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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灵按 :施特劳斯曾批评伯林的自相矛盾是既主张相对主义,又主张绝对主义。伯林生前明确表示对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毫无兴趣,因此并不打算回应施特劳斯的批评。据此,中西方学术界普遍以为伯林没有回应。然而,最新发现的伯林未刊书信表明,伯林生前实际上作出了回应。在《伯林致雅法书信》中,伯林澄清自己既不是相对主义者,也不是绝对主义者。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伯林致雅法书信》中译文,第二部分则交代《伯林致雅法书信》的来龙去脉及其思想史意义。( 《伯林致雅法书信》删节版原载《读书》2017年第3期,第73—82页,本次推送的是带详细注释的完整版 )
作者简介
马华灵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主要学术兴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知识社会学与当代中国政治。
文章正文
一、伯林致雅法书信(1992年5月24日) [1]
译者:马华灵
尊敬的雅法教授(Harry Jaffa)[2]:
非常感谢您5月18日寄来的书信[3],也非常感谢您寄来5月13日您致《纽约书评》的书信副本[4]。我很高兴,我对列奥·施特劳斯的评价大致类似于您本人,而不是施特劳斯的主要诋毁者对他的评价。[5]
我认为,与那些憎恶其学说者相比,我对其性格与作品的评价可能更加客观公正,也更加理由充足。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无论是局部,还是整体。
我也必须感谢您寄来施特劳斯论相对主义的论文副本[6],在其中,他批判了我的观点。我并不知道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我以前所知道的全部是,有人告诉我(也许是已经过世的莫米利亚诺教授[Momigliano]),诸如此类的论文正待发表。[7]施特劳斯从根本上误解了我的立场,这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了。我既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按照他对相对主义者的理解),并且从来都不是。尽管后者尚可争议,但是对我来说这毫无争议。确实,我跟施特劳斯一样相信,人类的终极价值是存在的,并且为人们所接受。我在他所引的文字中言道:终极价值“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并且如此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真实人性之中,以至于它们经过历史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正常人的本质组成部分”。[8]而且,我也言及绝对的立场。而我跟施特劳斯之间的分歧之处是,我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这些信仰具有任何先验的基础(a priori basis)。我所谓的“绝对”的“终极”信仰(‘absolute’, ‘final’ beliefs)(如果有必要,人们可以用他们的生命等来捍卫它们),指的是这样的信仰,即这些信仰根植于如此多的人类共同体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都如此广泛相信的价值,因此,对于人类来说,这些价值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原则上不会发生变化,尽管鉴于过去的经验,这似乎不太可能。如果这些价值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我们依旧是我们而言,我们不可能预见它们可能会变成什么。我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区别就是,他所相信的绝对的先验基础(the absolute, a priori basis)与我使这些价值奠基于其上的近乎普遍(如果只能说是近乎的话)的基础(the virtually … universal basis)之间的区别。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言及作为其自身所处的时代与文化之产物的价值。对于那些属于这些文化的人们而言,这些价值可能是同样神圣的(equally sacred)。例如我的消极自由概念,古代世界中没有多少相关讨论。又如真诚的价值,我认为17世纪末以前无法找到多少相关讨论——如果有的话。再如,个人权利(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不同于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伯里克利演讲内容,也不同于拉丁文jura。拉丁文jura的意思不是英文中的“权利”(‘rights’)。个人权利也许最早出现在奥卡姆(Occam)的作品中[9],并且是唯名论的产物。抑或,就此而言,个人权利跟前面的消极自由是息息相关的。这些价值确实是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价值总体框架中的元素,这个价值总体框架体现了时代、文化与时期的特征。施特劳斯并不主张这个观点。他相信,永恒价值是存在的。永恒价值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有效,并且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始终(quod semper, quod ubique, quod ab omnibus)坚持永恒价值。由于我并不相信我具有一种能够揭示这类永恒真理的官能,所以我无法接受。如上所述,我只能接受永恒真理的近似物。
