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没有学术理论作基础的学术研究味同嚼蜡，没有学术研究作铺垫的学术理论则是空中楼阁。学术理论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
然而具体到中华传统礼制的研究上，长期以来呈现出“学术研究”兴盛，“学术理论”苍白——研究专著数以百计，相关论文难以统计，而有关礼制研究的理论著述极其缺乏。这不能不说是种极为奇特的学术现象。
事情缘起于2012年，当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题目中列有“中华传统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一目，由于我的《宋史礼志辨证》一书已经出版，学校有关领导希望我申报。其实我兴趣并不在此，而是另有所属，然反复推辞无果，只得应允尝试一下。在对自己电脑中存放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后，填写表格时却惊诧地发现，有关中华传统礼制（包括经学）的著述、论文汗牛充栋，而研究中华传统礼制理论或称礼学理论的专著则付之阙如，甚至连像样的礼学理论的论文都寥寥无几。这种对礼学理论“
集体无意识
”的冷漠实在匪夷所思，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神经：在经学、礼制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成就之时，理应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以利相关研究继续深入进行，然泱泱中华竟然没有学者专门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礼、礼俗、礼仪、礼义、礼制等概念如何界定？中华传统礼制的演化究竟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各阶段有什么特点？中华传统礼制发展动力何在？礼制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中华传统礼制在中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何在？礼学发展与礼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如何？中华传统礼制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如何为现代社会服务？新时期的礼制如何创建？等等。
理论上的空白自然需要通过努力来加以填补，但当时限于申报课题的名称而难以展开，因此我在论证课题时着重对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阶段进行区分，提出中华礼制发展四时期论，并做了一些论证，粗浅地勾勒出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基本过程，同时对中华传统礼制的价值及部分理论做了一些思考。在京西宾馆答辩时，专家组对关于中华礼制发展阶段的论述予以肯定和鼓励，指出发掘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价值是课题的生命线，希望我能在价值与理论方面下点功夫。项目申请侥幸获得成功，其实对我的压力反而更加大了，因为我毕竟没有全面研究过历代礼制，更没有涉及过其现代价值和礼学理论。由此，我对课题结构进行调整，加重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内容，并在肇庆学院召开的课题组首次会议上，把自己的一些构想与课题组成员做了深入交流，在吸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又对整体结构加以调整与补充，初步形成了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大大加重了现代价值部分和某些礼学理论的分量。经过商量，确定主要由我执笔撰写。
实际上，框架的构思仅是粗线条勾勒而已，其后的研究中遇到的困难远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由于前无借鉴，中华传统礼制的理论框架如何确定？理论的概括必须基于扎实的礼制研究之上，依稀在脑海中形成的某些“理论”能否经得起考验？对这些问题，我确实心中没底。当然事已至此，也只能抓紧阅读基础典籍及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思考，陆续推进。其实在阅读大量典籍与成果后，我又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发现原来框架仍然有许多疏漏，需要做补充与修改，而相关理论问题还需要更深入思考，因此在最初的提纲上进一步增加了部分研究内容。经过五年多的努力，2018年形成结项成果五个部分，前四部分是对中华传统礼制变迁问题的系统研究，第五部分是研究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价值，其中包含一些礼学理论的内容。最终成果的前四部分便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卷本《中华礼制变迁史》。然而现代价值与礼学理论部分确实相对薄弱，仅是这本书的雏形。之后，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对这部分内容做了全面修订与大幅充实，最终形成目前这部不算成熟的书稿。
稍有学术史知识者都会知道，历史学科（或某一研究侧面）的发展除学者本身之外，还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理论的产生。就中华传统礼制研究而言，尽管已经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如包山、望山、东陵天星观、秦家咀等地的楚简，西北汉简，
上博
、清华整理出来的简牍，以及海昏侯墓简等，都含有少量礼制内容，但毕竟数量有限，传统礼制研究难以出现像发现敦煌文献那样获得整体突破与重大进展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礼制研究只能加强内功——在理论探索上下苦功了。这便是我们力图从礼学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重要动力。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是范围极广的一种文化现象，涵盖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思想、学术等诸多领域。有学者曾指出：“所谓‘礼'，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学等诸方面的内容融汇而成的一个文化丛体。”尽管学界对此有不同见解，但大家都承认礼包含的内容是很广的，不仅仅是指具体的礼仪制度或具体仪节。实际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对礼的内涵进行过区分。例如，春秋时期就有人认识到礼和仪的区别，《左传》昭公五年载：“（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显然女叔齐区分出礼义与礼仪，将守国、行令与保民作为比具体仪节更为重要的礼义。《礼记》也明确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这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礼有仪和义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中礼义更为重要。从礼仪的具象中探讨其背后蕴含着的礼义，当然是礼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就某一具体的礼仪形式（仪节）来说，它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大变化，想揭示其变化的动因和变迁规律，就首先要真正了解该礼仪所包含的“礼义”（也有学者称为“礼意”）的变化，否则就如《礼记》所说的那样：“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即不了解具体礼仪中包含的礼义，仅仅按葫芦画瓢，那是祝史按部就班做的事情——如同小和尚念经那样不解其意。因而我们所做的工作便是要从具体的礼仪中发掘蕴含着的传统礼制之“义”，进一步探寻其变化的规律，从而加深对中华传统礼制的理解，探索创建中华礼制研究的新途径。
