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彼得·沃森
翻译：
张凤、杨阳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
ohistory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对我们理解现代人类的境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20世纪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苦难，人类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屠杀，几乎在世纪末才迎来了大范围的和平。与此同时，20世纪也是思想大爆炸的世纪，人类在各大科学领域取得了基础性研究的突破，科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使得20世纪成为科学的世纪。而人文学科也纷纷建立起自身的学科范式，通过反思、反映20世纪的困难。
《20世纪思想史 : 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纵览自人类直立行走与取火直至20世纪初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
作者: 彼得·沃森
译者: 张凤 / 杨阳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仅仅六周后的3月11日，他组建了帝国国民启蒙宣传部，约瑟夫·戈培尔出任部长。这个部门的名字直接来源于《美丽新世界》，而希特勒和戈培尔两人将很快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德国的文化生活造成破坏。他们在文化领域的暴行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希特勒一直十分清楚，纳粹党组建政府之日，就是他与各种的敌人清算“账目”之时。这些敌人之中，他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艺术家。1930年，他在一封写给戈培尔的信中向这位未来的部长保证，在纳粹党上台之后，就艺术方面而言，该党不会简单地变成一个“辩论社团”。早在1920年，纳粹党就在建党宣言中奠定了政策，要求以“斗争”反对“给人民生活带来分裂影响的艺术和文学倾向”。
第一批艺术家黑名单（blacklist of artists）于3月15日公布。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格奥尔格·格罗茨被剥夺了德国国籍。包豪斯被关闭。马克斯·利伯曼（时年88岁）、凯绥·珂勒惠支（时年66岁）、保罗·克利、马克斯·贝克曼、奥托·迪克斯和奥斯卡·施莱默等艺校教师都遭到解雇。纳粹的这些行动过于迅速，以至于不得不采用直到1933年4月7日才生效的法律来追认这些解雇的合法性。同样在4月，第一场诋毁现代艺术的展览，即所谓的“恐怖屋”（Chamber of Horrors）展览在纽伦堡举办，随后在德累斯顿和德绍巡回展出。在希特勒当上总理的前一个星期，恩斯特·巴拉赫大义凛然地在广播节目中将希特勒形容为“他人的潜在毁灭者”，并将国家社会主义称为“人类的秘密死亡”。现在，作为报复，当地纳粹党徒要求将巴拉赫的雕塑作品《战争纪念像》从马格德堡大教堂中移走，而号令刚一发布，这件作品就被装上船运到柏林“进行保存”。为推广德国现代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风暴》杂志也被关停，与之命运相同的还包括《行动》和《艺术与艺术家》等杂志。《风暴》杂志的出版商赫尔瓦特·瓦尔登逃亡苏联，并于1941年在那里去世。抽象拼贴画家约翰·哈特菲尔德逃到了布拉格。
1933年，现代艺术家们几度尝试与纳粹结盟，但戈培尔拒绝了所有的提议，现代艺术展览也被迫关闭。一段时期内，戈培尔和罗森贝格争夺着文化/思想领域的政策制定权，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组织能力超群，一旦官方的艺术与文化协会（Chamber for Arts and Culture）在他的手下建立起来，他的对手就被边缘化了。该协会的权力大得惊人，每一位艺术家都被迫加入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专业团体，除非注册在案，否则艺术家将被禁止在博物馆举办展览或收取佣金。戈培尔还规定，没有官方批准，不允许举办任何公开性的艺术展览。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年度会议上，希特勒在讲话中强调了威胁国家社会主义的“两种文化危险”。一方面是现代派艺术家，即“艺术破坏者”，具体包括“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家”。他说，他和德国人民想要的是“纯净的”、“不被歪曲的”和“毫不含糊的”德国艺术。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他说，艺术必须成为纳粹政治纲领的“功能部件”。这次讲话对那些职务还没有被解除或作品还没有被禁止展览的艺术家来说是决定命运的重要时刻。戈培尔之前还对埃米尔·诺尔德和恩斯特·巴拉赫等艺术家抱有一些同情，但他的立场也很快强硬起来。对艺术品的没收重新开始，又一大批画家和雕塑家被从教职或博物馆的职位上解雇。汉斯·格伦迪希被禁止作画。现代艺术家所写或关于现代艺术家的书籍也成了查禁的目标。出版于1934年的保罗·克利作品图鉴甚至还没运抵书店就被查封。两年后，弗朗茨·马尔克的全部作品也被查封（当时马尔克已经过世近二十年了），巴拉赫的一部作品目录也遭此厄运，它被冠以威胁“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名。这本书后来被盖世太保销毁成纸浆。1936年5月，所有在帝国文化协会注册过的艺术家都必须证明自己的雅利安血统。1936年10月，柏林的国家画廊奉命关闭其现代艺术展厅，而在11月，戈培尔取缔了所有的“非官方艺术批评”。从那以后，合法的只剩下对艺术活动的报道了。
