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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大学生疑问：喜儿嫁给黄世仁不好吗？

大浪淘沙 · 公众号 · 军事 · 2024-12-09 11:30

正文

2009年10月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 40 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

现场“90 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点也不要紧。”文学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也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在微博讲这件事的时候，下面评论果然有“慕强”“慕富”“慕权”的人，说明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多财多富”黄世仁是远远优于“一穷二白”的小屌丝们的。

我来拓展一下微博中提到的《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被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坐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

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高校性侵丑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五个县就有一百多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以至于当代大学生提出了“喜儿嫁给黄世仁多好”的暴论。

喜儿跟黄世仁的关系，怎么可能用现代男女关系去代入呢？喜儿被卖给了黄世仁，是奴婢、小妾、财产，地位可能不如耕地的牛。这不是危言耸听，我在放几段史料。

我在《阳光开朗李自成》文章结尾处讲了江南奴变的故事，这是北方农民大起义在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余波。

南方的奴仆们跟北方的流民们一样悲惨，这些奴仆往往是欠了大地主的高利贷，或是被严重的税负、徭役逼迫，不得已卖身于豪门，同时子子孙孙都要做奴隶——“子姓世为奴，非主自鬻，无得脱册籍”。当时比较有良心的文人张明弼创作的《削鼻班记》中这样记载：

奴多腹坎无食，膝踝无裙，臀背无完肌肤。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妇未耦子，先割其鲜。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剃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

这段内容非常惨痛异常，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朋友建议还是不要一字一字仔细了解含义了。这其实就是喜儿的真实处境——她不是去做富太太的，她是奴隶、是玩物、是牲口、是财产。是被黄世仁虐待致死还不用负法律责任的。

在北方农民运动高潮影响下，江南地区对地主阶级斗争也进入了新局面。而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北方的农民运动主要表现为大股农民军流动作战，而南方水网纵横、山地众多，佃农和奴仆们的起义多为零散的状态，难以形成合力，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主阶级。

上文中提到的《削鼻班记》，其中“削鼻班”就是江南奴仆的自组织，因为蓄奴终究是不合法的，而且在士大夫口中，奴仆就是贱种，说出来嫌脏嘴，于是用“鼻”来代指自家奴仆。“削鼻”就是要削除自己和子子孙孙的奴仆身份，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大家都是人，凭什么我做你的奴隶？我们永不为奴！

张明弼的《削鼻班记》中还有一段更解气的记载：奴仆们把自己的主人绑去城隍庙，统一痛陈他们的罪恶。为什么要把他们绑到城隍庙呢？意思是已经不信“阳间”的衙门了，要让“阴间”的衙门来裁决公正（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史料原文——

则掣神签以数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则曰：“若棒我时，何为不知痛也？某日，汝锥我，请偿锥。”曰：“痛乎？”其主大号。则曰：“若既知痛，向何为锥我也？”

多么阳光开朗的一段记载啊！

所以说上文中的大学生提出“要用黄世仁的财产做慈善”是不是很搞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签卖身契后女性是一种什么处境，什么是奴仆、什么是不如牛马。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无知反映了我们教育中阶级教育、历史教育的缺失，而上述那一段对话发生在知名211师范大学——这些被误人子弟的学生讲来也是要去教书育人的，那岂不是成了误人子弟循环了？

就像我上篇写琼瑶的文章里吐槽的：琼瑶奶奶的作品确实有些不被当代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比如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主义等，但是近年来涌现了很多所谓“反琼瑶”的作品，结果一个比一个不堪入目，一个比一个开历史倒车。

我以为的“反琼瑶”作品：用全人类解放的“大爱”，去替代男女之情的“小爱”。用共产主义理想，去替代小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价值观。

实际的“反琼瑶”作品：尊卑有序、嫡庶有异、男女有别。用封建主义保守价值观，去反对冲破身份、冲破家庭的自由恋爱。

求求你们搞点资本主义吧，这样封建真是太low了。

说到现在文化娱乐界“贵族化”的问题，我一定要讲一部让我精神内耗严重加剧的话剧。本来我对于话剧的宽容度是很高的，因为它不是资本驱动的，不像现在的垃圾电影电视剧与流量明星，就是平台和娱乐资本噶韭菜的场所，而话剧还多多少少是“手艺人”的自留地。所以我对于话剧还是多多少少留一点面子，就不指名道姓说哪一部了，不过看过的朋友肯定一说就知道。

这部话剧是模仿《霸王别姬》的风格，讲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戏班子沉浮的故事。解放军进城，司令员是旧贵族家庭出身，想让戏班子来给部队加强一下文化建设，于是想让他们演《白毛女》。然后就是血压升高的桥段——

戏班子对着《白毛女》的剧本开始吐槽：“主角怎么叫喜儿啊！”（女主嫌弃脸）“男主怎么叫大春啊”（男主嫌弃脸，嫌弃名字土，因为他演柳梦梅的）。没有表演用的衣服，两位小战士（还要突出两位小战士是文盲），从老乡家里借来了花棉袄和土布衣服。然后戏班子吐槽：天呐，这衣服好破啊，有虱子！

然后戏班子表态：这戏我们不能演！这行头我们不穿！宁可跪在地下挨打也不演。这时候解放军的司令员进来了，说你们不演就不演吧，粮食你们收下。紧接着戏班子里有一个苦命人，出来balabala说了一通，说我是苦命人，杨白劳简直就是我爹，求求你们演了吧……班主非常感动，遂演《白毛女》。

