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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臧雷振、徐榕】“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社会CJS · 公众号 · · 2024-12-12 17:00

正文

论文

“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臧雷振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徐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2024年第4期

摘要 ：随着户籍改革持续深入，中国数亿人口经历了“农转非”过程，深入分析“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可拓展对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人口迁移间关系的讨论。本文对CGSS数据的分析发现： “出身乡土、告别农村”的“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低于城市原住民。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塑造了“农转非”人口自身承担更多责任的福利伦理，跨制度转移通过提升其对社会与自我发展的积极预期，抑制了其对政府照护的偏好。由于“政策性农转非”和“选择性农转非”的路径差异，“农转非”人口内部也存在观念异质性。该研究结果启迪我们，经典福利态度理论的内涵和生成机制具有复杂性，其对于确定我国政府福利责任边界的参考价值有待商榷，决策者更需考量客观福利供给水平。同时，福利态度研究还需进一步对其伦理内核加以阐释，才能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放开，中国城镇常住人口数持续增加，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逐步消解人口空间流动的制度羁绊，特别是伴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先后出台，除个别超大城市外，落户限制明显放宽，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更加便利，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以下简称“农转非” ）越来越成为常态。截至2023年初，中国累计约有3亿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成为新市民，尤其近10年有1.3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张桂文，2023 ）。

大规模人口户籍属性变更带来了各类新现象及值得探索的新问题。传统户籍分割不仅造成城乡福利供给、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明显区别，还形塑了不同户籍人口的态度偏好与行为选择差异。户籍属性变更后，一方面，曾经的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对主观态度的影响会在“农转非”人口的生命历程中延续，导致农业户籍人口和“农转非”人口的主观态度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城市原住民与“农转非”人口生活经历的差异，不同“农转非”群体之间的差异，也影响着不同群体对自身与社会生活的体验和预期，形塑了群体间态度的异质性。

福利态度（ welfare attitude ）关乎民众利益诉求表达，也影响福利政策议程设置。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进程中，福利态度得到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政府福利供给的客观差别导致身处不同制度空间的人口在福利态度上的显著差异。而对跨制度转移人口福利态度的讨论，在关注其当下所处制度空间的影响之外，还需要把握原制度空间与跨制度转移经历本身的影响。那么，数以亿计“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会表现出何种特征？与城市原住民趋向一致还是始终存在差异？曾经的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和“农转非”这一重要生命事件对新市民的福利态度产生何种影响？不同“农转非”路径人口的福利态度又存在何种区别？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弥补对该群体主观特征研究的不足，深化对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人口跨制度转移间关系的解释。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在中国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现实情境下，福利态度对发展和完善福利政策的实际价值及其限度。

研究基础：

福利态度的解释路径

及其与跨制度转移的关联

下文首先从整体上讨论福利态度及其与福利制度、跨制度转移间的关联，明确本研究的解释路径，为形成关于“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的具体研究假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 福利态度及其与福利制度的关联

由于政府规模与治理能力、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家庭等其他福利主体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政府承担的福利责任不同，进而形成多样化的福利制度（体制）。客观福利制度存在差异的同时，民众的主观福利态度也存在差别，即民众对资源和生命机会的（再）分配以及对旨在改善不利条件的公共政策的规范取向（ Svallfors，2012 ）认知不同。

福利态度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重点围绕既有研究普遍讨论的维度：“政府责任认知”，即民众对政府福利责任大小、边界的认识（范梓腾、宁晶，2021；陈星、彭华民，2022；吴玉玲，2022 ），具体体现在养老、教育、医疗、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诸多方面。如果民众对政府责任缺乏客观理性的认知，会限制其福利需求的表达，削弱其接受家庭之外的福利主体福利供给的意愿；同时，客观理性的认知一定程度上能限制民众对政府福利的过度索取，促使其更积极地承担纳税等福利供给责任。本文主要关注民众对政府承担老年人和青少年照护责任的态度（以下概念化为民众对政府照护责任的认知）。