而且,我相信终极价值有时互相冲突——对于许多人而言,仁慈当然是一种终极的绝对价值,但是仁慈跟完全的正义无法兼容;完全的自由跟完全的平等也无法兼容,诸如此类。无论如何,就我的理解而言,仅有的普遍价值是好坏、真假及它们的派生,例如对错与美丑等。由于施特劳斯没有认识到绝对价值之间的不可兼容性,所以我们极其不一致。因为根据施特劳斯的观点,所有绝对价值必定都彼此和谐一致。当施特劳斯说我们可以在先验的意义上绝对知晓这些价值时,就他的理解而言,难道他指的是其他意思吗?我的异议是,他指控我犯下了相对主义的错误,而且实际上犯下了某种历史主义的错误。这种历史主义不是波普尔所理解的历史主义,而是指价值取决于历史,并且没有永恒的地位。这种历史主义并不是我的某种信念,更不必说他完全忽略了同等终极的价值之间的互相冲突了。我认为,我为了回应您致《纽约书评》的书信而可能说的任何内容,既无法说服您本人,也无法说服施特劳斯的其他信徒,而且,对于那些接受或赞同我的信念的人们来说,这些内容也没什么新意。出于这个理由,我看我不用回应您善意的信笺了。而且,我也将告诉希尔弗斯(Silvers)[10],除了这封短笺所表达的大意,即我既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我再也没有什么想要加以评论的了。
我希望您会谅解我的沉默,我只能感谢您为了促进人类的精神以及发现真理,而试图说服我解释我的立场与施特劳斯的立场之间的对立。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可以写作的任何内容,都无法传达我已经在《两种自由概念》[11]以来的所有作品中试图强调的内容。任何阅读过我大部分作品的读者都会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依据是什么,施特劳斯在什么地方误解我了。这就是我所要求的全部。再次感谢您的来信并随信寄来所有附件。您就我对那位伊朗访谈者[12]的回答而质问我,这实在太好了。您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并且确实具有一种全然让人肃然起敬的动机。
以赛亚·伯林敬上
1992年5月24日
附:我应该补充说,他对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攻击在我看来似乎完全有效。他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且显然敬重海德格尔。我希望他可以进一步解释海德格尔对整个哲学思想的贡献是什么,然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点。
(版权所有:© The Trustees of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17)
二、伯林回应施特劳斯:《伯林致雅法书信》的来龙去脉
1957年,伯林就任牛津大学齐契利社会政治理论讲席教授(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1958年,伯林在牛津大学发表就职演讲,演讲题目就是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两种自由概念》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诚如斯威夫特(Adam Swift)所言:“如果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那么,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就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单篇论文。” [13] 抑或,我们甚至可以如是判断,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宣言,那么,《两种自由概念》就是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宣言。
然而,对于这篇自由主义经典论文,施特劳斯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在他看来,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危机的标志性文本。易言之,自由主义的经典恰恰是自由主义危机的象征。1961年,施特劳斯在《相对主义》(“Relativism”)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伯林的自由主义之所以是自由主义危机的标志,是因为伯林的自由主义建立在多元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而多元主义内部却蕴含着难以纾解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伯林主张消极自由是是绝对价值;另一方面,伯林主张多元价值之间是相对有效的。如果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多元主义既主张绝对主义,又主张相对主义,那么,自由主义就摇摆于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如此,自由主义不是在自掘坟墓吗? [14]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十年间,伯林竟然对施特劳斯的批评一无所知。