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 高铭暄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1934年2月，未满六岁的高铭暄就跟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去上学了。高铭暄就读的鲜叠小学位于“毛竹下”，校园后面紧挨着山，山上长着秘密麻麻的毛竹，山下就就被喊作“毛竹下”。
学校的老师都很温和，课堂纪律也不严格，除非是孩子们太闹腾，老师一般是不会批评的。下课铃声一响，老师也就宣布下课，课后也不留做作业。同学们都很开心，“呼啦啦”地一起跑出去玩。
上学后，高铭暄多了不少玩伴。
1941年，那一届鲜叠小学毕业生中只有一位考入了温州瓯海公学，那就是高铭暄，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虽然，这位小渔村出来的孩子在瓯海公学正式录取的150名新生中排名第146位。
瓯海中学的考试，在教育界是出了名的严格。考场的讲台桌上摞着一沓沓未拆封的信件，都是有钱、有权人家发来说情的。监考老师虎着脸，原封不动地把说情信件搬到考场，以示清白，不必担心机会被有钱有势的人抢走。
当时，社会上对知识很尊重，一大群学生在街头杂货店买东西，店员看学生的校徽区别对待，温州中学的学生是贵客，先接待完了才问瓯海中学的学生，然后才会轮到其他学校的学生。
1944年，高铭暄如愿考上了温州中学。温州中学是当时温州地区唯一一家省立学校，代表着温州的最优教育水平。佩戴着温州中学的校徽以及编号“222”的领章走在五马街上，光荣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高年级的同学也不忘搞起了“副业”，他们组织起了学唱京剧的社团，成员多为学生，有时也会请校外的一些票友。
也是在那个时候，高铭暄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1953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高铭暄还参加了学校校工会组织的京剧团。
这些年，在人大法学院的新春团拜会上，全国刑法学学术年会上，甚至国际刑法学大会、国际刑法学协会学术会议上，高铭暄屡被要求“唱上一嗓子”。
有弟子曾打趣道：“高老是法学家中最著名的京剧表演家，也是京剧表演家中最著名的法学家。”
图 | 2016年6月，高铭暄先生在温州中学高中部旧址前留影
1944年，高铭暄如愿考上了温州中学。温州中学是当时温州地区唯一一家省立学校，代表着温州的最优教育水平。佩戴着温州中学的校徽以及编号“222”的领章走在五马街上，光荣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高年级的同学也不忘搞起了“副业”，他们组织起了学唱京剧的社团，成员多为学生，有时也会请校外的一些票友。也是在那个时候，高铭暄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1953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高铭暄还参加了学校校工会组织的京剧团。这些年，在人大法学院的新春团拜会上，全国刑法学学术年会上，甚至国际刑法学大会、国际刑法学协会学术会议上，高铭暄还屡被要求“唱上一嗓子”。
有弟子曾打趣道：“高老是法学家中最著名的京剧表演家，也是京剧表演家中最著名的法学家。”
当然，这是后话。
1947年，高中毕业的高铭暄通过了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最终选择了享有“东方剑桥”美誉的浙江大学。
由于该上刑法课的时候刑法教授还没有聘请到，在国际法方面已有很高造诣的的李浩培院长只好“硬着头皮”去讲授刑法学。殊不知，这次偶然的替课之举，却让高铭暄对刑法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矢志以刑法学为终身志业。
两年后，杭州解放，法律系被误当作“培养旧法干部、为国民党服务的”，浙江大学法学院被迫撤销。经多次反映，却无功而果。
李浩培见高铭暄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想继续学习法律，便举荐给他在东吴大学求学时的同窗、时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的费青，求学的理想才得以延续。
9月16日，高铭暄告别父母北上，转学至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学习法律。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咖”云集，有费青、王铁崖、楼邦彦、吴恩裕、钱端升、蔡枢衡······北京大学深厚的历史积淀，让高铭暄为之动容。
在北京大学，高铭暄因为“喜欢写点文章”，被校务会聘任为「北大周刊」编辑委员会委员，编委会主任为杨振声教授，编委有汪篯、田余庆等名师，只有高铭暄是学生。
1951年恰逢毕业，中国人民大学要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招收十名研究生，高铭暄便报了名。不曾想，这一步跨进中国人民大学的门，从此大半辈子的时光，都留在了那里。
图 | 高铭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及成绩单
1953年8月，高铭暄研究生毕业，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
1978年1月，各大高校纷纷接到了国务院教育部门下发的关于年度招收研究生的通知，定于次年年初开始正式招生。一年后，1979年1月9日，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束，共有一万名大学本科生收到了研究生入学通知书。
