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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纪录片出发，打捞一切“非虚构”故事。

高考结束后，小镇做题家，面对一个没有题目的世界

凹凸镜DOC · 公众号 · · 2024-06-22 21:47

正文

本文转自：北贝BOOK ‍ ‍ ‍

明天中午14:00，高考成绩就可以开始查询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一些与高考有关的话题都会重新被我们提起，其中一个就是“ 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起初是一个用来自嘲的词，但又逐渐变成了一个标签，来泛指那些“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人”。没有人想做小镇做题家，但对于本就缺乏资源的“小镇少年”来说，成为做题家，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头之路。

教育社会学家谢爱磊在《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一书中，采访调查了许多“小镇做题家”，他发现，“做题家”们步入大学以后，“当旧的考试节奏消失殆尽，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标”。下文中，我们将看到谢爱磊的采访对象们从高三步入大一后的心态变化，他们最普遍的感受，就是“失去了归属感”。他们曾经顺应着刷题和考试的节奏，习惯了时间被任务填满，但是一旦进入更宽容和多元的大学后，全都变得迷茫与不适。

到目前为止，高考依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相对公平的考试之一，也是很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它只是踏上“出路”的入口，之后那些不再需要考试成绩的路程该如何走，是每个学子要面临一生的课题。

下文摘选自《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高中三年的一切都是为了高考，

学到的东西能用在生活上的很少”

唐心毕业于南山大学（注：本文中的大学名称均为化名），本科时就读于化学专业。在她的记忆里，儿时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唐心老家在潮汕，幼时父亲务农——种植水果。但她提到，慢慢地——“家附近的农田逐步地被改建成工厂，村子附近有了七八层高的楼；母亲放弃务农，在家给附近的工厂做代工编织，赚取收入”“拿一些手工活回来，再分给关系亲近的人一起做”。

电影《狗十三》

唐心回忆道，她家原来的平房后来也被父亲借钱重修，在她上高中时变成了三四层高的楼房。访谈时她反复提醒我，她的老家其实不像“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农村——很落后”。

唐心的学业始于她家附近一所步行五六分钟即可到达的学校，征程看似简单而顺利——毕业通过会考，去了当地最好的一所初中，而后考进一所名牌高中。

在谈及高中的环境时，唐心的总体评价是“很好，环境和学习氛围都特别好”。她提到的“环境和学习氛围特别好”，主要是指学业安排特别有利于自己获得好的成绩。访谈时，唐心评价说，虽然与北方高考大省相比，南方的高中“没那么可怕”，但基本上所有时间都被安排得很紧凑。

她记得每天的程式大概是：“早上6点就要起床晨练到6点半，7点20分开始晨读到7点40分，7点50分正式上课，一直上到下午5点40分左右，再去吃饭——但仅有20分钟，因为差不多6点就需要回教室看书。晚上7点到10点半再是晚自修。”

在一个注重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环境中，用功有着其文化上的正当性，也自然能够激荡人心。 唐心提到，虽然物质条件有点艰苦，但大家也乐在其中，“晚上6点回教室，教室太暗了——还没到开灯时间，大家都会买一个电灯，能充电的那种，在教室里看书”。

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除每日的功课之外就是频繁的考试。像我遇到的许多受访者提到的一样，唐心所在的中学也安排学生在高一高二时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进入高三便开始“做题”。

“高一高二的时候，大概每个月考一次，考语数英三科，还有期中考、期末考”，到了高三，就变成了“周三下午考一次——理综当中的某一科”。周末再会考理综，另外，“还会有期中、期末考试”。高强度的学业安排使唐心其时就读的高中维持了相当不错的升学率——“看母校的宣传，达到一、二本科线的学生数应该可以到90%之多”。唐心所在的名牌高中是典型的县中，拥有当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以及最多的资源支持。这90%的升学率是这些资源加上唐心所描述的对学生和教师的“高度动员”以及“锦标赛”式的运作机制带来的结果。