一些艺术家试图抗议。被迫离开普鲁士科学院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坚持说自己“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为新的、强大的、真正的德国艺术奋斗，只要我还活着，我会继续这样做。”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则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他提醒盖世太保自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战场为德军作战，他的一个儿子是纳粹冲锋队队员，另一个则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就是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他批评一些同行的作品是“对党的玷污”，并在他出版于1934年的自传《斗争的岁月》里将他们形容为“混血儿、杂种和穆拉托人（即黑白混血儿）”。这一年他直接写信给戈培尔，坚称自己的艺术是“朝气蓬勃、持久、热情而德国式的”。但戈培尔置若罔闻。1937年6月，诺尔德的1052幅作品遭到没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在广播演讲《新国家和知识分子》中对艺术家发动了攻击，该演讲为纳粹做了饱含感情的辩护，并对他们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个时候，奥斯卡·施莱默挺身而出。施莱默的观点是，贝恩所认为的“颓废”艺术家绝不是那样的人，而真正颓废的是“二流艺术家”，他们用“拙劣之作”替代了别人的佳作。
这样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希特勒的思想在很久以前就已顽固不化，而他也丝毫没有改变之意。实际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没有激起纳粹的报复已经够幸运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自己的艺术中进行抗议。奥托·迪克斯是率先向纳粹发难的艺术家，他在1933年的画作《七宗罪》中将希特勒描绘成了“妒忌”之罪。（当然，他的意思是希特勒这个失败的艺术家妒忌真正的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用漫画讽刺总理希特勒为“勾引者”。马克斯·利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最受欢迎的在世德国画家。他在得知自己被逐出普鲁士科学院时辛辣地讥讽道：“我不可能吃得跟吐得一样多。”
《画架旁的奥托·迪克斯自画像》（Otto Dix Self-Portrait with Easel），奥托·迪克斯，1926年。
许多艺术家最终选择了移民和流亡。库尔特·施维特斯去了挪威，保罗·克利去了瑞士，莱昂内尔·法伊宁格去了美国，马克斯·贝克曼去了荷兰，海因里希·坎彭东克先去了比利时然后又去了荷兰，路德维希·迈德纳去了英国，马克斯·利伯曼去了巴勒斯坦。利伯曼曾经爱过德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也一直待他不薄，而他也曾与德国的最杰出的人物相识并为他们画像。然而，就在他于1935年去世前不久，他悲伤地得出结论，对身为犹太人的德国年轻艺术家来说，只有一种选择，“除了移民巴勒斯坦，没有别的获救方法。只有在那里他们才可以作为自由人而生活，并摆脱沦为难民的危险”。
人们多半可能会认为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硬”科学）能够免于政治制度的影响。毕竟，人们普遍认为对自然基本原理的研究不像思想研究一样可能带有政治色彩。但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对爱因斯坦的迫害很早就开始了。他遭受攻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瑟·爱丁顿观察结果的公布为他带来了国际性声誉。1919年11月，爱丁顿宣布他通过实验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政治和科学极端分子都向爱因斯坦发起了恶意中伤。他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德国驻伦敦大使在1920年的一份报告中私下警告其外事办公室，“爱因斯坦教授是此时世界一流的文化人。……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人逐出德国，而可以用他开展真正的文化宣传”。然而两年后，随着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遭到政治暗杀，未经证实的消息泄露出来，传言爱因斯坦也在暗杀名单上。
