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元！”：高丽国王还能兼任元朝行省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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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王朝兴起以后，与处在中国的辽金政权都曾发生过军事冲突，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辽金政权，始终都对高丽仅有形式上的宗主权就满足了。而到了十三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其对周边藩属的要求便改成完全彻底臣服。

从公元1231至公元1273年，蒙古为迫使高丽臣服连续发动了多达七次对高丽战争，战火从鸭绿江边延伸到东南角的大邱与庆州一带，朝鲜三千里江山尽起狼烟，最终迫使高丽王朝彻底臣服，在元朝军事高压之下的高丽王朝疆域从鸭绿江下游和千里长城退缩到慈悲岭、铁岭一线，元在新拓的疆域内设置了东宁府（平壤）和双城总管府（今朝鲜半岛咸镜道与江原道交界处，逼近今朝韩分界线）。此外，耽罗（济州岛）也被元夺取，设立达鲁花赤及耽罗军民总管府。

自高丽忠烈王开始，高丽历代国王娶元朝公主，元朝公主干预高丽朝政，公主所生世子继承高丽国王之位，高丽由此步入了“蒙古干涉期”。在“蒙古干涉期”，蒙古要求高丽履行内属国应该履行的“六事”：

一为君长亲朝；二为子弟入质；三为编民户籍；四为助军；五为置驿站；六为设达鲁花赤在（镇守官），同时负担以及贡女、贡宦、贡鹰等义务。

其中，达鲁花赤的设立不仅代表蒙古监督高丽，还设置巡马所，负责治安与侦察，等于将高丽部分郡县化。在这一系列的军政措施下，高丽王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元朝“内化”。

在高丽与元朝这个特殊的二元结构之中，朝鲜国王自身是整个体系的中心环节。与我们想象的卧薪尝胆的失败者不同，以朝鲜国王为首的王室对于蒙古（尤其后来的元朝皇帝）的忠贞程度着实不低。以投降的元朝第一位朝鲜国王元宗为例，其作为质子被送至蒙古时，就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与当时作为皇弟的忽必烈交好。据《高丽史》记载：

（元）宪宗皇帝晏驾，而阿里孛哥阻兵朔野，诸侯虞疑，罔知所从。时皇弟忽必烈观兵江南， （高丽）王遂南辕间关，至梁楚之郊，皇弟适在襄阳，班师北上。王服软角乌纱幞头，广袖紫罗袍，犀鞓象笏，奉币迎谒道左。眉目如画，周旋可则，群僚皆以品服，排班于後，皇弟惊喜曰：“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来归我，此天意也。” 大加褒奖，与俱至开平府。

良好的邂逅为高丽王室带来了足够的政治信誉，也为后来高丽王室可以在“灭国”之后继续管理旧国提供了政治基石。在登基之后，朝鲜国王光宗还曾两度至北京“亲身朝见”忽必烈，成为高丽王朝乃至朝鲜半岛历史（信史）上第一位以君主身份朝觐外国的国王。之后，光宗又在其国内的政变之中依靠忽必烈的军队摆平了朝中的权臣，可以说是与元朝皇帝建立了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也无怪乎忽必烈愿意让这位朝鲜国王和他的后人继续管理旧国，兼任大元朝廷征东行省的平章政事（丞相）。

光宗之子忠烈王对元朝的恭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向蒙古请兵、请婚，甚至在高丽国内进行剃发易服，效仿蒙古人的衣冠服饰，更是 “率百官幸妙莲寺，为皇帝祝釐，诸路行省以下官皆以正月朔望行香祝釐”，将对忽必烈的忠诚细化到日常生活中。从忠烈王开始，高丽历代王的谥号不再称祖或宗（自贬以避嫌），同时也形成了高丽国王应经蒙古同意任命才能成为王的政治惯例。

更为夸张的是，高丽忠烈王竟然还为元朝编修国史。

“（忠烈王）命同修国史致仕任翊、史馆修撰官金賆撰《先帝事迹》。”

《高丽史》卷九十五《任懿附任翊传》：

“忠烈朝……又撰《元世祖事迹》。”

高丽王将忽必烈作为高于本国的“先帝”，并将其融入本国的历史叙事之中，是放眼世界历史中都难以寻得他例的神奇故事，也足见高丽王朝对元朝开国皇室的忠诚。

上文已经提及，高丽国王既然兼任征东行省的丞相，便不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高丽国王，尽管能够保留自己王国体系之内的官员任免权，却无法抗拒元朝在高丽当地派驻和提拔属于直隶于帝国行省的官员，元朝廷会向行省直接派遣包括达鲁花赤在内的官员到高丽境内征收贡赋，而高丽国王却很难对之进行管辖。高丽的最高官府中书门下也被改名，降格为正四品衙门佥议府，并使用元朝印玺，这也标志着元朝将高丽纳入行政体系。元成宗年间，元廷甚至“以尔国自作不靖，遣平章政事阔里吉思等权令与王共事，以镇遏之”。表明元廷一度直接派遣行省首官与高丽王共管朝鲜半岛。

不过，在元朝皇帝－本国君主同时存在的朝鲜半岛二元制政治格局中，高丽王国内的传统精英集团将本国定位为“天子-诸侯”框架内的一个特殊政体，虽然他们和国王同为“大元之臣”，但是国王仍是他们的“君主”。在这个基础之上，高丽国王在对元朝的忠诚之外，也依旧维系着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高丽“犹有国名”，自己依旧要依靠本国忠良来抵御不测。

