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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决策智囊: 特朗普有意放任“美国衰退”, 是一个危险信号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3-13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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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Beckley
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政治学
✪ 陈蕊(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 3月10日美股迎来“黑色星期一”,科技股遭受重挫,特斯拉也迎来大跌。四个月前围绕特朗普胜选而出现的“特朗普交易”热潮很快退去,对美国经济陷入 “特朗普衰退 (Trump cession) 忧持续发酵。 在早前,特朗普声称“ 我们正在把财富带回美国, 这是一件大事,总会有过渡期,需要一点时间”, 这一回答被外界解读为 “他 没有排除美国经济今年会衰退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在内政外交上的强硬手腕令全球震荡,而对诸多政策后果的评估反映出市场上的信心不足,甚至被理解为是在饮鸩止渴。

本文作者迈克尔·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 是特朗普智囊团中的一员,以对华政策强硬著称。 此文延续了他近年来强力鼓吹的“中国崛起到顶论” ,即中国受限于多种内部挑战将陷入停滞,并更加具有“侵略性”。因此,美国不需要无限期地遏制,也许只需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衰落趋势发挥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通过历数美国在经济体量、个人财富增长、债务规模、金融体系、能源市场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数据表现, 他坚称美国从表面上看起来状况一团糟,但依旧是唯一的强者。 在作者看来,美国不应接受自身衰落的虚假叙述,从而滑向流氓超级大国: 决心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每一盎司财富和权力的重商主义庞然大物。关税、制裁、军事威胁、移民限制取代外交和贸易手段。这种本土主义的转向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短期收益,但最终会祸及世界。 尽管特朗普并未明确承认“美国衰落”,甚至将经济动荡归咎于拜登 (Bidencession) ,但对照他的所作所为,特朗普阵营内部忧虑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在本文看来,美国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有两个。(1) 日益严峻的城乡分裂。 从2000年以来,美国城镇失去了59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而2000-2019年,94%的新工作是在城市地区创造的。 美国的悖论表现为,全球化、移民以及知识和服务型的产业转型导致农村日益贫困,但农民却被赋予了与经济、人口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这威胁到美国民主的稳定。 由此可见,即便特朗普依靠对底层人民的唤起赢了大选,但 统治精英内部仍然对农村的政治能量保持警惕。 (2)美国本土对国际事务的冷漠与美国全球参与的冲动构成了张力,这一脱节导致了 空洞的国际主义。 珍珠港事件、海湾战争、俄乌冲突等事件证明了,美国在全球寻求领导地位时,社会内部多元的利益诉求和分散的游说集团使重点不统一,行动往往缺乏所需资源,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 之二十七 ,编译自外交事务, 原题为《 破碎美国的奇异胜利: 为什么对外扩张带来了国内的功能失调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12期  总第232期


破碎美国的奇异胜利:

