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芸菲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去年11月下旬，梅老师发来一本随笔集初稿，嘱我给集子想个名字。当时集子的名字是“越界之思”，算是眼下问世的《于是集》的前身。起书名需要灵光和巧思，我和这些能耐绝缘，但好奇心作祟，还是一口气读完了稿子，胆儿肥，就收录的篇章编排提了些意见。怎料想，梅老师和责编罗庆老师按建议重新修订书稿，到正式定稿发排，已是今年1月。过了近半年，集子才得出版。可以说，这本集子是在这些来回往复的过程中定型的。
我还记得，去年12月初的一个中午，梅老师约罗庆老师、子依和我在鼓楼附近的一家淮扬馆子吃饭，饭后移步至隔壁的鼓西33改稿。之后春天的某个中午，也因这本集子，我又在同一家馆子结识了江湖儿女刘翔老师、秃顶协会会长朱岳老师和影评人梅雪风老师。每次小聚都是梅老师买单，无一例外。
这些对我当然都不是无关痛痒的琐碎小事。细说起来，我是因这本集子才和梅老师熟络起来的。这并不是说，此前就毫无交集，而是说，我对其人有了实质性的了解和理解。事实上，我们在2017年秋天就认识了，彼时，我刚去首师大读研，梅老师还是哲学系系主任。第一次见他是在入学后系里组织的第一次讲座上，吴增定老师讲《现象学与谱系学：尼采哲学的双重面相》，现场人满为患。我一眼就留意到人群中一个戴帽子且眼神炯炯的人，心想，这人肯定很聪明。7年过去，论为人为事，论重情重义，梅老师是我最佩服的人之一。
这样的品性构成了这本集子的精神底色。对这底色作一番人类学意义上的追索，应该是件好玩的事，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在不同场合听梅老师谈起他未来的写作计划，其中一项是写龟坪河的人与事。梅老师在后记里说，“偏远山区十八年的生活经验是我的精神后援”，依我浅见，这部未来之书或可破译其精神底色之密码。
和去年相继出版的两本大部头专著《直觉与理由》、《即物以穷理》不同，这本《于是集》既非高头讲章，也非随笔漫谈，而是凝结了梅老师本人多年学院生活的的行思集。第一部分“读书”和第二部分“追忆”是大宗。读文集的好处是能看清作者的系统思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也更活泼更少修饰，更能看出作者的真切思考，见情见性。这些思考围绕意识、智能、因果、自我等问题展开，与认知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接壤乃至交织，在各门学科普遍画地为牢之时，收入集子的这些书评、短议、对话和追问为爱思考的同道营建了共同讨论的平台，而这本就是“哲学”的应有之义。
处于该平台中心地带的则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分合关系。考索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锚定哲学的位置，将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收拢在有感之知的领域，非这篇小文所能为，也非本书所欲为。但这些思考的确会把我们引向这一根本问题。收入本书的短论当然不意在就此作出回应，毋宁说，它们呈现了相关领域的思考动态，为读者自行思考做足铺垫。比如，《一次被忽视的因果革命》一文概述了朱迪亚·珀尔在因果推理、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等方面的思考，用科学方法追问因果关系，他认为，人类智能比人工智能优越的地方在于前者具有因果推理能力。好奇多思的人难免停留于此，开始忖度珀尔的判断有无道理：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何在？具体来说，需要琢磨的是人/有机体和电脑的区别，而非人脑和电脑的区别。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思考人工智能、如何改善人工智能的水准、人工智能如何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诸如此类。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反过来的，即，通过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更适切且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说回珀尔的论述，远更艰巨和繁难的问题也许是：除了科学方法之外，也就是建立因果理论之外，我们还能怎么来理解因果概念？
若说这本集子哪儿读来不大过瘾，大概是书评和议论部分略为平铺直叙，缺乏辩论深度，不大能看到作者的立场和态度，“述”远多于“评”。好在，这份节制放怀旧文章里格外妥帖，第二部分“追忆”和第四部分“行动”我读得最兴味盎然，这两部分最见梅老师的心性，若用一个字概括，我会说是“淡”。那些浓得化不开的恩怨情仇、芜杂琐屑被悄无声息地一笔带过，甚至销声匿迹，深藏于心。这是我辈难以望其项背的气量与心胸，像极了入秋后北京的天空，高远辽阔，清透通达。是为江湖儿女。
我对“侠”的理解，从不来自金庸小说，而是来自梅老师。巧的是，他习武。印象中，他家里放着一杆红缨枪，忘了来历，估摸着和他家乡秭归脱不了干系。之前也在微信群里看过一段他打拳的视频，在一片光秃的田里，少年模样，身手极佳，可惜至今都没现场看他和人过招。唉唉，论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要说我最感到遗憾的，非错过教头餐厅莫属。
嘉映老师把哲学活动理解为“通过说理达乎道”。智性上可以致力于追求得更远，可精神上不见得要通过文本学得更深，因为所谓的道、精神更多跟经验连着。就此而言，与其通过文本反复钻研，最后达致深入的体会和感知，还不如扩大经验面和知识面，在此过程中同样能达乎道。三人行必有我师，说到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修炼，梅老师是我的老师。
这是为“行之于途而应于心”做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