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成长为影响世界的研究学派,显然离不开那些深入到日常的安排与设置。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琐碎的设计,在学者们心中维系了一种长久的观念力量。但我们的问题是,只要有了日常安排,就一定成功吗?或者换一个问题,在从日常的琐碎劳作状态,通往长久的观念力量的路上,其中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阿伯特教授在此次讲座中,开篇之时,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些因素。例如当时的芝大,是财力雄厚的美国大学,直到二战,和密西根大学是中西部仅有的两所真正的一流大学,等等。不过,他认为,产生的深刻影响的,还是这些日常的安排,以及芝大拥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杰出出版机构。
然而,那些被阿伯特教授不那么看重的因素,会不会才是更基础的条件?阿伯特生活和工作的芝大环境,和美国其他大学都具备一些基础的相同点,比如行政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或学校财政的预算方式,等等。正是如此,他是在默认共同点的基础上来比较芝大和其他美国大学的不同,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比较芝大的社会科学部和别的学部。通过这样的比较,他发现了日常安排这一奥秘。
当然了,的确是这些日常安排,才诞生了长盛不衰的观念力量。比如说,大楼的设计和办公室的安排,比委员会这样的设置,还更深入日常,维系能力就更强大更持久。阿伯特承认,社会思想委员会目前失去了它在成立之初的二十年的那种紧密的结构以及对芝大的学者群体的深刻影响力。尽管仍然有很多资深的一流学者坐镇,但他们只是将一部分研究时间放在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强调,在哈耶克时代结束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而这样的启示在于,包括“美好的想象”在内一切改变的力量,都必须是深入到最日常的安排中的,而那些流于形式或表明的行动,即使是看起来再光鲜,也很难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