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书评》|对话潘卡吉·米什拉：“自由秩序是威权主义的温床”

图为潘卡吉•米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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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弗朗西斯·韦德（Francis Wade）

译者：张雨凡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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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在搬往到印度北部的一个喜马拉雅村庄后，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开始以散文家的身份进行创作。在那里他大量阅读并为多个印度杂志撰写文章。九十年代末，他定期为《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其他出版物撰稿。通过剖析西方利益持续渗透其前殖民地的种种方式，他通常毫不留情地审视亚洲殖民统治的遗留。其2012年出版的《从帝国废墟中崛起：重塑亚洲的知识分子》（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广受好评，该书以那些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角度讲述了帝国主义的历史；而其于2017年的新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A History of the Present）则探究了暴力民族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基础，该书入围2018年奥威尔奖长名单。

弗朗西斯·韦德：您已成为对帝国以及其自由进步思想基础的杰出批判家。那么您能大致描述从早期写作主题到现在您的思想演变过程吗？并讲述那些或加强或改变您立场的重要事件吗？

潘卡吉·米什拉：我从经验中得知一个棕色皮肤的印度作家极易被认定为是天然的反美者、反西方者、第三世界主义者或愤怒的后殖民主义者。而正如许多与我有相同背景的人一样，我对现代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解确实是基于对印度政治现实的经历，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就我个人而言，在克什米尔新闻工作的经历促使了我政治与思想观念上的蜕变。1999年，我带着身为自由的印度“开化者”的许多偏见来到了那里， 简单地认定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与“世俗的”“自由的”且“民主的”印度在同一阵营要比与巴基斯坦好得多，因为前者更有助于促进其所有公民的自由与进步。换言之，印度负有文明开化的任务：它必须向克什米尔绝大多数的宗教穆斯林展示世俗理性之光——如有必要则使用武力。而印度军队占领克什米尔的残酷现实，以及随之而来公然的谎言和欺骗促使我重新思索许多对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以进步为名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旧批判。 当我对克什米尔的批判文章（非常长，将近2万5千字）2000年在印度报《The Hindu》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表时，其最激烈的批评者是那些自称为印度自由主义者的人。 他们鄙斥这样一种思想——这个以其从西方帝国主义艰难斗争得来的自由引以为傲，本应是世俗民主的印度共和国，其自身却可能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政权。

图为印巴在克什米尔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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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写克什米尔是一段奇异又煎熬孤立的经历，但这绝对十分必要。它使我意识到： 不论你是印度人还是美国人，黑皮肤、棕色皮肤还是白皮肤，都最好不要被诸如“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字眼在道德上所迷惑；也不要想当然地认定在宣誓拥护特定意识形态的真理后，你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相反一个人应试图去感知权力的角逐，利益的冲撞，而这些则被那些呼应美德的主张所掩藏。

印度自由主义者乃至一些左派人士对于克什米尔的谎言与伪善使我更加了解了自由国际主义者，他们为布什政府袭击伊拉克冠以自由、民主、进步的人道主义名义。而这些我们早就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那里听到了。正是在克什米尔的经历最终使我审视像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样的人物，他们试图劝服英裔美国人去相信对其他人民领土与文化的占领和征服是文明化的一个绝好的工具，并且我们需要更多这样有助解放的帝国主义，以使本土人民与发达的西方世界接轨。

弗朗西斯·韦德:您曾说过“自由主义现代化”通过其“不受控”的武力滥用“已为其自身灭亡打下了基础”，那么这些武力是否促使了权利在一些国家的复兴？而基于现代自由主义，个人自治是否也被予以重视了呢？

潘卡吉·米什拉：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种方式。一个人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当下的政治环境。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自由，应该得到珍视和保护。但问题在于怎样实现以及由谁来实现。许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是个人自由的最好捍卫者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许多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在为自己谋求进步主义这一道德声望时，主要关注的却是推动其职业抱负，促进其经济利益。称其为投机的权力钻营者再为合适不过。他们在印度，在美国，也在英国。布什的“有用的傻瓜”（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概念）在印度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选择视莫迪总理为伟大的“现代化主义者”。他们乐于给当权者提建议，在其耳边喃喃细语，而只有当其为后者拒绝或羞辱时，他们才会退缩。以特朗普和莫迪为例，他们一般是没有时间留给书呆子的。随后失势的“自由主义者”将自己臆想为“负隅抵抗”的游击队员，并为复兴而打下基础，在这里，他将会被拥戴为一位伟大的英雄。一旦置身其中，它会是一个美梦。