在我们看来，礼是人与人（或集团、国家）各种交往的规范与准则，礼制便是由权力机构颁布的有关各种交往的规范与准则。历来研究者按照王朝兴亡线索来研讨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分为先秦至明清六大块。我们认为，中华传统礼制变迁诚然与王朝兴亡有一定关系，但礼制演化有着自己的规律，不能全然等同于王朝兴亡。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华传统礼制变迁的四大时期，每个时期还可分若干阶段。四大时期分别为：前礼制时期（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之前）→王国礼制时期（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王权礼制时期（夏商周到战国）→集权礼制时期（秦统一之后）。
前礼制时期是随着人类交往的出现而产生的，最初它只是自发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或习俗，无须由“权威机构”认定和颁布。从“礼”的角度来说，这些习惯或习俗是一种“礼俗”，它不是“制度”。王国礼制出现在有较大族群活动的时期。他们各自为政，类如邦国，各族群有自己特定的比较严格和统一的礼仪规范。族群之间的礼制可能并不统一，有所异同，但随着相互之间的交往而互相影响并逐渐完善。王权礼制时期与前两个时期一样，都是基于相对落后的农业经济之上的。夏商两朝是王权礼制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西周是王权礼制鼎盛阶段，其成熟形态是由周王室中央制定的礼制体系——周礼。周礼基于分封制、宗法制基础之上，强调亲亲尊尊，各诸侯国在行用周礼的基础上，可根据自己国内情况做少量调整。春秋时期王室衰弱，诸侯争霸，各诸侯国行用周礼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僭越情况不断发生，王权礼制衰弱，并朝着集权方向发展。战国时期是王权礼制衰变阶段，周礼难以为继，集权礼制因素进一步发展壮大。集权礼制时期是从秦统一天下开始的。集权礼制成熟的形态是五礼制度，它适合于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集权礼制以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指导，封建专制主义政体是其政治基础，以大一统为其目的。集权礼制时期又可细分为：秦汉是集权礼制初步形成时期，并向五礼制度演化；两晋南北朝是集权礼制完全形成时期，它吸收了诸多少数民族礼制因素；唐宋是集权礼制高度发达时期，规模大、有完整体系的礼典陆续修成，诸种礼仪形式纷繁复杂，同时随着礼制下移，国家通过士人撰写的乡约、族规、家礼等私修礼书来控制基层百姓；元明清到近代则是集权礼制逐渐走向衰亡时期，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华传统礼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华传统礼制进入一个演化、转折的关键时期。
就研究内容来说，我们对前礼制时期、王国礼制时期和王权礼制时期做了研讨，并着重阐述集权礼制时期的各项礼仪变化体现出来的“礼义”。因为集权礼制时期更贴近我们生活的时代，而且许多礼仪形式至今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真正弄清其变迁“原理”，无疑对我们创建新时期礼仪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实，古代学者之所以执着地研究礼仪背后之“礼义”，是为实现所谓的“大同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古人确实不了解从物质形式上说是礼仪，从精神内容上说是礼义，但他们孜孜不倦地解读或归纳的“礼义”，表现出对良善的人伦道德的追求、对善政仁政的向往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祈盼。由此而言，中华传统礼制具有讲求践履、追求美政良俗、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也促使礼制不断变革与发展。当然，中华传统礼制产生重大变革是需要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帝王的意志支持、礼学理论的发展和国内外政治局势稳定，三者缺一不可。需要强调的是，集权礼制长期依附于专制政治体制，必然带有种种封建之质核；它适应于较为发达的小农经济社会，却与当今工业化社会扞格不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封建等级，因而与当代社会提倡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要素难以契合。因此，它需要脱胎换骨，需要进行现代性的转换，才能真正在新时期发挥作用。时代变迁，当今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的轨道，过时的封建专制思想已被国人唾弃，故而无论是礼仪形式还是礼义内涵都必须产生彻底变革，死抱着所谓的“传统”不放，其实就是食古不化，难以真正发挥传统礼制给予当今社会的借鉴作用。
中华传统礼制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许多不同文化的冲击，它也在不断吸收与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成长与壮大起来。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碰撞中，我们没有必要悲观与纠结，而应将中华传统礼制做现代性转换，真正冲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樊篱，打破贵贱等级的约束，在扬弃过程中吸纳其尊重人格平等、对个人道德升华的内在价值，发掘它对建设和谐社会秩序和安宁环境的功效，使其能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新的贡献。
中华传统礼制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而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它具有六大特性：历史传承性奠定其作为民族文化的地位；民族认同性与地域普遍性证明它植根和流传于中华大地之上的合理性，是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依据和思想武器；体系开放性和异质包容性决定它能够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继续生存并发展；道德实践性则是唤醒国人礼义之心的精神动力。因此中华传统礼制许多具体的礼仪或许早已过时，但其礼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与价值。我们要吸取清政府闭关锁国、排斥异己、将自己孤立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而最终受辱的前车之鉴，也要警惕和反对割裂文化传统，抛弃中华文明，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我们应当仔细剥离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取其精义，赋予现代性意义，从而使其凤凰涅槃，为当今社会服务，为构建新时期礼仪体系效力。
当然，就礼学理论而言，中华传统礼制可以发掘的内容极其丰富，仅凭一部著作是无法对其做出全面、完美的研究的。因而我们尝试抓住一些最为关键的问题加以研讨，力求通过翔实的史料辅予印证，从理论层面归纳出中华传统礼制演化的规律、特点、意义和价值，以便通过对中华传统礼制的爬疏、借鉴，从而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将中华传统礼制进行现代性的转换，才能使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然，尽管我们做出了努力，取得了点滴成果，但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因为对礼学理论的研究可以构建不同理论框架，选择更多研讨的方面，更深入地讨论具体的理论问题。因此这本小书只是抛砖引玉，为学界日后进一步研讨作参考，也盼望得到学界的批评指正。期冀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礼学理论研究之中，尽快改变中华传统礼制研究中具体问题研究强、理论研究弱的窘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