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卡夫卡的人，怎能忍受《鹿鼎记》的粗鄙

文 | 柴春芽

▍IV

如何阅读经典呢？

我发现，阅读消遣性流行读物和实用性书籍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经典的人。在Facebook、Twiter和Wechat时代，阅读标题党文章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经典的人。经典不在身边和手头上，而是如神灵般被供奉在图书馆、书店里书架的最上层和大学文学系的课堂里。毫无疑问，经典的子宫孕育了消遣性流行读物、实用性书籍和标题党文章，但是，真正溯源而行，愿意像卡彭铁尔小说《回归种子》里那位逆着时间退生到母亲子宫的人一样，返回经典子宫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显然，阅读经典需要专业的指引和训练，就如聆听一场巴赫的音乐会。

如今，作为一个作家，每当我回顾人生，我都会为自己在寻觅经典的道路上那副跌跌撞撞并且常常陷入歧途和迷津的样子，既觉得好笑，又感到担忧。甚至有时，你会感觉，如果不是那些经典作家的幽灵在冥冥中发出召唤，给你指示，你一定触摸不到经典那滚烫的文字。平庸之作的杂草太过茂盛，往往掩盖了经典之花的芳香。

我在后面评论一位中国诗人时说：在宇宙的诗歌谱系里，诗人与诗人之间，不仅是模仿与影响、学习与传承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如原子般以电荷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同属于一个既超时空又连接一起的莫比乌斯环一样的“神圣家族”，维系于命定的非血缘的纽带，牵绊于宗教或巫术的咒语。作家亦然。

我的阅读之路是从一本中国的章回小说开始的，《薛刚反唐》，小学二年级。在那贫瘠的村庄，我偷读了父亲不知从何处借来的这本书。接下来是更多的发现，《梁山后代小八义》《三侠五义》《薛仁贵征西》……大同小异的英雄事迹和传奇故事，模式化的人物描写，动不动就是“有诗赞曰”这样肤浅的抒情。

到了初中，来自香港和台湾的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仿佛一股洪水，湮没了我。金庸的奇谲，梁羽生的古穆，古龙的诗性，一下子让中国民间那些写下章回小说的乡村文人相形见绌。还有琼瑶的爱情小说。

幸运的是，关于经典的文化传统，开始影响我的判断。当人们都在说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的时候，你就在一种虚荣心的驱使下，阅读它们。直到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名作家，我才恍然大悟：《西游记》里那根大可撑海小可放入孙悟空耳内的金箍棒，原来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同时也隐喻着四个男性佛教徒一路在性欲和禁欲之间的煎熬与考验。我也才明白《红楼梦》里贾宝玉降生时口衔的那枚玉石，象征着主人公性欲的闭合。他虽与薛宝钗结婚生子，但他并不爱她，他的内心是闭合的；他爱的人是林黛玉，但他未能与她结合，他的肉体对她而言是闭合的。贾宝玉经历浮世蜃景，最终成为一个遁世者，他以佛陀式的彻底禁欲主义，回归玉石这一坚硬无孔之物所象征的完全的闭合状态。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前面讲过，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发明家，不仅发明创造叙事的形式，还发明创造某一物件。所以，在我看来，《西游记》和《红楼梦》要远远优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后两者是对世俗生活的拷贝，没有发明创作的能力。

那些宅心仁厚的读书人提出的告诫，不无道理：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老年人本已世故圆滑，如果读了《三国演义》里比比皆是的阴谋诡计，将会变得更加奸险狡诈；少年血气方刚，如果读了《水浒传》里那些“恐怖分子”的极端暴力故事，可能会变得心无慈悯。《水浒传》里的人物大多任性妄为，全然不像《史记》里《游侠列传》或《刺客列传》中那些人物的慷慨悲壮与大义凛然。后者具有悲剧之美，而前者没有风格可言。

通俗之作给你的是显性阅读感觉，而经典之作要把你从显性阅读感觉的层面引向隐性阅读体验。通俗之作是单维的，而经典之作是多维的。如果不经长期的研究和阅读的训练，你就难以进入经典之作那隐性的、多维的世界。那是一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

一个通俗读者绝对发现不了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场绵延五十一年单相思的痛苦爱情，其实还铺垫着一部拉丁美洲的简明科技史：乌尔比诺医生一辈子经历的从放血疗法到尸体解剖，从霍乱流行到城市公共卫生的医学发展；男主人公阿里萨经营的蒸汽船航运业→第一次热气球旅行→飞机的交通运输技术；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与外界联系的信件→电报→电话的通讯技术。

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读者——帕慕克所说的“沉思型的读者”和翁贝托·艾科所说的“模范读者”——你就绝对不会像米兰·昆德拉那样，在重读经典时，发现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里，主人公没有子嗣，顺着这个发现，他看到拉伯雷的《巨人传》里庞大固埃没有后代，他看到更多经典之作里的主人公没有后代：巴奴日没有后代，堂吉诃德没有后代，少年维特没有后代，司汤达笔下的人物没有后代，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没有后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没有后代……米兰·昆德拉发现：“小说艺术的潜意识厌恶生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繁衍这种继续的行为，不能保证完美。正是为了维护一部经典之作的完美，作者关闭了继续。

在那囫囵吞枣的年纪，经典之作在流行读物的滚滚浊流中若隐若现。我竟然读到了《红与黑》和《巴黎圣母院》。一种惟有宗教才能培养出的崇高感，仿佛一道强烈的光芒，从《红与黑》和《巴黎圣母院》里倾斜而下，照彻我的心灵。脱离了你争我斗的阴险江湖，脱离了矫揉造作的爱情故事，我第一次体验到经典的力量。它让你的心灵为之震颤不已。而你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觉醒，感受到道德伦理与信仰之间神秘的联结。你开始思考：上帝是否存在？