随着特朗普主义与其他独裁主义盛行，其自由主义批判者基于伪历史而进行了一种道德讹诈：“你要反对长久以来保障和平稳定以及其他美好事物的‘自由秩序’吗？”答案显而易见， 你所珍视的自由秩序已成为了特朗普主义和其他独裁主义的温床。它用市场关系取代社会纽带，将贪婪正当化，使人类从属于市场。一方面它鼓吹个人自治与个人责任的精神，而另一方面市场危机则使人类不可能为未来储蓄和计划。它使人们背负起长期债务，并使其成为股票市场中的赌徒。 自由资本主义本应培育普遍的中产阶级，鼓励资本主义节制谨慎的价值观和负责的民主美德。但结果却恰恰相反：无业游民出现，他们前途晦暗不明，极易为煽动者所允诺的美好幻影所蛊惑。换句话说，不受控的自由主义为其自身灭亡奠定了基础。

图为参与一场佛罗里达州选举活动的特朗普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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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早在十九世纪，随着“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划分，自由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就已被明确为是服务于特定种族的科学了吗？

答：是的， 作为有产白人的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与种族阶级的固有划分，以及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伪分类一同出现的。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及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看来，显而易见，个人权利和普遍理性是专属于少数群体（以他人为代价扩张和放纵其自由的殖民者）的特权。其受害者——非白人早在十九世纪就指出了这些自由主义修辞中的本质矛盾。

当然，今天随着非西方力量的崛起，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已显得尤为紧迫—— 前者是否依赖于对后者道德上的优胜，因而在帝国摇摇欲坠之时，带有瑕疵的前者也趋于衰弱。并且，无休止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迫使西方自由民主暴露出其种族划分以及不平等结构的问题，其领导者不得不转而明确提倡白人优越主义。正如2015年我在一篇非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记录的调查中所写的：“自由主义”已逐渐被视为“富有的西方人不能负担得起的玩物——曾长久以来青睐于少数群体的规则上升为普遍价值，而其不可能在其他上升群体中存活。”

基于这一点，人们不必借鉴亚非思想家的传统。1906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讲到：

问题在于：从长远来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自由和民主如何实现？ […]现代自由的历史渊源有其不可重复的独特背景。让我们列举其中最重要的几个。首先是海外扩张。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在法国国民议会上，乃至今天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里，来自大洋彼岸的微风都能为人所感知。[…]但现在已经没有可供我们开发的新大陆了。

问：尼日利亚学者比尔顿·杰伊弗（Biodun Jeyifo）哀叹许多前殖民地陷入了一种“受阻的去殖民地化”的困境，而基于此，本土精英鼓吹西方经济扩张，以推进帝国主义计划。自由资本主义的到来是否并未终结帝国主义，相反其或许以更平静更隐蔽的方式延续着帝国主义呢？

答：后殖民时代的经历十分复杂。 亚非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往往由精英所领导。他们的思维与情感由其主导者的意识形态与认识论所塑造。在其斗争最为激烈和最为得意之时，他们想在自己的游戏中击败西方。而其他人则想在由西方构建的世界中存活。他们都急于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某种程度上，追赶上似乎已长期领先他们国家的西方力量。

几乎所有这些领导人的问题都在于资源匮乏，以及起初往往面临着破败凋敝的境地。即使没有百年，也有数十年的剥削使其陷入贫困。他们的社会制度僵化，文化生活衰落，往往缺失了构建一个统一国家的要素。而随后尽管其后殖民时期的第一代领导人努力尝试，但却无法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世界中心与外围的划分而产生。 其中大多数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管控的好处；并且在历经压迫的亚非地区几乎没有人推崇资本主义。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殖民化陷入困境。 许多亚非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日益严重。就在那时，共产主义社会的崩塌为多年来提倡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抨击亚非地区经济保护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和决策者带来了惊喜。当然那些乐于投入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的美国梦怀抱的新一代统治阶级也为其提供了帮助。

我们仍需要这些新兴精英的社会学——他们通过学院、大学、智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私人友谊搭建起与欧美的联系，以及其在各种机构中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 有趣的是，我能确认在印度一个全新的受过美国教育或亲美的阶级兴起了，他们提倡自由市场并使其思想制度化。他们通常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在印度右派中也有他们的身影，两派之间的交流活跃。

问：在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贯穿了对当代人权论述及其与自由市场事项的关联的深度怀疑，那么这两者是否完全矛盾？为什么通常前者会支持后者？