十年之后，当纳粹终于攫取了政权，他们的加害行动也没有拖延多久。1933年1月，爱因斯坦离开柏林，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他当时54岁，虽然自觉为声名所累，更愿意安静地投身于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之中，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完全避免成为公众人物。于是，他发表了一番宣言，宣布只要纳粹还把握权柄，自己就不会返回柏林的大学和威廉皇帝学会任职。纳粹分子“报答”了他的“赞誉”：冻结他的银行账户，以共产分子和藏有武器为名义对他家进行了搜查，并公开焚烧了他的一本关于相对论的畅销书。那年春天的晚些时候，纳粹政权颁布了一份“国家公敌”目录。该目录经过精心编辑，以最准确的照片展示纳粹的敌人，每张照片下面还附有一段简要的文字说明。爱因斯坦的照片排名榜首，而他的照片下面所附的文字是：“还没被绞死。”
是年9月，爱因斯坦身在牛津，不久之后他就计划回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职岗位。关于他将在哪里定居的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他告诉一名记者，他觉得自己是欧洲人，无论短期内会发生什么，他最终都会回到欧洲。与此同时，“在一连串的考虑不周中”，他也接受了来自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职位，以及新近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职位。英国也打算为他在牛津提供一份职位，而给予他归化公民身份的法案也已送交下议院审批。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已不再是物理学的穷乡僻壤。美国已经开始培养自己的博士（20年代共授予1300人），而他们都继承了爱因斯坦的研究。此外，他也喜欢美国，在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后，他也不需要进一步的刺激来促使自己离开了。不过他没有返回加州理工，而选择了普林斯顿。1929年，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成功地筹集到资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建立了一所高等研究院。出身新泽西州成功的商业世家的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卡罗琳·富尔德承诺为其捐款五百万美元。研究院建院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高级研究中心，可以让杰出的科学家在宁静而富有成效的环境中开展研究，且没有任何教学负担。弗莱克斯纳曾到爱因斯坦位于柏林卡普特的家中访问，而当他们在湖边散步时，爱因斯坦对普林斯顿的热情变得更加高涨。他们甚至进行到谈论薪酬的地步。在被问到希望获得多少薪资时，爱因斯坦犹豫不决地说：“一年三千美元？再少些也够我用吧？”“这点钱你肯定不够用，”弗莱克斯纳马上说，并建议爱因斯坦和夫人商量后再做决定。很快，弗莱克斯纳和爱因斯坦的夫人埃尔莎达成了每年一万六千美元的共识。这是弗莱克斯纳的一项主要成就。爱因斯坦受聘普林斯顿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就大大提升了研究院的公众形象。德国内部的反响则有些不同。一家报纸的头条写道：《来自爱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会回来了》。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爱因斯坦。全国爱国委员会抱怨说，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分子，信奉的都是些“毫无价值的理论”。美国妇女联合会也诬蔑他为共产分子，呼吁国务院拒绝爱因斯坦的入境许可。但这些反对意见都被忽略了。爱因斯坦可能是离开德国的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但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在1933至1941年间，约有100位世界级物理学家来到美国避难。
