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书的很多篇幅，都是在描述这个“透彻和特别”，我还是忍不住要借这个短序，再对他的思想的这两个特点，粗略地勾勒几句。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你怎么判断社会的好坏？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都首先是看“经济”吧？只要GDP和工资单上的数字一直往上，我们就会觉得：嗯，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关心“政治”和“社会”，因此对现实多有不满，但看看自己的产权房、旅行机票和特斯拉轿车，多半就也半闭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鲁迅却不是这样。他也看重经济，看重物质，但他判断社会的第一指标，始终都是“人”，是这社会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轻时候他就断言：一国能不能“立”，全看这国的人能不能“立”，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个标准。
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不是别的，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社会或时代会怎么样，通常取决于我们自己大致长成了什么样。
所以，无论从哪一头看，人心的现状和趋向，都是把握社会状况的最可信的依据。制度可以虚设，数据可以伪造，杀鸡取卵或饮鸩止渴，都能造就经济/物质的一时的繁荣，唯有人心，是难以普遍作伪的。大家心里都只顾自己，一心想当缩头乌龟，行动上却互相帮扶、血气方刚：你见过这样的事情么？
这样的看世界的眼光，自非鲁迅所独有，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讲究“人心”二字，判断世事，品评人物，都往往先从人心入手。我甚至觉得，在前人传下来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中，这恐怕是最可珍视的一笔。即便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换用其他的标尺去衡量社会了，一到人际交往的时候，多数人还是在意“人好不好”，倘若人品太差，就算官阶和“身价”都很高，还是要被许多人暗暗嫌弃的吧。
当然，“人心”常常显得模糊和抽象，倘是一个唯数据主义者，大概还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无从把握的。因为眼力和经验不足而误判人心，也确是常有之事。但这在鲁迅不是问题。他的敏锐善感的文学禀赋，他的逐渐开阔、绝不限于“华夏”的视野，他对读人生与书本所养成的洞察力，他受激于革命时代而澎湃的道德理想，他的因此而几乎终身保持的自我剖析的习惯…… 这一切都赋予他一种强大的心力，令他不但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洞察普遍的人心，而且在多数时候，能承受因此涌来的阴暗心绪的重压，不中断对人心的深究。
从这个角度看，聚焦于“人”和“人心”的眼光，是要有相应的思想和精神能力来支持的。这样的眼光能一代一代延续、形成一种传统，就说明后人继续葆有——甚至发展——了这些能力。什么时候这个传统破散了，也就意味着，这些能力正在大面积丧失：从这里，我清楚地体会到鲁迅思想的一层特别的意义。
主要正是这个眼光，成就了鲁迅的思想的透彻。
这不只是说，他常能避开对时势的乐观的误判，尽管有时候，他也跟许多同时代的奋斗者一样，被号称“理性”和“科学”的分析领进了这样的误判。更是说，他能用一系列类似“愚民的专制”这样发人深省的论断，明白地刻画出社会和时代的根本特征。譬如他笔下的“愚民”一词，就指向一个从“精英愚弄人民”到“愚民充任精英”的演变的过程；他的“专制”的概念，更揭示了其“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撑”这二者的持续的循环：现代的中国人，看了他这样的分析，都会有“真是说透了”的感叹吧？不单是我们这里，看看过去和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状况，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论断呢？
他的透彻还有一个表现：他能掘进人民的麻木的更下一层，指出那些我们本能地不愿正视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麻木和顺从的底下，其实多半是“怯懦”，看上去像昏睡，实际却是醒着的，是因为觉得逃生无望，才这么装睡，并因此特别讨厌那些拼命唤醒他们的人。
这当然不是说，在这普遍的人心的深层，就不再有麻木了，那一定是有的，而且堆积得很厚，但同时还有别的：总是消极地判断世事的习惯、不自觉的胆怯和放弃、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泯灭的不甘，以及常会发泄错方向的愤怒…… 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杂叠积，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底蕴，而在鲁迅看来，这也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的底蕴了。
不用说，他的那些当时显得奇怪，却屡屡被以后的事变所证实的时势论，例如“失掉的好地狱”和“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也都是依据这样的深掘而形成的。一旦看清楚整个地基的糜烂，别人再怎么赞叹大厦的亮丽和值钱，他都只能说：“它不久就要倒的……”
鲁迅曾这么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透彻，说他不但写出了光鲜底下的污浊，还写出了这污浊底下的“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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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刻画中国社会的时候，他的笔锋却总是指向污浊，甚至竭力要揭发出污浊底下的更为不堪的糜烂，可以说，他的思想的透彻，是明显偏向于揭发黑暗的。他当然知道，社会和人心不可能只有黑暗的一面，他有时也大声称赞，说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脊梁”的，但他显然相信，社会最需要的不是歌颂和粉饰，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发。他虽然痛恨中国的丑陋，却并不轻看中国，以为它禁不起这样的痛恨，我觉得，这样的不轻看，才是他真正相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吧。