这只是大概前1/3的剧情，我简直是如坐针毡。旧社会戏班子是什么高贵场所吗？《霸王别姬》里那么有名一句话：“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啊？”旧社会演戏的人不都是苦命的孩子么，都是小石头小凳子这样叫，咋还会嫌弃喜儿、大春？咋还会嫌弃粗布衣服？就是成了“角”也不是天天绫罗绸缎啊。

这部话剧带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前面这段的笑点，都是集中于“解放军战士完全不懂（高贵的）戏”“戏班子完全瞧不起（庸俗的）白毛女”之上，反复拿小战士文盲、老百姓土、文工团妹妹不文艺来当笑点，让人非常之不适，充满了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恶臭。关键这压根就不符合历史啊，唱戏的人从来也都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啊。

看一看之前老艺术家们的纪录片，是新中国让下九流的“戏子”“艺人”们都变成了文艺工作者、演员、歌手、艺术家，变成了光荣的劳动者。“我们的称号是文艺工作者，是毛主席封给我们的”——这种话包含着怎样的感情啊。

所以上述那种剧情就完全不知所谓，压根就不符合历史，这不仅仅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问题，这更是“背叛了祖师爷”的问题。

然后我看这部话剧的编剧，赫然写着“爱新觉罗”四个大字，我就……我一直秉持着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的原则，除了像马云和管虎这样已经成为典型的可以指名道姓，其余我一贯是仅评论观点，不涉及到人身。但是“爱新觉罗”这四个字实在是特么味儿太冲了，不提一提读者们可能都无法深刻而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

文艺圈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最严重的地方，伟人曾亲自钦定了三个名称——“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意思是他们从来不会讲劳动人民的故事。因为新中国对旧勋贵们比较宽大，如溥仪这样卖国汉奸行径，都是改造之后刑满释放，无论是纵向比历朝历代，还是横向比苏俄，绝对都属于宅心仁厚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家们，给死气沉沉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潮流，但是改造旧世界毕竟是很难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旧勋贵们，自然无法进入政治经济核心部门，但是文化部门好说啊。因为自古以来，唱戏、听曲、搞文艺、写话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脱产阶级”，即不需要从事劳动生产，才有心情鼓捣研究这些东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对鲜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妇，就是前清遗老、落魄贵族，但是唱戏非常在行，靠“当角”维系了很高水平的生活。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旧勋贵们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来看，这些遗老遗少们久而久之就占据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为文艺内容的重要产出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裁判员，这就对文艺的整体氛围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残留。

来看看时代变化的一个侧影——

祖父关学曾：“满世界唱就是为了找窝头”“现在是为人民服务，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了”。

孙女关晓彤，参加的节目要以“八大姓氏”“名副其实的公主”为卖点。

在当今的娱乐圈，资本化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够用”了，还都要往封建贵族上面靠才可以。甚至这些封建僵尸们，会刻意捧出他们的代言人，比如大名鼎鼎的“子彬公大家族”，就是封建价值观回潮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个话题还可以深入扩展一下，就是我在《革命周期率》《 “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 》这两篇文章中所核心探讨的话题：成功的革命会消解革命的基础，这是革命“最伟大的悲哀”。

伟大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家团结起来革命，靠的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础之上的。毛诗有云：“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地主的重重压迫，所以农民才会个个同仇。

正是因为旧社会吃人的剥削阶级被成功消灭了，才会在当今文艺作品中看到众多被美化的、温情脉脉的地主、买办、资本家。正因为大家没见过黄世仁们是如何凶残的，当代年轻人才会产生“嫁给黄世仁也不错”的错误想象。

但是上一句话反过来看：任何革命，甚至是失败的革命，都大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比如说，最早践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是巴黎公社。就算巴黎公社失败了，“八小时工作制”的种子也种了下去，逐渐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中开花结果。

再比如，工人阶级子女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资格读大学？二战之后。因为二战之前大学学费，是普通家庭一辈子都无法承受起的。二战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福利社会制度，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变心善了，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战场上为自己打出了地位，统治阶级再不让利，那就是一战结束之后“大兵变”的结局——那一次“大兵变”最伟大的的成果就是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

而到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在教育市场化的指导思想下，英美普通家庭也越来越读不起大学了。社会福利制度逐渐取消，普通人读大学要背上巨额的贷款，关于英美大学生因为还不起贷款而自杀的新闻比比皆是。

美剧《绝命毒师》中，老白就是一直在算：要贩多少毒，才能赚到给自己治病和儿子读大学的学费。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比贩毒还赚钱——这就是《绝命毒师》告诉我们的道理。

再比如，女性什么时候可以读大学所有专业，甚至可以穿裤子呢？是 1968 年全球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此之前，女性所能选择的大学专业，仅仅是部分女校中为“相夫教子”量身定制的专业，她们甚至连正规大学的校门都无法进入。

伟大的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阅读经历就是，只能靠自己的兄弟们从大学图书馆借书，虽然她的家庭是贵族出身、她的兄弟们从威斯敏斯特公学毕业直接进入剑桥，但是她不能踏入大学的校门，就隔着一条马路远远地看着兄弟帮自己从图书馆借书。

再说一个冷知识：中国建筑学泰斗林徽因女士，一直没有拿到过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文凭——虽然她一直跟堂学习，考试成绩也名列前茅。宾大拒绝给林女士的理由是：学校的管理者认为，建筑系的学生经常须在夜里作图画画，而一个女生深夜呆在画室是很不适当的。直到 2023 年，才补给了林女士应得的建筑学文凭。

当代女大学生疑问：喜儿嫁给黄世仁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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