在千里之外的高考大省河南，白与欣此刻也正体验着这学业锦标赛带来的压力。与欣出生在县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初次接受访谈时，她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家庭条件特别艰苦”——“两岁时，家里才盖了一间平房”。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给了她父亲一定的机遇，到与欣九岁时，家庭环境又“变得可以”。回忆起自己的学业，与欣紧皱眉头，说小学的时候“成绩中等但比较稳定”，初中时“成绩特别好”，但到了高中“就不怎么如意”。

她说自己初中的时候有点叛逆，但为了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高中时一改初中的叛逆，“学习上挺努力”。与欣这句话中的“挺”字显然用得谦虚——她的努力程度应该超乎想象，因为大学时再回忆起这段经历来，她有藏不住的“厌倦”和“痛苦”感，说自己“打死都不想再回去”。让与欣觉得痛苦的，首先是当时繁忙的日程：“早上大概五点钟就起床，晚上十一二点才睡。都没什么假期——暑假只有七天。十一假期就半天或者都不放假。高三大概三周（才能）回家一次——澡都没法洗。”与欣强调说：“学校又管得特别特别严，而且不停地考试。”

再有让与欣觉得痛苦的，就是高中的“做题”经历。回忆起高中时上课的情形，她说道：“其实，在我印象里我们不怎么上课，大概高二就把所有课程都已经学完了。”高三之前，上课时“老师也就是（很快）讲讲课本上的东西”“最多的时间都用在了做题上”。

上大学后，与欣常有思考，觉得高中教育存在很大的弊端：“高中一半的时间都在做题——就做题，老师（再）讲题、纠题——纠正题，再做题和老师讲题，再纠正题。”她对语文和英语学习的方式颇不认同，指出语文课写作文时，议论文写得太多——“废话很多，就是为了凑字数”。至于英语学习，大概的情形是“英语老师不让背单词，认为背单词没用，一直让写题、写题”，学习只剩下各种做题技巧。

电影《狗十三》

与欣发现，等上了大学，自己的英语基础全都跟不上，“做题技巧都是平时用不到的东西”，但 高中三年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高考，学到的东西能用在生活上的很少 ，这为大学初期的英语学习埋下了隐患：“英文是一个很大的短板，我觉得我自己和（其他城市生源的）同学比起来，英语感觉用好多年都弥补不上。”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但让人难以释怀的是， 机械训练和对更好成绩的争取似乎成了唐心和与欣的唯一出路。 他们所描述的巨大的学习压力所带来的挑战也远不止在心理上。

在提及高中的学业时，海一大学的吴星同在大一时回忆道：“我感觉（高三）那段时间可能是学生时代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们班也算是个重点班，几乎所有人三天两头生病，有头痛这些症状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压力大也会熬夜、胃不好，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星同老家在甘肃，儿时先后在村小和镇上的中学就读，高中时考进县城的重点中学并进入重点班。父母是普通农民，在他上高中之前一直务农，在星同进入高中、无须再全方位照料，又要考虑增加家庭收入供他上学的情况下，父母选择进城打工。

访谈时，星同向我介绍家乡的状况：“我们这一代都上了中学，上了中学之后会被送到相对发达的地方（比如说县城、市里）去读书。那父母就会跟着去打工，成为典型的农民工。家长会到学生就读的学校附近去打工……供你读书。等你书读完了，他们就可能继续回去务农，但有些可能会继续打工，定居在这个城市。”

星同的父母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给他一种特别的感觉——他的学业是家庭的一项中心工程。访谈时，星同始终强调 “家一直是以我的读书为中心的”。

歌曲《无名的人》唱道：“（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对于星同这样家境一般的学生，为了上好学，需要打拼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全家。这份“举家体制”大约给了他一份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感，也带给他一股拼劲。

青年学者董永贵提到，不少农家子弟取得较高学业成就的主要原因，一是“逃离乡土”，二是“报答父母”。到了高三，由报答演变而来的责任感变成星同肩上重重的“压力”——“老师的压力裹着家长的压力”——也是做题的动力。 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

电影《狗十三》

星同关于高中生活的全部记忆非常简略：“我们从周一到周日的每个早晨都在上课，一周休息的时间只有周日的下午，而且周日晚上还是要上晚自习。下午那几个小时是你去休息的时间。

而这段时间我们大多数同学，可能住校的话，都会去洗衣服，洗完之后又直接去上课了，可以说我们高中三年就是这样的，高一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老师也不提倡娱乐活动——他们也不会搞这些活动。”