已有研究深入探析了影响福利态度的因素，进而解释群体间态度差异。拉森（ Larsen，2008 ）指出，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国别间）福利态度的差异主要有三种解释路径：一是群体解释路径，关注族群同质性的减弱是否削弱民众的政府福利责任认知（ Alesina and Glaeser，2004：133-182；Brady and Finnigan，2014 ）；二是文化解释路径，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影响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念，从而造成其福利态度的差别（ Arikan and Bloom，2015 ）；三是制度解释路径，认为福利制度（体制）差异造成福利态度差别。随着埃斯平-安德森（ 2010 ）对自由主义体制（英、美等国）、保守主义体制（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划分，以及东亚福利体制（ Goodman，et al.，1998 ）引起学界关注，制度解释路径越来越成为福利态度比较中的“显学”。

制度解释路径认为，福利保障水平越高的国家，民众越支持政府作用的发挥（ Svallfors，1997；Meier，2009 ）。在东亚福利体制下，民众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支持度可能高于前述安德森提出的三种福利体制（杨琨、袁迎春，2018 ），但对政府的经济性福利责任和社会性福利责任的支持度差别明显（陈星、彭华民，2022 ）。研究者还进一步挖掘了福利制度影响福利态度的内在机制。如阶级利益和联盟的形成，短期个人利益，平等、正义和团结的价值观与准则在两者间发挥关联作用（ Larsen，2006：14 ）。同时，福利制度还会通过影响获得工作机会的难易程度、底层与大多数群体间经济资源的差异等形塑民众对福利应得性的认知，进而影响其福利态度（ Larsen，2008 ）。此外，性别平等观、地区贫富差距、阶层收入差距等也会作用于福利制度对福利态度的影响（沈冰清、林闽钢，2023 ）。

不仅在国家间，一国内部政府的福利供给同样可能存在制度化差异，例如中国的城乡之间。研究指出，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形塑“空间层次结构”，导致资源配置、福利待遇差异明显，居民权利并不均等（ Cheng and Selden，1994 ），农业户口居民集中的农村地区，政府福利供给水平小于城市地区（张海鹏，2019 ）。这种差异进而影响民众的福利态度，相较于非农业户籍人口，农业户籍人口经济社会地位更低，对政府福利干预的期待也更低（ Han，2012；万国威，2015；Huang，2019 ）。同时，其中还交织着文化因素，如儒家文化使家庭成为福祉的主要提供方（朴炳铉、高春兰，2007 ），乡土社会更完整的文化保存也形塑着农民的伦理观念，削弱其对政府福利责任的需求。

（二）迁移人口的福利态度研究与问题提出

人口迁移对福利态度的影响不断凸显，相较于学界围绕迁入地人口对移民福利获取态度持续而系统的讨论，对移民群体自身福利态度的分析较少，近年来得到初步关注。

延续移民研究对社会融合的分析，以及福利态度群体差异的制度解释路径，学者们讨论和检验了移民群体的福利态度是否会改变，以适应迁入地生活与制度规范。相关研究指出，能否融入迁入地社会是“好移民”的标准之一（ Bontenbal，2023 ），就像谚语所说的“入乡随俗”。移民的福利态度倾向于接近迁入国原住民，在观念层面有很高水平的社会融合（ Reeskens and van Oorschot，2015 ）。特别是当移民通过入籍获得正式公民身份，会促使其福利态度接近原住民（ Kolbe and Crepaz，2016 ）。也有研究认为，移民的福利态度与迁入地原住民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原籍国和迁入国政府福利保障水平的差异相关（ Lubbers，et al.，2018 ），还可以体现出文化影响的延续性（ Luttmer and Singhal，2011 ）。但进一步历时性的研究表明，虽然差异存在，但随着移民在迁入国生活时间的延长，受迁入国福利制度社会同化效应的影响，其和原住民的福利态度会更加相似（ Schmidt-Catran and Careja，2017；Seibel and Renema，202 1 ）。