在1991年出版的《伯林谈话录》中,伯林曾言:“我知道,在施特劳斯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篇搁置数年无人阅读的遗作),我将受到猛烈的攻击。” [15] 伯林所谓的即将发表的遗作正是施特劳斯的《相对主义》。而实际上,此文早在1961年即已发表于《相对主义与人类研究》(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一书中, [16] 并在1989年重刊于《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中。 [17] 而在1988年,伯林与贾汉贝格鲁开始一系列访谈之时,伯林以为此文即将首次公开发表,他毫不知晓此文早于1961年就已经公之于众了。直到1992年,施特劳斯的著名弟子雅法(Harry Jaffa)把此文副本邮寄给伯林,伯林才得以明瞭此文业已发表的事实,并知晓施特劳斯是如何批判他的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 [18]
在1988年的系列访谈中,伯林对施特劳斯的批判似乎毫不在意。他带着无所谓的口吻回答贾汉贝格鲁道:“就随他吧。我无法答复他,因为他已经在其坟墓中了,而我对他的众多信徒(disciples)丝毫提不起兴趣。” [19] 据此,中西学术界普遍以为伯林生前没有回应施特劳斯的批评。然而,伯林生前真的没有回应施特劳斯的批评吗?他真的没有认真对待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吗?其实不然,伯林确实回应了。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伯林档案所藏的一封尘封二十多载的书信中,伯林直接回应了施特劳斯在《相对主义》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因此,这封书信是理解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的钥匙。
由于这封书信对于理解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具有非比寻常的特殊意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详细交代这封书信的来龙去脉,以向读者呈现这封书信的发现之旅。
1992年5月28日,《纽约书评》刊载伯林与贾汉贝格鲁的访谈录《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Philosophy and Life: An Interview”)。 [20] 这个访谈录并不是1991年《伯林谈话录》出版之后的另一次新访谈。实际上,它只是《伯林谈话录》开头与结尾的节录,其中也收录了伯林对施特劳斯的批评。然而,早在《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正式发表之前,雅法即已获悉它将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消息。很有可能的是,《纽约书评》编辑提前把该访谈录的具体内容透露给了雅法。所以,雅法早在1992年5月13日即致信《纽约书评》编辑,并意图站在施特劳斯的立场上,回应伯林对施特劳斯的批评。 [21]
1992年5月18日,雅法就此致信伯林本人,并同时附寄他致《纽约书评》编辑的书信以及《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中所收录的《相对主义》一文。 [22] 在该信中,雅法真诚地恳请伯林回应施特劳斯的批评:
在该访谈中,您说您不会回应,因为施特劳斯已经死了,而您对其信徒没什么兴趣。我希望恭敬地向您指出,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理由。……由于施特劳斯无法在这里为自己辩护而不回应施特劳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错的。施特劳斯相信,我认为您也会相信,真正严肃的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不是私人对话,这种对话将超越时间,并将永垂不朽。我确信,如果您对施特劳斯的回应配得上他(worthy of him)的话(我当然希望您的回应可以配得上他),那么,能够驾驭这场争论(argument)的某个人,将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并推进这场争论(此人是否在您的有生之年或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现,这并不重要!)。 [23]
2012年,雅法出版了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施特劳斯分裂的危机》(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其中就收录了《雅法致伯林书信》(1992年5月18日)。我同年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有幸读到了这封至关重要的书信。当时,我的疑惑是,如果雅法曾经致信伯林,并要求伯林回应施特劳斯的批评,那么,伯林是否给雅法回信,并在信中回应了施特劳斯的批评呢?如果伯林真的给雅法回信了,那么,这封回信无疑是解开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的关键。然而,雅法对伯林的回信并没有进一步交代。那么,伯林的回信如今安在?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决定寻访伯林回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的下落。
