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叙述大航海时代，大都以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为主角。意大利学者吉安卡洛·卡萨莱的《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一书挑战了达伽马率领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叙事，将奥斯曼帝国带进研究视野，详细讲述了一个奥斯曼经营印度洋的故事。在作者看来，卡萨莱所讲述的奥斯曼航海活动，以及相关战略、地缘和知识生产，是全球史研究谱系的一部分，同时也带有强烈的反伊比利亚航海叙事的意大利民族身份印记。但不可否认，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改变了奥斯曼作为陆上帝国的普遍印象，丰富了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认知。
长期以来，奥斯曼都被视作一个陆上帝国。它从十四世纪初开始扩张，跨越达达尼尔海峡从亚洲进入欧洲，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一四五三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此后的两百年中，奥斯曼帝国达到巅峰，尤其是十六世纪，不仅出现了苏莱曼大帝这样的伟大君主，更是通过巴尔干半岛直逼欧洲腹地，成为笼罩在哈布斯堡帝国上空的阴影。它也在北非不断兼并，从埃及到阿尔及利亚，再到距离欧洲最近的利比亚和突尼斯，均沦为其属地。向东，它同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不断斗争；向北，控制了黑海沿岸，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与新兴的波兰立陶宛联邦、莫斯科公国相抗衡。有的学者也称其为“火药帝国”，它的确携先进的火器之威，在陆地上所向披靡、四面出击，但在海上战绩不佳，譬如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五七一年勒班多海战，甚至被认为是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况且，在十九世纪，衰落中的奥斯曼不断受欧洲列强欺侮，接连丢失领土，最终形成土耳其这样一个大大“缩水”了的现代国家。因此，奥斯曼作为陆上帝国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印象。
显示奥斯曼帝国从1300年到1700年领土扩张的地图（来源：Britannica）
吉安卡洛·卡萨莱（Giancarlo Casale）的《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正是要祛除这一印象，提出了“奥斯曼大航海”这一命题，针对以往伊比利亚半岛为主角的大航海做出纠正，聚焦印度洋，讲出了一个视角独特的奥斯曼故事。
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是没有海上力量，一四五三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用到了海军，十六世纪先后在地中海的东部和中西部确立霸权，从一五三八年普雷韦扎海战到一五七一年勒班多海战，在这三十多年中，苏丹借北非和巴尔干的海盗之力，在地中海所向披靡，控制了几乎整个北非。出身海盗的海军上将皮里·雷斯向苏丹塞利姆一世献上奥斯曼帝国的首幅世界地图时，苏丹甚至想要征服摩洛哥，进入大西洋，同伊比利亚的西、葡两国竞帆向海。
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忽视印度洋，它在地中海的对手是西班牙，而在印度洋则与葡萄牙为敌。一四九七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葡萄牙人逐步控制了印度洋周边的枢纽，尤其想要封锁红海这一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但奥斯曼帝国将红海视为禁脔。其实，苏丹塞利姆一世一五一七年征服埃及时就意识到印度洋的重要性，苏莱曼大帝一五二○年上台后，加强了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的经营。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帝国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大维齐尔起到了重要作用。书中以数任大维齐尔先后在位时的政策展开叙述，主要涉及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航海急速展开的时期。苏莱曼大帝的亲密伙伴易卜拉欣帕夏担任大维齐尔后，开启了奥斯曼在印度洋的大航海时代，卡萨莱称该时期为“侦察时代”（一五二〇至一五三六年）。苏莱曼大帝上台后，继前任苏丹塞利姆一世征服埃及之后，继续巩固对埃及的统治，并且以此为基地，经略红海。奥斯曼海军于一五二七年南下征服也门，加强了对红海入口处的控制。同时，为了避免葡萄牙与萨法维王朝联手，易卜拉欣帕夏一五三四年还征服伊拉克，控制了波斯湾。之所以称“侦察时代”，是因为易卜拉欣帕夏积极推进对印度洋周边的认知，赞助各种与海洋探险相关的知识生产，地理学、制图学等蔚然成风。海上探险也如火如荼，像皮里·雷斯、塞尔曼·雷斯这样的航海家，与帮助西班牙帝国征服美洲的科尔特斯、皮萨罗其实都是同时代人，也都表现出对陌生的土地和海域积极探索的精神。奥斯曼与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的联系与合作也得以加强。
奥斯曼帝国海军势力的崛起（来源：history-maps.com）