他没有看错，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摇摇欲坠，百废待兴，却还能够激励和承受他这样的批判和揭发，并没有孱弱到一声刺耳的呼哨就稀里哗啦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式的思想的透彻，未尝不可视为社会还是有救的一个证据，哪一天出不了他这样的人了，社会就真是走到尽头了。
明白了鲁迅的透彻，也就能认识他的思想的特别。
首先当然是，我前面也说了，鲁迅的思想不但多半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更是以他一生对黑暗的反抗、以他在这反抗中形成的人格来表达的，有很多时候，他实际怎么行事，和他在各种非公开的文字——例如私人通信——中怎么评述这行事，是比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表现他思想中较为深刻的部分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上一辈人的革命共识的修改。这个共识大体是这样的：社会的病根，在国人的愚昧和孱弱，只有造就新的中国人——梁启超所谓“新民”，才可能造就新的中国和世界，而这造就的第一步，是少数先觉者起而奋斗，以“呐喊”打破“无声”的现实。鲁迅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是自觉地继承这个共识，以之作为自己思想的底色的，而这个继承的关键，是他自视为先觉者，第一代“新”之“民”中的一个，当高声呐喊的同时，也配享因此而生的骄傲。
但是，他那个盯住人心不放的敏锐的眼光，却使他很难一面洞察身外的黑暗，一面却无视这黑暗对自身的侵蚀，毕竟他和阿Q同生于一地，共享“奴隶”的身份。进入中年以后，他对自己内心种种暗影的体察还日渐深入，这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用他的话来说，他不只是“战士”，也是“破落户”。
他不断地用“中间物”一类的通达之论，帮助自己安心于这双重的身份。他更重新给自己定位：虽已从黑暗中反叛出来，却并不属于光明之地，他只是踏在两边的交界线上，用他早先的话说，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年轻的一代冲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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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负，其实却含有一层牺牲的悲哀：肩者再怎么大力，终究是要被闸门压死的。所以他又说，革命的诗人，往往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社会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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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为了站稳战士的脚步，才这么曲折地给自己重新定位的，但这个新的定位也会打击战斗的信心：先觉者的身上，尚且这么明暗交织，那黑暗的完全的消灭，势必就很遥远；对于光明世界的疏隔，更容易瓦解奋斗的意志，前途茫茫而还能坚持跋涉，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要想呐喊不懈，他还得在思想上再进一步。
他开始修改从上一辈人继承来的那个共识——并非只因为当初是它引自己走上呐喊的道路，更因为此刻他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共识较为切近中国的实况，适宜充任奋斗的依据。
他的修改的关键点，是“先觉者的呐喊”与“新民的完成”之间的关系：严复和梁启超们大多只强调从前者必然抵达后者，把其间的距离说得很短，他却大幅度拉长二者之间的距离，说至少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社会进进退退，人心晦暗不明。他甚至说，将来到底有没有光明，其实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也不重要，我们是在黑暗中太憋闷了，才奋起叫喊的…… 这修改的尺度未免太大，有时候他就退回一步，检讨说：“我的思想太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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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其如此，鲁迅思想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清楚地表现出来：为了给自己确立一个无论怎么挫败和失望都还能继续抗争的意志，他不惜放弃所有对于外部支援的企求，无论那是来自“同志”，还是来自“未来”；他现在就只从自身发掘抗争的动力，而且这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乐观的理性，而是来自对身外和心内的黑暗的“憎恶”。这是他从未怀疑过的情感，也是一旦置身如此现实，就不大可能消退的意识，因此，从这当中生长起来的呐喊之心和战士之志，是真正稳固、可以放心倚赖的。于是，他重新命名自己的奋斗：“绝望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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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越是意识到“悲观”在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对鲁迅的这一思想贡献，就越能体会得真切吧。
从十五六岁读《阿Q正传》到现在，我读鲁迅已经五十年了。虽然脑筋并不灵活，我对他的感受的重点却时常移动。这除了说明世事对人的影响之大，更说明鲁迅的丰富和深厚，即便同一个读者，也能因年岁的增长，从他那里获取新的启发。他不止一次地说，他不希望年轻人继续以他为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期待自己的文字的“速朽”。但是，在这本传记的初版序言里，我就写道，他这个愿望是要落空的，他还将长久地引发后人的共鸣。今天，我再次确信，我那个话没有说错。
最后，要特别感谢两位读者，他们分别在本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和2001年版问世之后，寄来他们自己做的勘误表，第一份是手写的，第二份是电子文档，它们都不只是指出文字的不当和误植，还指出史实的错讹。因为不知道两位读者是否愿意，我就不写出他们的姓名了。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写出我的感激，是想借此警醒自己，像我这样在动荡中长大、欠缺学养，又容易被世事激怒的人，下笔为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仔细和从容，才对得起认真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