2012年11月22日,我分别致信施特劳斯文稿执行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内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与伯林文集的编辑、牛津大学教授亨利·哈代(Henry Hardy)。首先,我向塔科夫教授打听,《伯林谈话录》中所说的伯林在芝加哥访问期间与施特劳斯的数度交谈是否有录音记录。 [24] 塔科夫教授当天回信说自己没有在施特劳斯档案中见过相关记录。他猜测施特劳斯的未刊书信中或许有这方面的讨论。他表示欢迎我前往芝加哥大学一探究竟。20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沟通与帮助之下,我专程前往芝加哥大学,耗费数月时光查询施特劳斯档案。遗憾的是,除了众所周知的《相对主义》一文,施特劳斯档案中并没有关于伯林的任何相关记录。因此,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档案中关于伯林书信的可能线索就此中断了。
接着,我向哈代教授询问伯林生前是否回应施特劳斯,抑或是否回信给雅法。我也向他询问伯林与施特劳斯在芝加哥的交谈记录。当日,哈代教授即复信表示,他没有看到过伯林与施特劳斯交谈的录音记录。他本人也没有发现伯林致施特劳斯或雅法的任何书信,而且牛津大学伯林档案目录中也没有显示任何关于这类书信的蛛丝马迹。不过,他依旧认为,这并不代表这类书信不存在或没有寄出,只是伯林的秘书可能没有保存相应的副本。他表示自己会再去查询伯林档案,先确定雅法致伯林的书信是否保存于伯林档案中。此外,他还嘱咐我咨询对伯林档案极为熟悉的青年学者,时为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的约书亚·裘尼斯(Joshua L. Cherniss)。 [25] 同一天,裘尼斯亦致信表示,在他的印象中,伯林档案中没有伯林与施特劳斯之间的信件。他认为,如果伯林与施特劳斯之间真有通信,那么这些信件可能保存于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档案中。关于伯林与施特劳斯在芝加哥的交谈,他确实在伯林的书信与日记等档案材料中,看到过伯林言及自己跟施特劳斯之间的讨论,但是,这些材料并没有说明两人交谈的具体内容。
于是,我决定直接联系雅法本人,看看他是否收到过伯林的回信。由于在雅法所在的克莱蒙德学院网站上无法找到他本人的邮箱,所以,我于2012年11月23日致信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时的联系导师哈维·曼斯菲尔德教授(Harvey C. Mansfield, Jr.),向他询问雅法的联系方式。曼斯菲尔德教授当日回信,让我联系雅法的助手埃里克·科伊肯德尔(Eric Coykendall)。同一天,我致信科伊肯德尔,询问伯林是否回信给雅法。然而,直到2013年2月14日,科伊肯德尔才回信转达雅法的意见。雅法表示,伯林一直没有给自己回信。他不无遗憾地感叹,自施特劳斯的《相对主义》之后,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争论就此落幕了。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非常庆幸的是,哈代教授最后还是在伯林档案馆中找到了《伯林致雅法书信》, [26] 这封失而复得的书信终于重见天日。2012年12月5日,即早在科伊肯德尔回信的两个多月前,哈代教授就向我寄发了《雅法致伯林书信》以及《伯林致雅法书信》的电子文档。至于雅法本人为什么没有收到伯林的回信,我们不得而知:要么伯林没有寄出这封回信,要么这封回信没有寄达。无论如何,《伯林致雅法书信》能够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是一件令人振奋的消息。
收到科伊肯德尔的回信后,我于2013年2月16日把《伯林致雅法书信》转发给科伊肯德尔,并希望他向雅法转达我的恳请:正如雅法恳请伯林回应施特劳斯的批评,我也恳请雅法回应伯林的回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雅法一直没有回复我的提议。2015年1月10日,雅法本人亦仙逝矣!至此,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公案,真的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而言,《伯林致雅法书信》是伯林生前直接回应施特劳斯批评的惟一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这封书信恐怕是理解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的关键性文本。然而,遗憾的是,这封书信至今尚未在中西学术界公开发表。因此,中西学术界至今尚不知晓伯林生前曾经回应过施特劳斯的批判。
那么,《伯林致雅法书信》的思想史意义到底何在呢?我们知道,施特劳斯在《相对主义》中对伯林的指控是,伯林的多元主义既主张相对主义,又主张绝对主义,因此,伯林的政治哲学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倘若施特劳斯的指控是成立的,那么,伯林的政治哲学就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职是之故,如果伯林要自我辩护,那么,伯林的学术工作是撇清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纠葛,划定多元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界限。正是在《伯林致雅法书信》中,伯林驳回了施特劳斯的指控,从而指出多元主义既不主张相对主义,也不主张绝对主义。
