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余光中辞世，我先想起的，居然是二十多天前去世的前TVB掌舵人方逸华。当时，我在悼文中提及方逸华人生的最大转折——在邵氏日渐衰微时，将重心转向TVB，就此缔造人生第二段神话。
邵氏的成功，源于大中华意识的国语片。当时的香港电影人，政治立场无分左右，都不免一腔乡愁，因此将“大历史”与山河之美视为最佳题材，并以此慰藉那些身在香港却心怀故土的异乡人。但邵氏的衰落，也恰恰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腾飞后，“我城”意识渐入人心，仅仅将香港视为公司注册地的邵氏就此难敌讲述香港故事的嘉禾。转战TVB之所以成就了邵逸夫和方逸华的第二段神话，并不仅因电视的普及，而是因为“我城”意识随着电视哺育了一代香港人。
香港电影人如此，台湾文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主动赴台，还是种种因缘际会而被迫留台之人，也不管持何立场，在那两岸相隔的岁月里，总难免触动乡愁。
台静农便是一例，1946年，他应许寿裳之约，前往台湾编译馆工作，然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1949年，他曾打算重返北平，却因为家累太重，实在买不起船票而未能如愿，有生之年再也未能重返大陆。临终前，他引用前人诗句抒怀，“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他还有绝笔诗：“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大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诗并不好，可那“磋跄一世”的苦闷，“空余渡海心”的惆怅，却会让一代人感同身受。
所以，许多人对余光中的认识虽仅是一首《乡愁》，却已将之视为大师。《乡愁》甚至是我所读的第一首新诗，在我孩提之时，便知道有这样一首诗，有这样一个人。
这当然与文化和认知上的差异有关。别说当年，即使今天，大多数大陆人对台湾文坛也并不熟悉，台湾文学的语境和文字，也与我们所接受的大陆文学颇有差异。人们更愿意穿越文字本身，在社会性乃至政治立场上寻求自己认同的东西。《乡愁》就这样走入大陆，成为标签。
余光中的乡愁并非强说愁。生于南京的他，幼年便因战乱逃离故乡，辗转避难于重庆，度过中学生活，后考入南京读大学，谁知尚未毕业便在内战炮火中再度逃亡，客居台湾。他的前二十年，就这样与中国的大时代交织。可是，这“蒲公英的岁月”仅仅是个开始。
这代人的最大悲剧，就是身处这个大时代，即使生性不爱政治，也难免被政治所牵绊。一首《乡愁》被赋予了极大政治意义，使得余光中在中国大陆成为文化象征的同时，也成为了某种难以摆脱被操纵命运的符号。当然，当事人是否甘之如饴是另一回事。酷爱回大陆演讲的余光中，乡愁也随之巡回，主动抑或被动，也许只有自己才清楚。
余光中自己倒是说过：“凡是中国作家都有一点乡愁，不管是不是到海外去。二十年后的上海就不是当年的上海了，二十年后的湖南就不是以前的湖南了。时间变化，也会带来乡愁，乡愁也包括历史文化，也不仅仅是地理，并不完全取决于空间，还取决于时间。《乡愁》那首诗很简单明了，看完就会背。大半人也不会去追踪我的其他诗，所以《乡愁》就等于我的一张名片，它垄断我的观感，这张名片大得把我整个人都遮住了。其实我的作品把乡愁拿掉，还很多彩。比如说，我去大陆演讲，说：‘今天不讲乡愁了’，大家好像很失望。”
这算不算“成也《乡愁》，败也《乡愁》”？
更让人唏嘘的是，以《乡愁》成为象征的余光中，其人生轨迹与被强加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甚至曾经相悖，以至于被某些人揭批。其实，随时势而漂流，本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常态，为尊者讳大可不必，但过分夸大也不应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边有人歌功颂德或违心大书“我有罪”，那边则大写狼来了批判乡土文学，都是时代强加，谁吃相更好看，或说没那么难看，还真难说。我一向不赞成无底线的宽容，可过往百年的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彷徨与挣扎，命运之戏剧性，早已给所有辉煌和黯淡都刻上了无奈的印记。
写过太多悼文，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最难写之处便是无法将其人生、其作品与大时代割裂。《乡愁》便是如此，以诗而论，它清新隽永、结构也算精巧，但若无这大时代的推波助澜，断难达到如今的高度。
如果我要冒充诗界内行，当然要这样说：名气最大的《乡愁》绝非余光中最好的作品。可是，你无法否认，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余光中就是《乡愁》，《乡愁》就是余光中。
这很容易让人忽视余光中漫长人生中的写作轨迹。早年的他曾是西化急先锋，“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之后则是回归传统，提出“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
这也很容易让人忽视余光中诗风的多变，忽视了乡愁之上的家国情怀，忽视了他的“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别忘了，与之交集甚多的陈芳明，也曾评价他“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虽然我并不喜欢余光中乃至许多台湾作家的散文，不喜欢过多词语的堆砌，但余光中的“不歉收”，却也是事实。
但如果你非要拨开《乡愁》制造的帷幕，去探寻余光中的人生，又往往会在一桩桩论战与公案前难以判断。与杨绛等逝者一样，就在去世当日，纷争已起。仅仅读过一首《乡愁》的人忙不迭地在朋友圈里点蜡烛，知识分子们则在探讨那些旧事钩沉，孰是孰非。
这是怎样的人生？海峡这头的人看到他人生的辉煌，海峡那头有人盯着他人生的暗面；大多数人只看着他那首《乡愁》，还有一些人认为《乡愁》根本不值一提；有人说他登堂入室，有人认为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有人将之视为泰斗，有人质疑他的为人……
要有多少个分身，才能应付这因大时代而分裂的人生？
恰好，他写过一篇《假如我有九条命》。他写道：一条命要用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一条命要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一条命用来读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其实，真要有九条命，用来应付人生毁誉，怕也嫌不够吧？
原标题：《假如余光中有九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