和日复一日线性而又重复的日程重叠在一起的，便是机械的授课和训练，“新课上得很快——本来高中的知识也不难，你自己也能看懂，老师要求你预习——这也不重要。 教完之后直接花大量时间讲一些试卷，讲一些辅导资料，就是培养你的应试能力”。

所有的课程主要是用来培养学生的应试能力，“以讲题为主，分析题型，教你怎么做题而不是教你知识”，即使是晚自习时间，其实也并不用来自习，老师也要用来讲题，“一个多小时都在讲题”……

唐心、与欣和星同口中县中的环境，和何想描述的省会城市顶尖高中的环境显然有着实质差异。

和与欣同在河南的子朗高中时也在一所省会重点中学，但子朗记忆中的高中环境显然处于中间状态——既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同时也有紧张的学业和做题压力，但“比县中好太多了——教育部门要求周六、日不补课，就不补课”，师资也比较好，“老师还给我们放电影，经常组织表演话剧”。

“比县中好太多”的另一个重要含义是良好的师资和更多元的升学路径 ，这可能也是子朗回忆起高中的学业，觉得还比较“宽松”的原因。子朗最终是通过高考考进海一大学的，但高中时他所在的是竞赛班——师资力量比较好。

省中组织学生参加竞赛当然是为了给学生保送名校铺好路，但子朗坦言，他在竞赛中没有获得什么很好的名次，后来只好再尝试自主招生。但自主招生的学校推荐又有名额限制，而按自己的成绩，他只能被推荐到全国排名前二十左右、坐落在内地的一所名校。子朗最终还是选择通过考试进入更好的海一大学。

显然，要考好，即便不喜欢，不做题也不行。子朗反复提及：“很多都是老师给你讲一些基本的东西，最终你要自己下去看，自己下去做题。……如果你想学习好，不做题是不行的！”

他说自己不是那种喜欢刷题的学生，因为学习习惯不同：“复习的时候，我就是先看课本，很多科目我都是买了试题，但是最后我只是看了看，并没有做那个题，就是先看课本做例题，类似于这种形式，我觉得首先得把这个科目理解透了，之后解题才是顺理成章的。”但按照子朗的说法，他的同学大部分可能还是一套套地刷题。

一种共同的求学经历将他们与同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奏响了他们大学生活的前奏。

“大学和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节奏”

回忆起刚进南山大学时的情形，王唯芷若有所失。她说“当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有点手忙脚乱”，这让她“挺慌的”。 感到“手忙脚乱”和“慌”是因为大学和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节奏 ，而她自己没有这种节奏感。

唯芷的家在广东省东部的一个小镇上。谈到小镇的样子，唯芷笑着说：“虽然说是个小镇，但实际上就是两个村子中间一条路上的两排门面房。”家中共有四个兄弟姐妹，“父亲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母亲在家种点菜”。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经历，唯芷说在村小读完小学后，父母因为“担心镇上初中的教学质量”，便商量着让她参加当地一家新建私立校组织的自主招考。因为成绩优异，唯芷顺利考进这所私立学校并拿到奖学金，后来再成为该校新组建的高中部的第二届学生。

像不少同期建立的私立校一样，为了追求市场和认可，唯芷的学校采用“半封闭式教育”，特别“重视学生的成绩”。“半封闭”就是“学生的一切都在学校的安排之下”——每周学校统一送学生回家，然后再接回学校，平时在学校里面住、吃。

电影《少年的你》

但到了大学，熟悉的统一节奏一下子消失了， 过去被排得满满的日程一下子空了许多，这让唯芷有点“措手不及”。

她说大学里的学习和生活“比较灵活”，难以把握。即便是到了大三，当被问及对大学的节奏适应得如何的时候，唯芷还是说：“我觉得适应一半吧，就是说可能从心理上会接受这样的过程——你知道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你必须接受这样的节奏。……但是可能我适应得比较慢，觉得实际的行动没有完全跟上。”唯芷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可能还留在过去：

“形成习惯后我来到大学，就多多少少有些不利的因素吧， 因为大学毕竟是很自主的一个地方，它不会每分钟都告诉你做什么。”