为什么对外扩张带来了国内的功能失调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状况一团糟。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近70%的人认为经济“情况不佳”或“糟糕”。2000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约为40%,事到如今,这一数据已降至一半 (20%) 。对国家的热爱也在消退,现在只有38%的美国人认为爱国主义“非常重要”,而在2000年时,这一比例为70%。国会中的两极化已经达到了重建时期 (译者注:1865-77年,具体可分为65-66年的总统重建时期和67-77年的国会重建时期。期间通过各方权衡、博弈,以及废奴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从而巩固了内战的成果,促成了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的通过,将黑人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刻入合众国宪法) 以来的最高点,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威胁也大幅上升。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曾遭遇过两次暗杀未遂,尽管许多美国人认为他是法西斯,但他仍然赢得了大选。一些学者将美国与魏玛德国作类比,另一些则把美国比作苏联末期,一个内部腐朽迈向衰弱的专政国家,还有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内战边缘。
然而, 这些明显的功能失调却几乎没有对美国的全球力量产生多大影响,相反,在某些方面,美国的实力甚至有所增长。 美国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与1990年代差不多,其对经济动脉——能源、金融、市场和技术——的掌控力也进一步加强。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正在赢得盟友。尽管通货膨胀、庞大的债务和低迷的生产力依然是严峻的挑战,但与其他大国面临的经济和人口困境相比,这些问题显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 美国力量的悖论:美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始终被认为在衰退,然而它始终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且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
这种主导地位是如何从混乱中产生呢?答案在于,美国的主要资产——广阔的土地、充满活力的人口结构和分散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担。 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经济堡垒,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被海洋边界所保护,既防止了入侵,又与全球贸易相连接。与其竞争对手的人口萎缩不同,美国的人口仍在增长,这得益于大量移民。尽管华盛顿的政治陷入僵局,美国分权的政治体制却赋予了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更大空间,使其在创新上比其他竞争者更为迅速。这些结构性优势让美国在政治人物不断争吵时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然而,这些优势也带来了两方面的脆弱性。首先, 繁荣的城市中心与陷入困境的乡村社区正愈发分裂,经济差距的拉大也推动了政治极化。 城市在日益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中受益匪浅,移民也为其带来了活力,但在许多农村地区,制造业和公共部门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被抛在后面的农村积累了大量的不满情绪,撕裂了往昔的统一。其次, 地理上与外部世界的隔离,以及国家的财富增长滋生了本土人民对全球事务的疏离感。 当国家免于外部威胁时,对军事和外交能力的长期投资就会不足。同时,美国庞大的实力、多元化的人口和民主制度又推动其在海外追求各种雄心壮志。 这种国内与国际状况的脱节,以及美国全球参与的冲动构成了张力,导致了一种 空洞的国际主义,即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寻求领导地位,但往往缺乏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从而无意中加剧了代价高昂的冲突。
这些脆弱性——国内的分裂和战略上的无力——共同威胁着美国的稳定与安全,形成了其国家力量的二重性。 经济繁荣与公民社会衰退并存;无与伦比的物质实力往往被无能的外交政策浪费;贸易与移民虽然使国家更为富裕,却也加剧了社会的裂痕,并摧毁了工人阶级的社区。美国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驾驭这些矛盾。如果美国能够在其雄心与资源之间找到平衡,弥合内部的分裂,它不仅能保持其实力,还能为建立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否则,美国力量的悖论最终可能会导致一切崩塌。
依旧是唯一的强者
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经济强国, 其经济体量占全球GDP的26%,这一比例与1990年代初美国处于“单极时刻”相当。 2008年,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几乎相等,但今天,美国经济的规模是欧元区的两倍。美国经济规模也大约是所谓“全球南方”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经济总和的30%大,十年前这个比例仅为10%。
美国在 个人财富方 面的领先地位也在不断扩大。1995年,日本居民的平均财富比美国高50%(以当前美元计);而今天, 美国人的平均财富比日本人高140%。 如果日本是美国的一个州,它将成为收入最低的州,甚至落后于密西西比州——法国、德国和英国也处于这一水平。从1990年到2019年,在扣除税收和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55%,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增长了74%。虽然自新冠疫情以来,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工资水平都出现了下降,但美国的实际工资仍在增长,从2020年到2024年,增长了0.9%。尽管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租房者和没有投资股票的人,由于高昂的住房和食品价格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但大多数人比疫情前更为富裕,低收入工人的增幅尤其显著。自2019年以来,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工资增长速度几乎是中等收入者的四倍,且比收入最高的群体快十倍,这显著逆转了过去40年累计的工资不平等。 今天,美国的千禧一代比前几代人多赚约1万美元(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并且同样有较高的购房可能性。美国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在全球位列前1%至2%。
个人财富与庞大经济规模的结合使美国与众不同。与中国、印度或日本和西欧国家不同, 美国将规模与效率结合,正创造出空前的物质实力 。只凭借规模优势可以带来巨大的产出,但如果没有高效的生产率,大部分产出将会被浪费或用于国内消费,难以转化为全球影响力。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在19世纪,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是世界之最,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它们都被像德国、日本和英国这样更高效的国家超越。
尽管美国存在经济上的弱点,但这些问题通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弱点轻微。例如,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Conference Board) 的数据,过去十年间,美国的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衡量一个国家如何高效地将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转化为经济产出)一直较为缓慢,但它依然保持正增长。 美国的总体债务,包括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庞大到占GDP的255%(2024年数据),而联邦债务的利息支付已占GDP的14%,接近其国防预算的18%。但这一比例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却在继续增加。
美国还扩展了其军事联盟,以及对金融体系、能源市场、消费市场和技术发展的控制,增强了对其他国家运作体系的辐射能力。 以美元为例 ,其占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近60%——尽管这一比例较2004年的68%有所下降,但与1995年的份额相当。美元在大约70%的跨境银行负债和外币债务发行中被使用——这一比例较2004年有所上升——并且几乎占全球外汇交易的90%。 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华盛顿能够实施制裁、确保更低的借贷成本,这意味其他国家的命运与美国深度绑定。 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域外经济体被纳入以美国经济为基础的体系,这种体系的正常与健康运作是各国繁荣的必要条件,一旦预见到对自身利益存在伤害,这些国家的行动就会受限,比如面临货币贬值或制裁威胁。
美国的能源转型进一步增强了华盛顿的全球影响力。 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如今已超越了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转变为全球领先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同时,能源效率的提升和可再生技术的采用,使得人均碳排放降到了自191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能源繁荣使得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保持低位,即使在国际冲突期间也是如此。例如, 欧洲公司目前支付的电力费用是美国的两到三倍,天然气费用是美国的四到五倍 ,这促使一些外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能源生产还帮助华盛顿及其盟友免受外部胁迫。例如,在俄乌冲突后,美国能够通过向欧洲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帮助欧洲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庞大的美国消费市场(相当于中国和欧元区市场的总和)也迫使外国公司和政府在贸易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以进入全球最具利润的市场。
美国在全球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其结构性力量。 美国高科技公司创造了全球超过50%的利润,而中国仅占6%。这种创新优势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赋予了华盛顿左右生产网络的能力,正如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半导体限制那样。 此外,美国还扩大了其军事联盟,增强了围困对手并在欧亚大陆投射力量的实力。北约已接纳芬兰和瑞典,而在印太地区,像AUKUS(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和“四方安全对话” (Quad) 这样的倡议,进一步深化了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联系。曾经紧张的双边关系——比如日本与韩国之间,美国与菲律宾之间——正在改善,这为更广泛的防务合作和美国军事基地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历久弥新
批评者认为,美国是一个纸牌屋,其外部展现出的实力掩盖了其摇摇欲坠的根基。 他们指出,随着社会裂缝的蔓延,政府陷入僵局、公众信任遭侵蚀、社会分歧加深,支撑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支柱将不可避免被破坏。
然而, 美国的历史并没有表明,内部动荡和地缘政治衰落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事实上,美国经常从政治危机中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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