在中国人口流动研究中，进城人口的福利态度也得到学界关注，目前研究主要围绕农民工群体。但农民工这一群体囿于制度空间限制，实质上没有实现跨制度转移，由于职业分割、所有制分割、行业分割等原因，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处于劣势（常进雄、赵海涛，2016；Ma，2018 ），在社会保障领域受到的户籍歧视同样明显，且改善迟滞（李实、吴彬彬，2020 ）。外显的客观差异制约着身份边界的渗透，造成农民工与市民心理区隔的延续（ Shi，et al.，2017 ）。作为“制度规定的‘非市民’”，进城农民工对生活目标的设定以及在城市的生活原则、生活方式基本以农村、农民为参照（陈映芳，2005 ），形成边缘化、社会地位低的身份认知，抑制自身获取更多政府福利的意愿。经验研究也证明，相较于个体和家庭福利责任，农民工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较低（杨琨、彭华民，2021 ）。

随着“农转非”人口规模日渐扩大，研究跨制度转移人口福利态度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得以可能。相较于保持农业户籍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员，“农转非”人口已然得到制度承认，能够享受部分城市福利。例如，在子女教育方面，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入学和升学考试资格方面均受限，“农转非”人口的子女则能更好地享受公共教育服务。但是，对“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仍存在客观差异，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前者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依然存在，城市原住民在工资收入、就业质量等方面仍具有优势（王鹏，2017 ）。随着城市落户门槛逐渐降低，对“农转非”人口的工资歧视整体有增强趋势（许岩等，2020 ），该群体在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程度、住房获取等方面也存在劣势（杨汝岱、周靖祥，2017；方长春，2020 ）。“农转非”人口在成为被制度认证的“城市人”后，其与城市原住民在劳动和福利保障方面仍存在客观差异，“农转非”人口的福利态度（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有何特征？这种态度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析。

（三） 研究评述与本文解释框架建构

基于对相关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解释尚不充分的方面进行简要讨论，并建构本文对“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的基本解释框架。

1. 稳定与变迁：跨制度转移人口福利态度解释的扩展

有学者在反思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研究的局限性时指出，其基于“内生性假设”的研究思路强调了民众态度与行为是内生于其当下所处空间，较多关注空间内部人群与社会互动，忽视空间之外环境与社会互动的影响（刘思达，2023 ）。前述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的关系以及对迁移人口福利态度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即民众当下所处制度空间影响其福利态度。这种内生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关联和凸显了福利态度的“变迁性”，呈现了在跨制度转移中，移民为了融入迁入地而对自身福利态度进行调整。但这种解释无法充分说明跨制度转移人口福利态度的如下问题：

第一，跨制度转移群体的福利态度是否持续受原制度空间的影响？就如《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呈现的，观念同时具有“变迁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一些移民到美国的波兰农民会逐渐放弃原有观念，形成工人心态，但同时，融入过程中亦形成“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国人——美国波兰人”（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44-56、117 ）。在变迁性之外，福利态度同样具有稳定性的一面，研究者基于较长时间跨度的数据呈现了福利供给方式与规模调整过程中，民众福利态度的稳定延续（ Svallfors，2011 ）。前述福利制度影响福利态度的机制讨论也说明，福利态度不仅是一种基于个人利益的暂时性偏好，也受到制度对民众思考与评价方式等的影响，其形成需要一定的价值和文化基础。对“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的讨论，还需把握原制度空间如何影响其福利态度的“稳定性”。

第二，跨制度转移本身对福利态度会产生何种影响？现有研究对跨制度转移群体福利态度“变迁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因新制度空间中的生活与互动而出现的改变。但是，在生命历程中，各种重要事件会作为“转折点”使生命轨迹串联起来并影响轨迹方向（曾迪洋，2016 ）。跨制度转移不仅意味着移民者身份的变化，也意味着劳动机会、收入与福利保障等的改变；迁移前后新旧制度在福利保障上的差别会给移民带来独特的体验，这也可能引致福利态度改变。对于中国“农转非”人口，获得非农业户口这一生命事件本身可能对其福利态度有显著影响，导致其与城市原住民福利态度的差别。

第三，跨制度转移的不同类型，是否使移民福利态度存在差异？不同特征的人群所能选择的跨制度转移路径不同，由于政策设计的影响，跨制度转移后所能获得的福利存在差异，融入迁入地的程度也不同。“农转非”人口不仅区别于农民工等进城人口，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有学者基于1990年代的数据分析表明，“农转非”多基于个人选择实现，其基础是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和参军经历等个体禀赋（ Wu and Treiman，2004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区别于通过教育、就业、参军、购房等自主行为获得非农业户口的“选择性农转非”，征地、村改居等外部政策引致的“政策性农转非”越发普遍（郑冰岛、吴晓刚，2013 ）。在“农转非”人口异质性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区分不同的“农转非”类型，对其福利态度的描述和解释有重要意义。