一方面,伯林宣称多元主义不是一种相对主义。 [27] 对于这个问题,伯林并没有详细地展开论述,而只是简单地作出论断:“我既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我再也没有什么想要加以评论的了。” [28]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伯林看来,他毕生的许多作品都已经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如今,他无需再多费唇舌对之加以解释了。例如,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历史的不可避免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29] 与1980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欧洲思想中所谓的相对主义》(“Alleged Relativ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an Thought”) [30] 中,伯林都对相对主义提出了非常系统的批判。正是如此,他才自信地表示:“任何阅读过我大部分作品的读者都会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依据是什么,施特劳斯在什么地方误解我了。这就是我所要求的全部。” [31]
另一方面,伯林认为多元主义不是一种绝对主义,而是一种普遍主义。 [32] 伯林在这封书信中重点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在伯林的视域中,绝对主义与普遍主义主要有四大差异。第一,绝对主义的观点是,绝对价值是对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所有人都始终有效的价值。而普遍主义的观点仅仅是,普遍价值是对多数时间多数地点的多数人都有效的价值。第二,绝对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而普遍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第三,绝对主义假定人性是不变的(fixed human nature),而普遍主义只是假定人性是共通的(common human nature)。第四,绝对主义主张,各种绝对价值之间可以和谐一致,而不会互相冲突。而普遍主义则认为,各种价值之间有时互不兼容,甚至互相冲突。正是因为施特劳斯混淆了绝对主义与普遍主义,所以他才误以为伯林的多元主义是一种绝对主义。
2015年11月18日,我得到哈代教授的授权,从而有幸把《伯林致雅法书信》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大陆发表。《伯林致雅法书信》在中文学术界的面世具有两层特殊的含义:第一,《伯林致雅法书信》在中国发表是全球首发,在此之前,该书信从未以任何语言在任何场合公开发表;第二,2017年是伯林逝世二十周年,因此,《伯林致雅法书信》的中译本可以作为纪念伯林逝世二十周年的献礼。
[1] 《伯林致雅法书信( 1992 年 5 月 24 日)》的中文翻译得到牛津大学亨利·哈代( Henry Hardy )教授的授权。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2] 雅法( 1918 — 2015 )是施特劳斯的第一代弟子,是施特劳斯学派西岸派的最著名代表。
[3] 《雅法致伯林书信》副本藏于伯林档案中, see Harry Jaffa, “Letter to Isaiah Berlin (May 18,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30-231,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May 18, 1992. 此信亦收录于雅法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中, see Harry Jaffa,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p. 164-165.
[4] 《雅法致 < 纽约书评 > 编辑书信》副本藏于伯林档案中, see Harry Jaff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32-234,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May 13, 1992. 此信亦收录于雅法著作中, see Jaffa,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 pp. 163-164.
[5] 在《雅法致 < 纽约书评 > 编辑书信》中,雅法指出,学术界对施特劳斯的观点持有两种相反意见。一种是德鲁里的观点,即施特劳斯的真正教诲是他的隐微教诲,而不是他的显白教诲。而他的隐微教诲就是作为马基雅维里和尼采信徒的教诲。另一种是伯林的观点,即在施特劳斯看来,自马基雅维里以降,政治哲学就已经误入歧途了。而雅法认为,他所了解的施特劳斯更加接近于伯林对施特劳斯的评价。正是如此,伯林才说自己对施特劳斯的评价类似于雅法对施特劳斯的评价。而伯林所说的施特劳斯的主要诋毁者应该包括德鲁里。关于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评价, see Shadia B. Drury,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关于伯林对施特劳斯的评价, see Isaiah Berlin and Ramin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New York: MacMillan, 1991, p. 31. 关于雅法的说法, see Jaff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2).”