感觉身心“留在过去”是因为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断裂”——过去置身其中的学校与现在置身其中的大学有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当以肉身体察两种不同的文化时，个人的生命历程容易被割成两段。社会学家指出，弱势群体学生的家庭和学校之间往往存在着文化断裂，且常导致他们难以很快适应学校环境。

但唯芷提到的断裂感显然不止于家庭与大学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残留在她身心中的节奏是高中学习和生活环境的产物。

我们可以将唯芷口中的“身心节奏”看作在相对封闭的集训式的高中环境中，按照一套统一的模式学习和成长三年之久而养成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心态。它的养成是个体和学校间“合谋”的产物。

之所以说是“合谋”，是因为它夹杂了个体和家庭对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追求，也夹杂了个体所在的机构对机构利益和社会声望的追求，少了一点谁胁迫谁的味道。 双方“合谋”的落脚点在升学，策略在于塑造最有产出率的身体和心理。

一旦离开旧环境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在旧环境中养成的生存心态与新环境之间就注定错配。当唯芷离开高中、迈进大学这个新环境的时候，她所声称的旧的身心节奏难以跟上大学的节奏，则是错配的具体体现。

“大学和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节奏”

在海一大学的吕程这里，错配有它的独特体现——他说刚进海一时，自己总有一种“变懒了”的感觉。吕程反思高中重复而又紧凑的学习模式，感慨万千，说“觉得高中把自己的精力榨干了”。

吕程来自浙江东南，在小镇长大。初次访谈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还略显生涩，说自己的父亲“没有固定工作，有时去亲戚家的私人企业做工”，而母亲刚从当地供销社退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父亲的不稳定收入、母亲的退休工资，再加上家里出租的街角店面——这些基本可以保证他的学费和在大学的日常开销无虞。吕程就读的高中是县一中——以升学率衡量，自然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吕程骄傲地回忆说，自己的母校“每年考进‘清北复交’的，加起来会有二三十个”。

这二三十个“清北复交”的突出成就，显然是学生、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能够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吕程的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陪读了三年。

严慈相济总是普通人信奉的教育法门。 如果说母亲的呵护是“慈”，学校的呵护则可以算是“严”。学校的“严”体现在高中应战式的日程：高考越近，战况越紧，日程也越紧凑——这表明时间本身成了一种可以策略性地加以使用的竞争性资源，而学校尤其想要抓牢这种资源。

吕程回忆说自己把整个午休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数学”。他提到：

“中午的时候老师就会布置好晚上的作业。虽然挺困的，但是不能睡，因为其他人都在做作业，你不敢睡。但到了1点10分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困趴下了。不过到了1点半，学校的广播就开始吵……”下午上课时间到了，老师又开始“做题、讲题，做题、讲题”。

紧凑的日程安排和不断的竞争塑造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心态——渴望一条明晰的时间线，且条块化每日的安排，让每一段时间均对应可预测的任务。

但大学中的节奏则不同。回忆起刚入大学的情形，吕程反复提到高中和大学的差异，说他看不清时间线和任务——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一间教室里，老师每天布置题目”，但等“到了大学，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和高中学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人告诉你到底该做什么。高中的时候，就算你不知道做什么，老师也会告诉你今天做这个题、明天做那个题，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学习的节奏”。

电影《中国合伙人》

吕程感慨道：“刚进大学，你看不到别人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高中的时候看到别人在做题，即便自己刚才在玩耍，也会马上想，不如自己也来做题好了。 可到大学里以后，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 ”这给了他一种失落感和孤单感——

“顶多晚上睡觉时能看到（他们），还有很多人不在宿舍里，有时候宿舍里就我一个人，我感觉大一的时候挺孤独的”。

没有统一的节奏，一切变得不可预测，这让吕程感觉失去了学习坐标和生活秩序。 考试大概是个最好的例子，他提到：“高中考试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知道试卷是什么了，你知道大题的第一道是解三角形，第二道是空间立体几何，第三道是一个应用题，第四道是一个数列，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前面有十四道填空题，第一道是几何，最后一道比较难，看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放弃。大学考试是，这次考试什么题型啊？哪章不考、哪章考啊？”这一切带来“一种未知的慌张”。