2.“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解释框架建构

基于上述讨论，区别于立足民众当前所处制度空间来讨论其福利态度，本研究通过比较和解释“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之间态度的差异，系统讨论“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对政府照护责任的认知）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笔者力图在分析中兼顾福利态度所具有的稳定性和变迁性，处理方法是区分其不同层次结构。一方面关注福利态度所蕴含的深层次“伦理内核”的稳定性，即家庭社会化、长期文化浸润、所处“初始群体”培育等形塑的福利伦理观念是否高度稳定；另一方面关注福利态度作为一种“外显偏好”所具有的变迁性，分析其是否因民众所处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综上，本文对“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讨论：一是分析“农转非”人口农业户籍生活经历是否会导致福利态度伦理内核（稳定性）的延续；二是关注“农转非”这一生命事件是否会造成其福利态度外显偏好（变迁性）的改变；三是进一步区分不同“农转非”路径的影响，讨论“选择性农转非”和“政策性农转非”人口福利态度是否存在差异。解释框架建构见图1。

研究假设

（一） 出身乡土：“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差异及其稳定性

成长环境的城乡差别会对成年后的生活际遇打上烙印。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生命历程是累积的过程，生命轨迹延续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导致相应行为稳定性的上升（包蕾萍，2005 ）。还有研究指出，个体的核心态度在其一生中往往高度稳定（ Sears and Funk，1999 ），由其早期生活经历和更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形塑，而非由当前工作、生活相关的短期直接物质利益造成（ Langsaether，et al.，2021 ）。“农转非”人口早期的农业户籍生活经历，是一个较长时段累积的过程，或者说是“农转非”这一事件发生前生命轨迹中较长时间的“延续”，会长期影响其观念与价值倾向，深刻地形塑关于政府、家庭、自身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伦理内核，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与态度表达。如前所述，农业户籍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较非农业户籍人口更低（ Han，2012；万国威，2015；Huang，2019 ），可以推论，这种偏好在其“农转非”后仍可能维持。而且，即使实现户籍转换，“农转非”人口仍可能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这进一步使其保持“农村人”观念，延续原本的态度。由此形成下列假设1：

假设1 ： “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为了进一步讨论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形塑的福利态度“伦理内核”的稳定性，本文通过三个分假设进行检验。首先，检验民众实现“农转非”后，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形塑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是否会随着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改变？由于福利态度具有稳定的“伦理内核”，本文认为，即使随着跨制度转移后生活时间的延长，态度差异也会显著存在。比较“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是否显著区别于城市原住民，形成分假设1a：

分假设1a ： “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此外，检验态度差异是否稳定延续，还需要处理可能存在的年龄和世代影响。一是由于世代更替，不同世代人群的态度观念具有显著差异（ Pilcher，1994；李春玲，2019 ）。户籍制度建立（ 1958年）前后出生的民众和改革开放前后（ 1978年）出生的民众是不同的“社会世代”，其对城乡差异的体会和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认知均可能存在差别；因此需要检验不同世代的人口，随着户籍转换后生活时间的延长，其与城市原住民的福利态度是否仍差异显著。二是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政府福利责任认知存在差别，相较于青年人，中老年人支持政府提供更多福利供给（吴玉玲，2022 ）；而且，不同年龄段实现“农转非”的人群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发展具有差异（谢桂华，2014 ），其农村生活体验、“农转非”主要原因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均不同，因此需要检验不同年龄段的人口，随着户籍转换后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与城市原住民福利态度是否仍差异显著。综上形成分假设1b和1c：

分假设1b ： 不论是户籍制度建立前的世代、户籍制度建立后的世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世代，“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均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分假设1c ： 不论是青壮年、中年还是老年人口，“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均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二） 告别农村：跨制度转移中“农转非”红利的积极心理延伸