[6] 关于相对主义的论文,就是雅法随信附寄的施特劳斯的《相对主义》一文。该文于 1961 年首发于 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Helmut Schoeck and James Wilhelm Wiggins (eds.), 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 ,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1961, pp. 135-157. 后于 1989 年重刊于 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Thomas Pangle (ed.),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13-26. 雅法所寄的是 1989 年重印版。
[7] 伯林此处的说法,指的是他在《伯林谈话录》中的一番说辞: “我知道,在施特劳斯 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篇搁置数年无人阅读的遗作),我将受到猛烈的攻击。 ”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p. 32. 这句话亦见于《伯林谈话录》的节录《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 Ramin Jahanbegloo, “Philosophy and Life: An Interview,”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May 28, 1992.
[8] 引文出自 Isaiah Berlin, Liberty , ed. Henry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10.
[9] 奥卡姆即奥卡姆的威廉( William of Occam, c. 1287–1347 ),他是唯名论的先驱,并以 “奥卡姆剃刀”( Occam ’ s razor )闻名于世。
[10] 希尔弗斯即罗伯特 ·希尔弗斯( Robert Silvers, 1929 —),自 1963 年担任《纽约书评》编辑至今。
[11]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66-217.
[12] 伊朗访谈者指的是伊朗哲学家贾汉贝格鲁( Ramin Jahanbegloo , 1956 —),他对伯林的一系列访谈最后整理成《伯林谈话录》, see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13] Adam Swift, Political Philosophy: A Beginners’ Guide for Students and Politicians , Cambridge, UK: Polity, 2006, p. 51.
[14] Strauss, “Relativism,” pp. 135-157.
[15]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p. 32. 《伯林谈话录》出版于 1991 年,但贾汉贝格鲁访谈伯林的时间是 1988 年。
[16] Strauss, “Relativism,” pp. 135-157.
[17] Strauss, “Relativism,” pp. 13-26.
[18] Isaiah Berlin,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65–266,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May 24, 1992, p. 265.
[19]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p. 32.
[19] 《纽约书评》网站( http://www.nybooks.com/issues/1992/05/28/ )显示,《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的正式发表日期是 1992 年 5 月 28 日。 The Isaiah Berlin Virtual Library 网站( http://berlin.wolf.ox.ac.uk/lists/interviews/ )也标明,该访谈录的发表日期是 1992 年 5 月 28 日。然而,《雅法 致 < 纽约书评 > 编辑书信》的日期却是 1992 年 5 月 13 日。也就是说,早在该访谈录发表之前半个月,雅法即已得知该访谈录即将发表的消息,于是他致信《纽约书评》编辑,意图站在施特劳斯 的立场回应伯林的施特劳斯批判。而在该信开头,雅法明确指出,《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发表于 1992 年 5 月 18 日,远远早于《纽约书评》网站上所公布的正式发表日期。 1992 年 5 月 18 日,雅法致信伯林 ,并且,把他致《纽约书评》编辑的书信同时也寄给伯林。而伯林回信给雅法的日期是 1992 年 5 月 24 日。这就意味着,早在《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发表之前,伯林与雅法之间关于施特劳斯的通信就已经完成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日期错乱的情况,笔者的推测是,《纽约书评》编辑早在该访谈录发表之前即让雅法先睹为快,否则雅法不可能在访谈录发表之前即致信该编辑。至于该访谈录的具体发表日期,要么是编辑错估具体发表日期,要么是雅法搞错了。 Jahanbegloo, “Philosophy and Life: An Interview.” 关于《雅法致 < 纽约书评 > 编辑书信》的具体日期、《雅法致伯林书信》的具体日期以及《伯林致雅法书信》的具体日期,请特别参考牛津大学伯林 档案 所藏的相关资料, see Jaff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2).” Jaffa, “Letter to Isaiah Berlin (May 18, 1992).” Berlin,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21] 雅法可能并不知晓《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是《伯林谈话录》的节录,也不知晓《伯林谈话录》已经于 1991 年出版。否则,雅法应该在《伯林谈话录》出版当年即致信伯林,无须等到《哲学与人生:一次访谈》发表前夕才这样做。 Jaff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2).”
