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可以作为转移支付的通道，短期战时或有必要，但不是当时必然和唯一的长期制度选择，更不是好的选择。它阻隔了价格信号在需求侧的产生和对供给侧的释放，这是该制度和计划经济不得不最终捆绑的根本机制动力源。一些人说没有票证会饿死人，票证保障了不饿死人，这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理论还是实证
#票证制度#
什么是票证？票证政府向居民配发的，购买某些物品或服务的凭证。包括票、证、券。“票”是“证”的衍生物 ,是“证”的补充, 是流动的“证”。固定化的“证”与流动性的“票”相结合，形成计划供应政策制度化的标志。
注意革命战争年代的各类粮食票证与建国后统购统销的各类票证有本质区别。前者粮食不是商品，粮票可以直接兑粮、兑款，甚至具备了货币功能，是有价的；后者则相反，这个时候粮食属于商品，粮票只是一种计划供应的凭证，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属于无价凭证，即使个别地方曾出现抵充货币的情况，但没有官方认可，也没得到广泛流通。坊间所谈的票证，一般指后者。两者不可混淆。
票证制度起源于对粮油棉等物资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 即由国家控制粮食收购、掌握粮源 ,并通过计划供应的办法, 并不天然与意识形态挂钩，而是一些国家推行过的粮食调节政策,如日本、德国等。而票证配给制，是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曾实行过的带有战时体制特征的临时性措施，作为权宜之计，决非长久之策，不具备制度化的特征。唯有中国用严密的票证制度将其固定化、制度化、长期化。
新中国实行票证制度始于1953年，当年出台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与之相伴随的票证制度。统购统销的直接出发点是为了应对1953年的粮食危机。但后来逐步和社会主义制度扭结在一起，并成了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票证制度是统购统销政策的附属物, 是强化统销政策技术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之所以实行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制度，是因为生产力欠发达，导致物资匮乏，粮食短缺，而且为了创汇还出口了不少粮食。所以物资匮乏是实行票证制度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非常薄弱，“一五”时期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此时不可能用高价购进农产品，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工农业的剪刀差获得的。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统购统销，向“三农”索取工业化的粮食、原料、资金的积累，通过压缩、控制市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维持低工资 ,为不断产生工业的高额利润提供条件。这在当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可厚非。因此现在在不断地反哺农业，给予农民适时的补偿。
所以，说票证是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弄得物资匮乏，是完全无视当时历史条件、非常无知的表现。
作为统购统销附属物的票证制度 ,在那特定的年代里 ,虽属情非得已 ,却也是必要的、及时的，在客观上，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它初步缓解了城镇中粮食等重要物资的供销、产需矛盾，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支持了国家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效果卓著。到 1957 年, 城市人口达 9,949 万人，全部由国家供应粮食，这是一大了不起的奇迹，有力地保证了“一五”、“二五”计划的顺利进行，使得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第二 ,粮价稳定，有效防止了市场波动（对比民国末期的通货膨胀）。
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1、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在社会生活中，票证将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开，造成中国农村和城市僵化的二元格局。1958年实行城乡户籍二元化管理后, 城里人要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各地流动，在外地就餐；农民缺少粮票，就被束缚在土地上, 活动半径更加有限。2、票证制度只是在当时粮食供求、产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平均、公平正义被迫采用的临时性策略。但后来却发生异化、固化，成为某些等级、特权的象征。改开后，随着一些商品供需矛盾缓解，尤其到价格双轨制时期的更多地作为城里人、国有单位福利措施出现，反而造成不公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 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 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
回顾这段历史，并非刻意歌功颂德。毕竟是资产，还是负债，也就在人的一念之间。但正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才踏响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这是某些远在异邦，缱绻于小布尔乔亚式风情的人，恐怕难以体会得到的。
什么是票证？票证政府向居民配发的，购买某些物品或服务的凭证。包括票、证、券。“票”是“证”的衍生物 ,是“证”的补充, 是流动的“证”。固定化的“证”与流动性的“票”相结合，形成计划供应政策制度化的标志。
注意革命战争年代的各类粮食票证与建国后统购统销的各类票证有本质区别。前者粮食不是商品，粮票可以直接兑粮、兑款，甚至具备了货币功能，是有价的；后者则相反，这个时候粮食属于商品，粮票只是一种计划供应的凭证，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属于无价凭证，即使个别地方曾出现抵充货币的情况，但没有官方认可，也没得到广泛流通。坊间所谈的票证，一般指后者。两者不可混淆。
票证制度起源于对粮油棉等物资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 即由国家控制粮食收购、掌握粮源 ,并通过计划供应的办法, 并不天然与意识形态挂钩，而是一些国家推行过的粮食调节政策,如日本、德国等。而票证配给制，是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曾实行过的带有战时体制特征的临时性措施，作为权宜之计，决非长久之策，不具备制度化的特征。唯有中国用严密的票证制度将其固定化、制度化、长期化。
新中国实行票证制度始于1953年，当年出台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与之相伴随的票证制度。统购统销的直接出发点是为了应对1953年的粮食危机。但后来逐步和社会主义制度扭结在一起，并成了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票证制度是统购统销政策的附属物, 是强化统销政策技术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之所以实行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制度，是因为生产力欠发达，导致物资匮乏，粮食短缺，而且为了创汇还出口了不少粮食。所以物资匮乏是实行票证制度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的基础非常薄弱，“一五”时期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路线，此时不可能用高价购进农产品，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工农业的剪刀差获得的。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统购统销，向“三农”索取工业化的粮食、原料、资金的积累，通过压缩、控制市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维持低工资 ,为不断产生工业的高额利润提供条件。这在当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无可厚非。因此现在在不断地反哺农业，给予农民适时的补偿。
所以，说票证是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弄得物资匮乏，是完全无视当时历史条件、非常无知的表现。
作为统购统销附属物的票证制度 ,在那特定的年代里 ,虽属情非得已 ,却也是必要的、及时的，在客观上，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它初步缓解了城镇中粮食等重要物资的供销、产需矛盾，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支持了国家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效果卓著。到 1957 年, 城市人口达 9,949 万人，全部由国家供应粮食，这是一大了不起的奇迹，有力地保证了“一五”、“二五”计划的顺利进行，使得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第二 ,粮价稳定，有效防止了市场波动（对比民国末期的通货膨胀）。
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1、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在社会生活中，票证将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开，造成中国农村和城市僵化的二元格局。1958年实行城乡户籍二元化管理后, 城里人要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各地流动，在外地就餐；农民缺少粮票，就被束缚在土地上, 活动半径更加有限。2、票证制度只是在当时粮食供求、产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平均、公平正义被迫采用的临时性策略。但后来却发生异化、固化，成为某些等级、特权的象征。改开后，随着一些商品供需矛盾缓解，尤其到价格双轨制时期的更多地作为城里人、国有单位福利措施出现，反而造成不公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 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 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
回顾这段历史，并非刻意歌功颂德。毕竟是资产，还是负债，也就在人的一念之间。但正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才踏响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这是某些远在异邦，缱绻于小布尔乔亚式风情的人，恐怕难以体会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