根据本文解释框架，需要进一步分析“农转非”这一生命事件如何影响该群体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可以通过中介效应具体讨论。虽然相较于城市原住民，“农转非”人口仍可能面临一些不平等待遇，但其相较于没有实现跨制度转移的农村人口仍具有优势，获得了“农转非”红利。如高地位职业获得方面，“农转非”人口不仅弥补了农业户籍的劣势，甚至还有些微优势（吴晓刚，2007 ）。即使是通过政策被动“市民化”的人口，相较于保留农业户籍的人口也具有收入优势（张可云、王洋志，2021 ）。积极心理学认为，积极事件会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心理变化（ Roepke，2013 ）。“农转非”带来的客观红利，可能在跨制度转移人口的主观心理层面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而影响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本文将其概括为“‘农转非’红利的积极心理延伸”。具体而言，一方面，其表现为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影响。“农转非”使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收入保障，使其认识到自身能够避免一些制度性歧视，通过劳动改善自身生活。这也就意味着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对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技能完成工作有了更高的自信程度（周文霞、郭桂萍，2006 ）。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则可能降低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由此形成假设2a：

假设2a ： “农转非”经历通过提升该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另一方面，“农转非”红利的积极心理延伸还可能表现为对发展预期的影响。民众会根据社会经验与自身经历形成对今后个人生活、社会发展的主观判断，从而影响其观念与行为选择（王俊秀，2017 ）。福利态度研究也关注到未来生活风险（如失业、收入降低）感知的影响（ Thewissen and Rueda，2017 ）。“农转非”使该群体在职业与收入等方面获得相对于农业户籍人口的优势，可能会提升其阶层流动的积极预期，使其认为今后更可能持续改善生活，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根据“向上流动预期假说”（ POUM ）及其经验证据（ Benabou and Ok，2001；Lee，2016 ）可以推断，向上流动预期也可能抑制“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同时，“农转非”政策红利也可能使该群体对社会形成更积极的评价，对社会发展拥有更高的预期，进而削弱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由此形成假设2b和2c：

假设2b ： “农转非”经历通过提升该群体向上阶层流动预期进而降低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假设2c ： “农转非”经历通过提升该群体社会发展预期进而降低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

（三）不同“农转非”路径对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影响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农转非”人口的异质性。本文认为，两类“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较城市原住民均更低。第一，前述“农转非”红利对两类“农转非”人口都可能产生积极心理延伸。第二，虽然“选择性农转非”人口的个人禀赋与内生动力更优（郑冰岛、吴晓刚，2013 ），但这与其在城市中受到与原住民的区别对待（杨汝岱、周靖祥，2017；许岩等，2020 ）不冲突，同样可能因潜在差异保持“农村人”的身份认同。第三，不论哪类“农转非”人口，其生命历程中农业户籍生活经历的持续影响均存在。由此形成假设3a：

假设3a ： “政策性农转非”人口和“选择性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均低于城市原住民。

同时，“选择性农转非”人口在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方面的向上流动相较于“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优势更明显（胡涤非、邓少婷，2018 ）。两类人口在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市民化程度上不同（李颖晖，2014 ），相较于“选择性农转非”人口，“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仍面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低端锁定风险，心理不适应感更强，市民身份认同滞后（杨金龙、王桂玲，2020 ）。

而且，社会同化可能不是个体现象，而是群体现象，移民并非独自与文化相异的迁入地文明接触，而是处于移民群体中，通过群体与迁入地文明接触（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118 ）。“选择性农转非”人口依靠自身禀赋实现身份转换，“政策性农转非”更可能是农村社区居民整体实现跨制度转移，仍保持“初始群体”成员身份，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形塑的福利态度伦理内核会更显著地延续。由此形成假设3b：

假设3b ： 相较于“选择性农转非”人口，“政策性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更低。

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 2012年、2017年、2021年三期数据合并清理，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根据本文研究假设，以目前为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中国正式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是在1958年，因此，1958年前获得非农业户口的少量样本被排除在外。

（二） 变量测量

1.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农转非”经历用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曾经是否为农业户口来衡量，曾经是农业户口说明是“农转非”人口（记为1 ），反之则不是（记为0 ）。根据数据库采集的受访者获得非农业户口的年份，答案为0的受访者一直是农业户口，不属于研究范围；答案为9997表示受访者最初/出生就是非农业户口，编码为0；其余答案均表示受访者曾在某一年获得非农业户口，编码为1。