[22] 这些材料现收录于伯林 档案 中, see Jaffa, “Letter to Isaiah Berlin (May 18, 1992).” Jaff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2).” Leo Strauss, “Relativism,” MS. Berlin 228, Folios 236-240,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May 18, 1992. 雅法 亦曾把这些材料辑录于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中,不过,伯林 档案 中的材料明确标明了书信的具体日期,而雅法的著作中却没有这方面的信息。除非伯林 档案 中的材料有雅法著作中不曾有的信息,否则,笔者将引用雅法著作中的具体页码,以方便读者以及相关研究者的进一步查证。 see Jaffa,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 pp. 163-183.
[23] 在雅法 著作中, “永垂不朽”( transcended … mortality )被误拼为“超越道德”( transcend … morality )。笔者根据伯林 档案 中的书信原文对其加以更正。 Jaffa,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 p. 165.
[24] Berlin and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p. 32.
[25] 裘尼斯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经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牛津大学博士论文取材于伯林 档案 ,对伯林的思想发展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该博士论文最终于 2013 年出版, see Joshua L. Cherniss, A Mind and Its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Isaiah Berlin’s Political Though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6] Berlin,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27] 关于伯林的多元主义不是相对主义的问题,请详细考察马华灵 :《 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争论 》,载《 学术月刊 》 2014 年第 2 期,第 32 — 40 页。 这篇论文最终扩充修订而成为笔者的博士论文第四章,参马华灵 :《 两种极权主义理念: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 》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16 年,第 142 — 179 页。
[28] Berlin,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p. 266.
[29] Berlin, Liberty , pp. 94-165.
[30]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 ed. Henry Hardy, London: Pimlico, 2003, pp. 70-90.
[31] Berlin,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p. 266.
[32] 关于伯林的多元主义不是绝对主义的问题,请详细参考马华灵 :《 两种极权主义理念: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 》,第 180 — 212 页。
参考文献:
Berlin, Isaiah, 2003,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 Edited by Henry Hardy, London: Pimlico.
——— , May 24, 1992,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65–266,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 , 2002, Liberty , Edited by Henry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Liberty , edited by Henry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6-217.
Berlin, Isaiah, and Ramin Jahanbegloo, 1991,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 New York: MacMillan.
Cherniss, Joshua L., 2013, A Mind and Its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Isaiah Berlin’s Political Thought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ury, Shadia B., 2005,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Jaffa, Harry, 2012,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 May 18, 1992, “Letter to Isaiah Berlin (May 18,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30-231,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 , May 13, 1992,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13,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32-234,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Jahanbegloo, Ramin, May 28, 1992, “Philosophy and Life: An Interview,”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Strauss, Leo, 1961, “Relativism,” In 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 , edited by Helmut Schoeck and James Wilhelm Wiggin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pp. 135-157.
——— , 1989, “Relativism,” 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 edited by Thomas Pangl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3-26.
——— , May 18, 1992, “Relativism,” MS. Berlin 228, Folios 236-240,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Swift, Adam, 2006, Political Philosophy: A Beginners’ Guide for Students and Politicians , Cambridge, UK: Polity.
马华灵 :《 两种极权主义理念: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 》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16 年。
——— :《 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林与施特劳斯的思想争论 》,载《 学术月刊 》 2014 年第 2 期,第 32 —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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