经典之作开始提升你的智识和道德判断力。当我经过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洗礼，有一年，大学刚毕业那年，我拿起一本金庸的小说《鹿鼎记》，这本我初中时代错过阅读的武侠小说，我竟连第一页都没读完。粗糙的语言、毫无根据的想象、粗鄙的道德观……我感到自己受到某种程度的侮辱。

W.H.奥登曾说：评论劣作有损人品。阅读也是。

▍V

有两类人会教你如何阅读经典。一类人是大学教授（鉴赏家，职业的阅读者，文学评论家）；另一类人是作家。

有些作家说，评论家是寄生虫，因为经典出自民间，而非学院。确实，只有极少数供职学院的作家获得经典性的地位。但是，目前审定何为经典作品的权威机构，比如一年一度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文学院，恰是从未写出经典之作的一群鉴赏家组成的。他们选出的二流或三流作家与漏掉的一流作家，其数量几乎成正比。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些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家，并且被作家们（包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们）一再学习和研究的作家，并没进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赏家的视野。他们全凭自身的光芒照耀得经常晦暗的文学史一片辉煌。

作为大学教授的哈罗德·布鲁姆确定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作品——《西方正典》——之后，写出一本书叫《如何读，为什么读》。为什么读呢？他归结三点：

1、出自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为了教育事业；

2、为了增强自我、了解自我的真正利益，即审美；

3、改善你的心灵，追求一颗比自己的心灵更有原创性的心灵。

哈罗德·布鲁姆在这本书里把经典之作按文体分成四类：短篇小说、诗歌、长篇小说和戏剧。每一类他都挑几个作家评论一番。但是，哈罗德·布鲁姆像个夸夸其谈的纨绔老头。你总觉得他衣食无忧，因而情感苍白，颇为矫情。他的文化之家挤满世界上最奢华的名流，甚至包括布罗茨基颇为反感的“力比多/性力”崇拜者佛洛依德。他像个富人在摆阔一样，炫耀他的高雅文化品味，可是，他对那些名流秘藏的法宝或许从来不知。他还会炮制炫目的概念，譬如“影响的焦虑”。实际上，每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是在“影响的欢欣”中，获得灵犀相通的激励，从而走向经典之圣殿的。

同为大学教授，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ster）倒是一位谦逊的阅读者。他不像哈罗德·布鲁姆那样，对任何文体都要评论一番。他只讲小说：《如何阅读一本小说》。他的语言朴实，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衍变以及小说内在的结构，讲得细致入微。

术业专攻的谨慎与谦卑，我没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身上看到，但我在更多人的身上看到了。诗人埃兹拉·庞德的《阅读ABC》，只讲诗。诗人布罗茨基在他那两本随笔集《悲伤与情感》和《小于一》里评论的都是诗人。他还专门用了四十七页来评论W.H.奥登的一首九十八行的诗。这是我见过的对诗歌最精致的解读。

小说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里，向我们推荐三十五位经典作家，诗人有三位。小说家库切在他那两本文学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里，评论了四十七位作家，诗人仅占六位。在这六位诗人当中，库切针对T.S.艾略特，评论的是他的一篇演讲；针对布罗茨基，评论的是他的随笔；针对里尔克，针对的是对他的英文翻译。

米兰·昆德拉和翁贝托·艾科是我见过对小说解读最为深刻的人。那是实践者的反思。每一个小说家从起步之初，到封笔挂剑，都不得不时时面对一个问题：什么是小说？但是，光靠小说的技艺来反思小说，可能会原地打转，走不出固定思维的局限。

翁贝托·艾科的第一身份，是符号学家。他借用符号学的分析技术来反思小说。他用图标和数据计数法来分析小说文本的叙述时间和虚构人物的活动时间。

米兰·昆德拉受过音乐的训练。有时候，他会用音乐的法则来比照小说的法则。大家知道，音乐是最富有技术性的艺术。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小提琴练习，你连上台表演的机会都不可能获得。大到一支交响曲，每一个曲式结构，都暗藏诸多技巧：一个主题的呈示、发展与转变，复调，乐器的配合，以及转调的过度等。常有连语法都没掌握的人，就敢写出一本书。

音乐的训练培育了米兰·昆德拉反思小说的能力。他从塞万提斯创造的小说文本《堂吉诃德》——现代小说的发轫——经由托尔斯泰和卡夫卡创造的文本，开始探讨人类认识世界的激情。他发现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三种召唤：1.梦的召唤；2.思想的召唤；3.时间的召唤。如果他能更深一步，进入宗教的世界，或许就会发现真正的召唤究竟是什么。梦、思想和时间，只是那个真正的召唤的三种表现形式。关于召唤，我在第一堂课里讲过。

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反思，通过年轻时的《小说的艺术》，到中年时的《被背叛的遗嘱》和《帷幕》，再到老年时的《相遇》，四部随笔集，跨度半个世纪，伴随世界文学潮流的起伏。他看到小说，这一现代文明的衍生物，从欧洲溢出，跟随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枪炮，激发了欧洲之外的才识之士，结合本国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和历史经验，写出拉丁美洲文学、亚洲文学和非洲文学。而拉丁美洲文学、亚洲文学和非洲文学随着移民时代和全球化的到来，反过来刺激了欧洲的文学家，开始借鉴欧洲之外民族的文学财富。

于此，一个世界文学的共和国终于建立起了。

注：本文为作者“经典之作召唤阅读与重读”系列第二篇。第一篇《什么样的作品配得上称为经典》已发表前3节，上文为第4-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