忽必烈维系高丽王室存在的更大原因在于其对日本的野心。所谓征东行省，顾名思义就是要“东征日本”。至元十年（1273），南宋重镇襄阳失守，元朝无须通过高丽攻打南宋；高丽顺理成章地成为元朝专攻日本的基地。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派投降元廷的高丽人洪茶丘等督促高丽造大船三百艘，正式将征日计划付诸实施，朝鲜国王则派遣金方庆等负责高丽方面的工作，一共动员三万余名高丽工匠与民夫，史称“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当年五月，便有一万五千名东征元军来到高丽，同月，世子王谌在元大都与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成婚，这一政治联姻也是为了稳固高丽作为元朝东征的稳定基地。 

在“天子-诸侯”式的二元管理模式下，诸侯国有自己的僚属，但是同样有来自忠于天子的官员监视。投射到高丽王国之中，就是既有以高丽为本位的诸侯心腹，也就有心向元朝天子的高丽“忠臣”。

在忠烈王时代，元朝征东行省逐渐发展成位于高丽国王官僚机构之上，可对之发布指令的“太上王”机构，尽管行省官员也以高丽人居多，但是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影响下，却与高丽王国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分野。‍

首先，作为征东行省的官员将《大元通制》传入半岛并使用，相当于将大元朝廷的法令普及到朝鲜半岛，故有“省吏之执《通制》者”之说。随后被任命为征东行省平章的阔里吉思来到高丽后，与卑贱出身的省吏高丽人朴洪试图改革半岛的奴婢法，将高丽落后的“从贱不从良”的制度转变成华夏固有的“从良不从贱”（一良则永良，不继承父母的卑贱身份），从而动摇了当地的奴隶制度，引起当地高丽贵族的群起反对，最终无功而返。以朴洪为代表的这些精通蒙古语的“译者”，凭借自己与上国的关系摆脱了卑贱身份，成为征东行省中的省吏，他们对传统的高丽王室并无好感，反而希望借助元帝国来改变自己的故乡。

不仅是翻译，在元朝时代，更有通过科举考试的高丽人被派到征东行省任职，如李谷，“韩山郡吏自成子”，他居留中国前后长达六年，对元朝的认同甚深。他曾经怒斥高丽国政之弊端，并说：

“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将具本末，言之朝廷，达之天子，岂以诸公之怒而便含默耶？”

这种“天下一家”的观念与“天子之臣”的意识，表明当时有相当多的高丽知识分子具有元朝的大国家观念。 

当然，这种“忠臣”的后果往往惨淡。忠烈王三年（1277）十二月，（高丽）前大将军韦得儒、中郎将卢进义、金福大等（向元廷）诬告忠烈王心腹金方庆谋叛。作为征东行省元帅的高丽人洪茶丘以此意图牵连忠烈王来实现将高丽“废国变省”，其代表了对元朝高度认同的高丽人的特殊心态。而这些意图颠覆高丽王的元朝忠臣，或被忽必烈调离高丽王国，或在告发活动后“舌烂而死，时人以为天诛”，遭到了高丽国王的反攻报复。

高丽与大元这样独特的二元君主关系不仅在国家关系史上造就了为人惊奇的先例，也为14世纪以后的东亚格局的大变动注入了意想不到的因素。

首先，元在与高丽的战争中，在新拓的疆域内设置了东宁府（平壤）和双城总管府，其官员也多由最早归降元的高丽北境武人世袭，比如高丽人赵晖和卓青等就世袭双城总管府总管与千户长，顺利成为元朝辽阳行省开元路属下的“达鲁花赤”，是地道的元朝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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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后来朝鲜王朝开国国王李成桂的高祖李安社也与赵、卓共同归顺蒙古，调至开元路斡东地方（孔州），任南京等处五千户所首千户兼达鲁花赤，开启了一个五代蒙古化高丽人的家族传奇。也正是因为高丽王朝与元朝的特殊关系，导致李成桂父祖两代都在拥有元朝武人官衔的同时不断朝觐高丽王以暗送秋波，最终让这一蒙古世家在元末顺利拨乱反正回归高丽，也亲手以武人之身葬送了高丽王朝。

高丽与元朝的特殊亲密关系，也让来自高丽的宦官与贡女充斥在元朝社会中。基于蒙古人的文化需求与社会审美现实，高丽的贡女成为元朝社会的首选，在元朝社会中后期，甚至元代以后，都出现了贵族以高丽女子为妻妾的攀比风尚，形成了一股崇尚高丽女子以抬高社会地位的奇特社会风潮。

元代的这些高丽贡女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元顺帝的第三位正宫皇后奇皇后，他不仅为元顺帝生下了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更与儿子谋逼顺帝禅位，最终引发元廷旷日持久的内战，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高丽王朝与元朝的相继覆灭，让生活于元代辽阳行省的大量女真人进入了相对的权力真空期，建州女真先祖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就在这一时期自牡丹江流域进入鸭绿江与图们江两岸生存，并在新生的朝鲜政权与大明政权之间纵横捭阖，于白山黑水之间野蛮生长，最终汇聚成一股改变东亚格局的洪流。

参考资料：

1.萧启庆：《元代的通事与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6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张春海：《臣服蒙古后高丽精英的阶层分野与认同分化 ———兼论他们对元朝法态度的分歧》，《安徽史学》2024年第3期。

3.刘迎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5. ［朝］郑麟趾：《高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