虽然易卜拉欣帕夏因失宠而被处决，但其亲信“太监”苏莱曼帕夏继承了老上司的意志，从一五三六年起继续经营印度洋，在此后的十年中，将“侦察时代”推进到“征服时代”，全面展开在印度洋的远征，支援盟友对抗葡萄牙。他也是因为经营印度洋有功而被提拔为大维齐尔的。
第二个阶段，围绕着印度洋战略出现了分化。在鲁斯坦帕夏担任大维齐尔的十七年里，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政策有了较大转变，从开放扩张趋于保守内敛，将变动不居的帝国边疆变成了固定的边界，从向外扩张变得止步不前。他还大量裁撤“太监”苏莱曼帕夏安置的亲信，如其宿敌达乌德帕夏，但后者在任埃及总督时仍奉行积极的印度洋贸易政策。卡萨莱认为，到十六世纪中叶，随着奥斯曼宫廷对印度洋事务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出现了两大派系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简单来说，印度洋派系强调边疆地带的自治，与印度洋世界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交往，而反印度洋派系则限制地方的独立性，将重心从海上转向内陆腹地。
其实，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增强了对西班牙的攻势，布罗代尔在《地中海》第三部分将这时期奥斯曼与西班牙的关系紧张称作“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起”。一五三八年的普雷韦扎海战，奥斯曼帝国确立了在地中海的霸权，到一五五一年攻占的黎波里、一五六〇年杰尔巴之役，再到一五六五年围攻马耳他、一五七〇年夺取塞浦路斯等，有些可算是鲁斯坦帕夏在位时期的成就。但是，鲁斯坦帕夏在印度洋地区无所作为，绝对是消极的保守派。
描绘围攻马耳他战役的湿壁画（来源：wikipedia）
第三个阶段，是印度洋事业达到巅峰的时期。埃及总督“胖子”阿里帕夏一五六一年晋升为大维齐尔，将印度洋派系的政策延续下来，以开放政策取代了鲁斯坦帕夏的闭关政策。到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一五六五年担任大维齐尔后，铺开了帝国大战略。他在位十五年，侍奉过三任苏丹，直到一五七九年去世。虽然他与威尼斯保持了友好关系，但属于典型的印度洋派系。
索库鲁的大战略就是左右开弓、纵横捭阖，将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向东拓展到亚齐的同时，向西支援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摩里斯科人起义，向南扩张至东非斯瓦希里海岸最南边的葡萄牙据点莫桑比克，向北则联合中亚汗国遏制莫斯科公国的扩张。遗憾的是，奥斯曼宫廷中的反对派怂恿苏丹塞利姆二世挑起与威尼斯的战争，导致罗马教廷和西班牙组建神圣同盟，在勒班多海战中大败奥斯曼。反对派还说服新任苏丹穆拉德三世全面入侵萨法维王朝，与波斯的战争最终使索库鲁的印度洋计划被搁置。即便如此，索库鲁还是利用与威尼斯的关系单独同威尼斯和谈，瓦解了神圣同盟，支持尼德兰对抗西班牙，与英国签署首个贸易协定，与埃塞俄比亚在阿比西尼亚停战，加强了与萨赫勒以南非洲的贸易联系。
索库鲁一五七九年被刺杀，但其后二十余年中，也门总督和埃及总督两个职位始终被印度洋派系垄断，也使其宗旨延续了下来。也门总督哈桑帕夏派米尔·阿里贝伊两度远征东非斯瓦希里海岸，试图联合当地势力赶走葡萄牙人。一五八〇年西、葡合并，奥斯曼帝国感觉被东西夹击，印度洋派系则努力渲染这种威胁，甚至宣称莫卧儿的阿克巴大帝征服古吉拉特后与西班牙结盟，准备共同入侵也门。这令奥斯曼苏丹高度重视，予以不少政策支持。然而，一五八九年最后一次远征东非失败，令奥斯曼帝国的印度洋事业功亏一篑，也为该书所探讨的“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画上了句号。
奥斯曼的“大航海”事业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作者在书中有深入的思考。
卡萨莱认为，奥斯曼的印度洋战略及其与葡萄牙在波斯湾的商业合作，促成了香料贸易和传统商路的复兴。关于帝国印度洋战略失败的原因，卡萨莱认为，首先是印度洋派系本身的问题。那些作为地方大员的总督罔顾商人利益，背公徇私，破坏了印度洋地区的自由贸易环境，索库鲁派系中位高权重的大员们热衷于参与香料贸易，违反制度规定追逐利益，利用职务之便筹集资金或赊购，赚得盆满钵满，并且开始涉入新兴的咖啡贸易。
另外，奥斯曼帝国不能为印度洋贸易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卡萨莱看来也是一个致命因素。相对于十五世纪马穆鲁克王朝对贸易的垄断政策，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埃及后进行税收改革，取缔对商人进行敲诈勒索的进出口强制性配额制度，鼓励了私商的积极性，也对海关进行包税制改革。这种限制国家干预的改革，也是为了加强与葡萄牙人的竞争，同时也抑制腐败，以充实国库。但是，到十六世纪末，随着印度洋事业的推进，出现了地方上的大私商家族，它们追逐利益，乃至从国家手中接过红海贸易的主导权，令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形同虚设，亚洲海洋贸易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控制能力。卡萨莱感慨奥斯曼还是没能加强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国家对官员做不到严格管理，也无法约束大商人阶层，似乎成为奥斯曼帝国印度洋事业最终崩塌的原因。