在检验不同“农转非”路径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时，借鉴已有研究的操作化方法（王鹏，2017；郭未、鲁佳莹，2018 ），将“农转非”路径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赋值为1 ）和“政策性农转非”（赋值为0 ）。

2.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结合CGSS数据库能提供的信息，研究主要聚焦养老及青少年照护福利。通过两种方式测量：第一，选择三期数据共有的受访者对“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的回答构建代理变量。这一题目是测量民众养老责任偏好的常用变量，也被视为福利态度的表现（范梓腾、宁晶，2021 ）。将受访者选择“主要由子女负责”或“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 赋值为0，“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赋值为1，“主要由政府负责”赋值为2，构建有序变量，用“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1）”表示。

选择养老责任偏好作为测量民众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代理变量的原因在于：第一，养老是政府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到逐渐瓦解的今天，政府福利供给差异较突出的方面；第二，福利态度的相关研究已证明，即使感受到社会不公平，农村老年人对政府承担照护责任的偏好也显著弱于城市老年人（ Hu and Chen，2019 ），比较养老责任偏好，可以较好地分析“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第三，城乡间人口迁移过程中，父母子女分居两地等现象会影响家庭养老功能，可能加大对政府照护服务的需求，因此养老责任偏好被认为是较“灵敏”的受人口迁移影响的变量。

这一变量选择可保证有较大的样本量支撑研究，但变量可变性较低，且单一维度无法充分反映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作者采用CGSS2017问卷D部分涉及的问题构建第二个代理变量，题项“一般而言，您认为以下事情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还是个人/家庭的责任”，包含4个具体变量（老人的医疗和照护、老人的生活需求、小孩的养育和照顾、小孩的教育费用），均为取值1~5的有序变量，1代表受访者认为都是政府的责任。将此4个变量反向编码再相加，得分为4表示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最低，得分为20表示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最高，视作定距变量使用，用“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2）”表示。

此变量有更好的可变性，且涵盖儿童福利这一新维度。人口流动会显著影响儿童照护和教育获得，从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福利的需求；既有研究也证明子女教育获得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魏万青，2015 ）。因此这一维度也可以认为是“农转非”人口对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重要体现。但此题项只出现于CGSS2017，且是随机抽取的部分人口作答，样本规模小。本研究同时使用混合截面数据和CGSS2017截面数据进行两种操作化，以提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缺失值均已处理。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工作、受教育水平（重新编码为取值1~8的有序变量）、政治面貌，这些特征在研究中均被证明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福利态度（ Baslevent and Kirmanoglu，2011；Guo and Gilbert，2014 ）。在中国，国家和集体之外的福利更多由家庭提供（关信平，2023 ），家庭经济条件和成员间关系会显著影响个体福利获得，因此控制变量中也纳入家庭人均年收入（ +1，取对数）和孝心（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取值1~7的有序变量）。相关研究指出，对社会公正的看法、宗教信仰等主观心理因素也会影响民众的福利态度（ Arts and Gelissen，2001；Jordan，2014 ），我们也将社会公平感知（受访者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取值1~5的有序变量）、幸福感（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生活十分幸福，取值1~5的有序变量）和是否有宗教信仰纳入模型。

4. 中介变量

自我效能感用受访者对自己未来是否持乐观态度进行测量（ 2017年部分受访者作答），持乐观态度表明自我效能感高，反向编码为取值1~5的有序变量。阶层流动预期用受访者对自己10年后的社会阶层等级的预期（ 1~10 ）和目前所处社会阶层等级的认知（ 1~10 ）的差值测量，差值为正表示预期自己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差值为负则相反，差值绝对值越大代表预期阶层流动幅度越大，作为定距变量使用。社会预期则用受访者对社会发展是否有信心来测量（本研究选取的3年问卷中，该题均由部分受访者作答），有信心代表积极的社会预期，按原题目仍作为取值1~6的有序变量。研究的主要变量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 分析策略