但直至1981年，借着「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生效的春风，教育部门才择取了一批学术水平相对高的高校设置刑法学研究生点，刑法学研究生教学方才开始起步。
处于法学界领军位置的中国人民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其中之一。当时担任法律系本科班班主任的高铭暄，被改任为研究生导师，开始招收他生平第一批研究生。
1984年，随着研究生教学体系的日趋健全，中国的法学领域迎来了第二次博士生导师评定工作，高铭暄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职称的教师之一，当然，也是新中国刑法学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至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
“摸着石头过河”，高铭暄在指导博士生期间，除采取文献综述的教学方式外，还探索出了“三三制”课堂。即：
预先设定一个课题，交由某位博士生，让他在限定时间内做好资料收集、实例调查和观点分析等工作。经过充分准备后，这位博士生来到课堂上，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向老师和同学们进行综述，说明这个课题的有关内容，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听了这位博士生的发言后，在座的其他博士生可以针对他的观点和材料收集情况，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评价、补充和反驳。最后一个小时，由教授发表意见，重点对那位博士生的研究情况进行点评，也对其他同学的意见给出相应的解答。
在治学上，高铭暄是严谨的；而面对年轻人，他又是包容的。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78级的本科生，后来又成为高铭暄最早的两届博士生之一的姜伟，相识40 余载，对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慈父”。
图 | 20世纪80年代，高铭暄教授与其指导的四位博士生在讨论刑法问题。左起：姜伟、陈兴良、高铭暄、赵秉志、周振想
本科毕业时，作为现役军人的姜伟琢磨着回部队，一旦回去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军事法院，要么去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战争法。
热衷刑法的姜伟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自己的班主任高铭暄，在他的鼓励下姜伟积极应考，如愿考上了研究生，继续攻读刑法专业；后来研究生毕业之际，又是在高铭暄的建议下留校，其后又继续攻读在职博士。
“高老师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正是在高铭暄的影响下，才有了现在任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第四巡回法庭庭长的姜伟。
曾聆听过多位大师教诲的高铭暄，在指导博士生的过程中，秉持“老师不能太过于拘束学生”的观点，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希望学生一味符合老师的观点，在我看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创新，才能解决更多学术问题”。
2016 年 11 月，在庆祝高铭暄获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会议上，学生们对高老的豁达仍记忆犹新，“只不过是历史和机遇把我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成就“比起有些弟子们”还是有差距，“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留校任教的第二年，1954年10月，高铭暄接到通知，要求他搁置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去全国人大参加刑法立法工作，那年他26岁。
不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起草到通过整整走了近二十五年，那刻是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
图 | 图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领导会见参加刑事立法的几位专家时的合影。前排左起：高西江、顾昂然、高铭暄、王汉斌、陈光中、严端、王存厚；后排左起：第三胡康生、第四樊崇义、第五崔敏、第六陈卫东
刑法典颁行后，立法小组自然撤销，参与立法的人员各回原单位，高铭暄继续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
从1954年参加立法开始，到1979年，从青春年少的26岁小伙子，变成了两鬓零星填白的半百中年。
把整部刑法从头到尾的字数，除以立法的全程，不过一天才写几个字。但，却是中国法治艰难前行的缩影。在全世界的法制史上，也很少见有如此漫长、曲折的起草历程。
之后的工作，便是刑法内容的修改、补充与完善，这由单行刑法来承担了。1981年至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在这些单行刑法的创制过程中，已经列入专家库的高铭暄也都系数参加了。
1988年始，刑法典面临着“升级再造”。历时九年的刑法修改研拟过程中，高铭暄作为主要专家之一，除撰写文章探讨刑法修改完善的问题外，还多次参加刑法修改研究会、座谈会及立法起草、咨询等事宜，许多建议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