吕程深思道：“我感觉就是，大学没有人管你，整个人会有一种惰性，高中的时候我会把很多精力都压在学习上，感觉自己被压榨干了一样，到大学以后变懒了。”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对专业不是很感兴趣，还是说本来就很懒”。这种感觉困扰了他许久，“上课的时候，听着听着，就不想再听了”。

“当旧的考试节奏消失殆尽，

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标”

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一书中提出，学业竞争往往身披贤能主义的外衣——个体的成功由他们的智力和努力决定，但也往往会带来“优绩强迫症”—— 无止境地追求高分、更好和更成功，因为能够证明智力和努力的无非是业已获得的业绩。

托马斯·柯伦和安德鲁·希尔说这容易导致“完美主义病”。所谓的“完美主义病”是指在个人的有用性和自我价值由自身的表现、地位和形象所定义的社会中，对完美自我的非理性追求。当然，对于判断是否完美而言，可见的即时产出非常重要。而在学校，产出主要由测试和成绩来衡量。

但在大学，再无像高中一样见缝插针的考试和每周甚至每天可见的投入—产出反馈，也意味着再无周期性地确认自我位置的依托。 当旧的考试节奏消失殆尽，自我也就失去了坐标。

纪录片《高考》

汉江大学的向思在访谈时即反复提及，她适应了的东西——考试——消失了，而“这种感觉很不好”。她回忆说，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发现“没有中段考，就只有期终考试”。这样的学习方式让她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学好了还是没有学好。她认定这是“到期末了，一考定终身”。

向思说她还是适应高中的情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学习，再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考试。这样，假如“这阶段没学好、考差了，就补”。访谈时她用双手轻轻地在桌子上方的空气中比画道：“这样，我就一层一层垒上去。”

问题是，大学再没有这个节奏的考试，而好像要一次性给你下一个定义——“没学好”，这让向思觉得迷茫。另外，向思还发现，在大学中，考试也并非评价和确认自我的唯一方式，大学的考核制度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隐性又难以捉摸——“真刀真枪的考试没有了，有的只是其他的考验，另外，成绩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她提到：“我们系是不公布成绩的，甚至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这样，又如何有一个认定自我的标准？

“是高中和大学的文化差异，

也是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差异“

初到海一大学，河南的宋子朗也一直在将高中的老师和大学的老师做比较，有时候还会心生一丝失望。提到高中时代的老师，他回忆道：“高中老师跟你交流比较多，能关注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不仅关注学习，还关注状态和生活……但大学老师非常不一样。”

子朗意识到，“大学的老师分工更细，每位老师负责的内容都不一样”。他的困惑是：“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可以交流的人？”回忆起第一次和大学老师交流的经历，子朗久久难以平静：“这堂课上有道题目不会，就去问另外一个老师，但那个老师说，你不要问我，我跟你们老师说的不一样，那你怎么办呢？你去找你的老师吧！”

但他回忆说：“高中就不一样，在高中如果遇到题不会做，去找老师，这一科的老师不在，就会问其他科目的老师，他们都非常乐意给你解答。”这个小挫折让子朗意识到，在大学 “一个人要撑起自己的天，不能再靠别人（老师）” 。

他笑着评价自己是小强式的人物，“什么环境都能接受”，但在刚意识到再无人可以依赖的时候，“还是会抑郁，比高中抑郁得多，因为自己要独立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他觉得那个时候“身边的事情总会有一些不如意，不如高中那样单纯”。

“不再单纯”描述的不仅是人际，更是每个人的小世界。在备战式的高中世界，一切都指向高考，每个人都被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这给了这个世界一种特有的机械团结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定义的。 相同的目标、共同的节奏造就了许多彼此相似的个体，也造就了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集体感往往淹没个人主义——一种独特的生存心态。

但到了大学，共同的目标消失了，每个人开始被期待有自己的独立追求，不再有高度的统合，联系每个人的纽带也变得松散。在子朗看来，这是“人情变冷”。人情变冷显然暗含了一种参照，参照的既是过往高中的生活，也是过去习惯的世俗人情。

高考结束后，小镇做题家，面对一个没有题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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