埃及和也门在书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事实上，与其说是奥斯曼的大航海，不如说是埃及的大航海。埃及自马穆鲁克时期就开始与印度洋周边竞争与合作，虽然传统观点认为马穆鲁克败给了葡萄牙，也被奥斯曼兼并，但是奥斯曼治下的埃及依然有较强的自主性，这种独立倾向到十九世纪更是以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反叛体现出来。埃及的总督成为“奥斯曼大航海”的有力代表，但埃及对奥斯曼的若即若离，似乎也成为帝国在印度洋失败的原因。悖论就在于，埃及的独立自主和先锋作用既是奥斯曼帝国大航海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奥斯曼帝国国家能力达到极限的体现。作者认为，奥斯曼帝国在十七世纪的衰落，也与其没有控制印度洋地区有很大关系，那时候角逐印度洋的主要参与者成了荷兰、英国、萨法维和莫卧儿，同西、葡一样，奥斯曼人是十六世纪扩张时代最直接的受益者之一，也恰恰是其成功最终导致了其失败。
16世纪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战士（来源：thelosttreasurechest.wordpress.com）
即便如此，作者认为奥斯曼帝国还是取得了印度洋事业的丰硕成果，尤其体现在帝国视野的开阔上。如果说西、葡大航海给欧洲带来了地理知识、地图绘制、世界观念等方面的变革，奥斯曼帝国的大航海也同样有这些成就。
作者开篇即讲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初，奥斯曼帝国还缺乏对印度洋的认知，即便是皮里·雷斯，也只是对大西洋多有了解，并且绘制了地图。然而，由于葡萄牙对红海的觊觎，易卜拉欣帕夏需要掌握红海和印度洋的信息，而皮里·雷斯也开始为其效力，搜集和整理地图地理文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皮里·雷斯完成了奥斯曼最重要的地理和制图学著作《大海之书》，这也是一部航海指南，推动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这部于一五二六年献给苏丹的新著主要涉及印度洋的地理信息，加入了达伽马进入印度洋后的最新情报，而其一五一七年献给塞利姆一世的地图中主要创新是大西洋部分。至于地中海，不在关注之列，因为不属于最新的知识。在易卜拉欣帕夏的赞助下，还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作品，麦哲伦环球航行的信息也被纳入。关于印度洋的航海图逐渐为奥斯曼高层精英所熟悉，这与易卜拉欣在情报侦察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皮里·雷斯于1513年编制的世界地图（来源：wikipedia）到十六世纪后半叶，继皮里·雷斯的《大海之书》，赛义迪·阿里·雷斯的《大洋之书》补充介绍了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和印度洋航海指南。此后，关于航海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在奥斯曼帝国出现。
在奥斯曼帝国，十六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还有大量的地图被制作出来，以符合奥斯曼读者阅读习惯的形式批量生产，与同时期欧洲生产的地图几乎同时，体现了关于世界的新知识在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迅速传播。如威尼斯地理学家拉姆西奥（Ramusio）最新版本的权威著作《航海与旅行》，就被反映在哈吉·艾哈迈德创作的心形“世界地图”上。一五七三年，奥斯曼宫廷的一位翻译订购了两本三年前刚在低地国家出版的亚伯拉罕·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的地图集《寰宇全图》。这表明奥斯曼的知识流传丝毫不落后于欧洲，有时甚至同步，或者在同一家出版和印刷。作者指出，或许这才是我们理解十六世纪晚期奥斯曼地理大发现文献之发展的最佳方式：将其视为更广泛跨地中海知识分工的一部分。在这个文化区的边界上，奥斯曼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蓬勃发展的年轻国家之臣民身体力行，前往世界上遥远的角落，收集他们所到之处的信息，等他们回国后，编纂、组织和出版这些信息的任务就被交给了意大利和低地国家更为发达的印刷中心。
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仅用两页篇幅介绍奥斯曼在印度洋的活动，他更多关注的是西班牙与奥斯曼在地中海的厮杀角逐。遗憾的是，布罗代尔本人并没有到过埃及，从其《地中海》的注释和书目来看，基本上是西文史料，而且侧重西班牙的锡曼卡斯档案。这座距离西班牙王国旧都巴利亚多利德很近的小镇，在十六世纪被国王菲利普二世选择作为国家档案馆，大量档案都被保存在一个壮观的中世纪城堡中。“二战”以前，布罗代尔致力于西班牙历史的研究，经常在这个档案馆中查阅资料，以撰写博士论文，这在《地中海》一书中体现出来。《地中海》还用到了意大利、葡萄牙、加泰罗尼亚的档案，以及其被关押在德国战俘营时查阅的德语资料。布罗代尔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十年间，到过地中海周边的许多地方，但是并没有用到土耳其和东欧的史料。土耳其的档案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才开放，布罗代尔在《地中海》的第三版序言（一九七六）中还感慨道：土耳其的档案馆正在开放，但还是开放得太慢。布罗代尔后来也有意识地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参考土耳其和埃及史家的成果。如《地中海》的第二版（一九六三）就引用了他非常赞赏的土耳其学者厄梅尔·鲁特菲·巴尔坎（Ömer Lûtfi Barkan）的成果。