在固定的特许港口贸易问题不大；主动通过军事、移民等手段，打造海外贸易帝国，甚至再造中华（如后来的欧洲殖民者一样），就会让身处华北腹地的帝国中央官僚们，产生尾大不掉的担忧了。
鉴于上述分析，“郑和下西洋”之举，在战略上已经注定了只是一次试错，而非改变中央之国基本地缘属性的突破。当然，这并没代表其本身没有价值。要知道，可以共同追溯的记忆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地缘要素。随着中华民族即将在新的“海洋世界”迎来伟大复兴，这笔郑和在600年前留下的“地缘遗产”，将为中央之国的海外事业，发挥积极作用。至于60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对当时的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地缘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