被解释变量“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1）”为有序变量，选择oprobit模型；“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2）”为定距变量，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非农业户籍人口中，有“农转非”经历的人口数量明显少于城市原住民数量，直接比较两个群体，可能存在较多潜在的混淆变量。且“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策性农转非”人口和“选择性农转非”人口均非随机分布。有研究比较“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时，使用倾向值匹配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许岩等，2020 ）。本研究在比较“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策性农转非”人口与“选择性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时，也辅助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以提升分析有效性，主要采取核匹配的匹配方法。中介效应运用“三步法”进行检验。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福利供给存在制度化差异（ Ratigan，2017 ），可能影响民众福利态度，因此研究引入省份固定效应。同时，在混合截面数据中也引入时间固定效应。

实证分析结果

（一） “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

表2是对假设1的直接检验。模型（1）（2）（3）为基于混合截面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模型（4）（5）（6）为基于2017年截面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4）为对“农转非”经历（解释变量）和民众政府照护责任认知（被解释变量）的直接回归结果，模型（2）（5）纳入了控制变量，模型（3）（6）为基于混淆变量进行倾向值匹配，然后运用倾向值匹配后的数据集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1）（4）结果表明，不纳入控制变量时，“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模型（2）（5）结果表明，纳入控制变量后，“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仍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在倾向值匹配中，基于混合截面数据的匹配结果显示，受处理人群平均处理效应（ ATT ）的t值为-6.53，说明匹配后“农转非”人口和城市原住民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仍差异显著。在平衡性检验中，双t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两个群体除政治面貌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有区别之外，其他混淆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混淆变量的偏误比例均在5%以下。匹配后混淆变量联合分布检验的p值为0.703。这些均说明匹配后“农转非”人口和城市原住民在混淆变量上基本没有显著差异（受篇幅限制，匹配结果不通过表格呈现）。基于CGSS2017截面数据的匹配也有相近效果。模型（3）（6）结果表明，运用倾向值匹配后的数据集进行回归，两个群体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假设1得到验证，即“农转非”人口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

此外，这也区别于自身利益视角对民众福利态度的解释。相关研究认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经济社会地位更低的移民更支持迁入地政府的福利支出（ Degen，et al.，2019 ）。“农转非”人口虽然较城市原住民更可能面临劳动力市场与福利的不平等，其对政府照护责任的认知反而更低，说明福利态度不仅是基于自身利益形成的一种可变的外显偏好，也是农业户籍阶段生活经历形塑的福利伦理内核的体现。自身利益与福利态度间关系的讨论需要和伦理观念联系起来。

（二） “农转非”经历时间及其影响

随着户籍转换后生活时间的延长，“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原住民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差异是否持续存在？由表3中的模型（1）（2）结果可知，不论是基于混合截面数据还是CGSS2017截面数据，“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群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仍显著低于城市原住民，验证了分假设1a，说明该群体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具有稳定性，没有因农业户籍阶段生活的“远去”而显著改变。

进一步检验可能存在的世代和年龄影响。如表3模型（3）（4）（5）结果所示，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前出生的人口、1958 ~ 1977 年出生的人口、1978年（改革开放）及以后出生人口中“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口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均显著低于同世代的城市原住民，说明态度差异在不同世代均显著和稳定存在，证实了分假设1b。表3模型（6）（7）（8）结果表明，在40岁及以下青壮年人口、41 ~ 60 岁中年人口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农转非”超过10年的人口其政府照护责任认知也均显著低于同年龄段的城市原住民，态度差异在不同年龄段也均显著和稳定存在，验证了分假设1c。这再次证明，农业户籍生活经历塑造的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在生命历程中持续稳定存在，区别于传统移民福利态度研究认为的，移民经历跨制度转移后会逐渐向迁入地人口的观念靠拢。这说明了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与西方传统概念中的移民具有较大差异，农业户籍阶段的生活经历会深刻形塑民众的伦理观念内核，进而产生持续影响。

（三） 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变量和样本规模的影响，中介效应主要基于“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1）”进行检验。表4中模型（1）（2）检验了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农转非”经历会对该群体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起到显著正向作用。而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会显著降低民众的政府照护责任认知，即民众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目标的信心更强，进而不倾向于在福利领域依靠政府获得更多保障，验证了假设2a。

论文 |【臧雷振、徐榕】“农转非”人口政府照护责任认知的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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