一九四九年布罗代尔《地中海》的出版，大胆地将奥斯曼帝国从欧洲的入侵者和破坏者提升到与西班牙一样的地位上，在中时段上凸显了奥斯曼帝国的黎凡特贸易抵消了正蓬勃兴起的大西洋贸易，维护了地中海的贸易地位，从长时段上则论证了奥斯曼帝国作为地中海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布罗代尔对战后土耳其史家的影响很大。哈利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回顾年鉴学派的影响时，提及土耳其史家致力于人口、贸易、价格等问题的研究，与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一道，共同推进了奥斯曼帝国的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来源：thepaper.cn）
萨利赫·奥兹巴兰（Salih Özbaran）就接续了布罗代尔的研究，聚焦于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在印度洋的竞争与合作。他不仅用到了里斯本和土耳其的档案，更是将奥斯曼在印度洋活动的研究大幅向前推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土耳其历史的兴趣增加，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视野被大大拓展。安德鲁·黑斯、斯坦福·肖等使哈佛大学成为奥斯曼研究的重镇，伯纳德·刘易斯加盟普林斯顿大学，爱德华·萨义德出版了《东方主义》。土耳其史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赴芝加哥大学任教。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在这时被翻译成英文，沃勒斯坦受其影响开始写作《现代世界体系》。他们共同将长时段拓展到了大空间，布罗代尔也开始推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其中已经将视野从欧洲和地中海扩展到了全世界，对印度洋周边的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乃至明清中国都有所涉及，这些都为奥斯曼帝国的“印度洋转向”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全球史的研究突飞猛进，新帝国史也方兴未艾，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也受此影响。按照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阿兰·米哈伊尔的说法，就是从过去对帝国盛衰的研究转向帝国延续论，注重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区域联系等方面。新的视角和方法层出不穷，如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和法罗奇（Suraiya Faroqhi）将奥斯曼帝国放在与周边帝国关系的框架中进行研究，罗斯曼（E. Natalie Rothman）关注威尼斯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中间人，布罗顿（Jerry Brotton）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文化互动。卡萨莱则在印度洋找到了突破口，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大航海”的叙事框架，将这个漫长的学术谱系继续拓展。卡萨莱聚焦十六世纪的印度洋，凸显奥斯曼的航海活动，以及相关的战略、地缘、知识生产等，或许与其意大利裔背景不无关系。意大利学界一向反对以伊比利亚为中心的大航海叙事，强调意大利不仅在文艺复兴上有创新，在航海上也不逊于西、葡，不仅在于很多航海家是意大利人，而且威尼斯等与东方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一向采取开放的立场和东西交流的视角。
法国画家西奧多·古丹所绘的金角湾。金角湾是是伊斯坦堡的一个天然峡湾，对君士坦丁堡的防御有着重要作用（来源：sothebys.com）
当然，身份印记越来越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也会导致分裂。前两年，美国学术界围绕着耶鲁大学土耳其史学者米哈伊尔的《奥斯曼之影》展开激烈的争论，双方在争辩学术研究与公众史学分歧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史书写究竟代表谁之立场的疑惑。这种身份和认同的撕裂，或许正是文化多元时代历史书写的困境，在消解中心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问题。然而，有学术基础、可读性强的全球史作品，至少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认知。
（《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美］吉安卡洛·卡萨莱著，董世康译，朱明校，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五年即出）
《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英文原著（来源：amaz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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