答：是的， 如果你在亚非国家居住过，对帝国主义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本能地怀疑任何来自强国的关于个人权利的道德说教。不要忘记早在十九世纪英法就已经以对野蛮民族中妇女权利的捍卫者自居。用来修饰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的名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个人解放的论述。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论述也十分有用，不仅可以支持旧式帝国主义运动（伪装为人道主义干涉，一如既往地令人厌烦），还可以取代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对于平等正义的渴望。迷信人权，然而其适用则只局限于国家的滥用。利用诸如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或基于全球资本主义而存续的不平等的人权问题侵犯别国来之不易的主权，为规模性暴力大开方便之门。许多人，尤其是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对此趋势进行了激烈且有力的驳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及企业利益太容易支持人权了：这是一项不会挑战其权力和影响力的事业，而且在很多方面上，它维系着它们。

问：您说经济不平等为人权鼓吹者提供了机会，但这是否会撇除掉一些从事人权问题的机构？这是否是被有意地忽视了？

答：是的，我认为直到最近，当其政治上灾难式的后果开始显现时，不平等才成为首要问题。不论在印度还是美国，我们都被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与处理不平等的实体问题（它的产生，存续，以及我们所能做的缓解措施）相比，发展经济，制造财富更为重要。而前者将最终福泽社会下层。

印度自由经济主义最为主要的鼓吹者之一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gwati）正是我之前所提到那一类人：一位与美联系密切的印籍美国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巴格沃蒂声称自己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由贸易者”。他与莫迪的关系融洽，就像他和印度前任更为世俗的总理那样。 他不仅公然否认不平等加剧以及印度正成为寡头政治，还嘲讽那些像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译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关注最底层人的经济学家）揭露不平等现实的人妄想成为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译注：一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主义者，美国国会称她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他认为如果你会变通的话，不平等实际上是一件好事，而穷人会为它“欢呼”。他主张减少劳动者保护，并以孟加拉国为例说明其“允许公司在合理条件下雇佣和解雇工人，并维持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权利平衡”。2013年4月达卡制衣厂倒塌，致使一千多人丧生，也暴露出了全球化经济下大量未受保护的工人沦为“劳工奴隶”的境况。 巴格沃蒂对印度卡路里消耗量下降（显然反映了饥饿与贫困增长）的回应是十分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式的（译注：法国王后。卢梭第六卷忏悔录中提及一位公主当获知农民没有面包吃时，答道“让他们吃面包好了”。历史上玛丽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后人将愤慨宣泄在这位热衷于打扮的王后身上。）：穷人或许食用了太多的“大米和水果”，但无论如何，“营养不良家庭的饮食方式应转向更多的牛奶和水果。”

图为2013年达卡制衣大楼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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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提巴格沃蒂可能并不公平，但在统治阶级中像他这样的人随处可见；其思想显示了决策者和建议者的极度冷酷。当然，在亚非拉地区有许多人权组织，它们力量微小、资源不足、备受困顿，但却为反抗新自由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不平等、不公正而斗争。然而那些发起于西方、资金充裕的人权运动却并未对自由贸易者和自由市场者的任何理论提出质疑，也未对其所造成的残酷事实进行抨击。而当他们开始行动时，却为时已晚。这是严重失职的行为。你可以认为很大程度上人权运动由西方精英者推动，正如戴维·肯尼迪所说：它是有选择地点名批评。它太过与西方政治企业力量的利益站在同一阵线，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反抗的力量。

问：这种特别的力量是否正在觉醒？当权者承认自由主义思想事实上可以导致不公正的同时，又对人权进行滥用。我们是否正在见证对此反抗运动的兴起？这种运动是否为经济性的？

答：我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人权运动中的人对自身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他们正开始对其工作有了更为广泛的理解。但现在存在着必定会反对的力量，这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大型机构和精英阶层。我认为我们正在了解他们的底线，甚至于了解到一些善意者曾采取的一种自得的世界观（更贴切地说是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底线。现在他们盘踞在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政治和商业中。但他们现在清楚其支持特朗普的论述已站不住脚了，其理论霸权已大大削减。

他们将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取代，并且他们也不会太过彻底地改变其思想。但我认为对近来兴起的自由主义，其批判的最为突出的方面在于关注基本的制度变革。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今天雄心勃勃的后自由主义观点，如果我们能理解泛民主化，那么我们将不需要人权运动去为平等正义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