对于名气略逊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来说，纳粹的态度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他们在国外找到安全避难所的机会也更少。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是第一位发现“蜜蜂语言”的动物学家。蜜蜂通过这种在蜂巢近旁跳舞的语言来告诉其他同伴关于蜜源的情况。“圆圈舞表明有花蜜的来源，而摇摆舞则表示有花粉存在。”冯·弗里希的实验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他的作品也成了畅销书。但这对纳粹毫无意义，1933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仍要求冯·弗里希提供雅利安血统证明。问题出在他外祖母的血统，他承认，她有可能是“非雅利安人”。于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报纸发动了一场恶意针对冯·弗里希的运动，而他之所以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当时德国爆发了一场蜜蜂的微孢子虫病，1941年，有数十万个蜂群因此灭亡。这严重损害了果树栽培，扰乱了农业生态。在这个阶段，德国不得不自己动手，培育新苗，而帝国政府认定冯·弗里希是挽救这种状况的最佳人选。
最近的研究显示，在193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13％的德国生物学家遭到解雇，其中五分之四是由于“种族”原因。这些失业的生物学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移民他国，而遭到驱逐的生物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后来被证明大大超过了留在德国的同行。德国的生物学最主要在两个领域受害严重：细菌的分子遗传学和噬菌体（即捕食细菌的病毒）研究。这并不是由于留在德国的科学家水准低下，而是由于这些领域的科学发现主要都诞生在美国，而科学同行间正常的交流无论是在3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根本无法进行。
1925年，在图林根州的右翼当局削减了包豪斯的预算之后，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和拉斯洛·莫霍利—纳吉已经将包豪斯从那里搬出并转移到了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绍。然而，在1932年5月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上，纳粹党赢得了绝大多数议席，而他们的竞选宣言包括了“取消所有对包豪斯的经费拨款”并激进地反对“犹太包豪斯文化”。新政府恪守其承诺，在9月便关闭了包豪斯。勇敢的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将学校转移到了柏林的施特格利茨郊区，在没有国家或市政支持的情况下以私立学校之名继续运营包豪斯。但经济问题还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1933年4月11日，包豪斯遭到警察和纳粹冲锋队的包围。学生被拘留，文件被查封，学校大楼也被封锁。警方的守卫禁止人们进入大楼达数月之久。当德绍的包豪斯遭到关闭之时，至少在新闻媒体上还有一些抗议的声音。而现在，柏林的媒体发动了反对包豪斯的运动，将其斥为“德意志帝国中附庸风雅的犹太民族的赞助人和教宗”资助下的“布尔什维克颠覆活动的种子”。校方曾试图让学校重新开张，纳粹实际上为此制定了政策，称为“同化至现状”。在包豪斯的案例中，密斯被告知要重开学校就必须解雇一些教师，尤其是瓦西里·康定斯基。最后，密斯和纳粹当局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包豪斯在德国被永久关闭。这不仅仅是反犹主义。在尝试将古典传统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过程中，包豪斯代表了纳粹所厌恶的一切。
包括一些最杰出的教师在内的包豪斯工作人员因学校的关闭而被迫流亡他乡。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约瑟夫·阿尔贝斯、马塞尔·布罗伊尔和拉斯洛·莫霍利—纳吉等包豪斯的核心成员都在1933至1934年或1937至1938年间离开了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在德国陷于停滞，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过纺织艺术家奥蒂·贝格尔在奥斯威辛惨遭毒手。1934年，格罗皮乌斯在得到官方许可之后才得以搬到英国。当时的英国还有一些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德国艺术家（被称为奥斯卡—柯克西卡同盟），但格罗皮乌斯避免与他们有任何接触。当他于1937年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时，德国报纸并没有恶言相向。格罗皮乌斯在美国很快成为现代主义德高望重的权威，但他依然回避政治。艺术史学家一直无法找到他对纳粹德国所发生事件的任何公开声明，他甚至没有对“堕落艺术展”发表看法。该展览就在他接受哈佛委任的同年举办，几乎他所有的包豪斯艺术同事和朋友都在这次展览上遭到了卑劣的中伤。
在遭到关闭的时间先后上，汉堡的瓦尔堡研究所实际上要早于包豪斯。阿比·瓦尔堡在1929年去世，但在1931年，由于担心这所犹太人创立的研究所会成为纳粹当权后的攻击目标，瓦尔堡的朋友采取了预防措施，将所有书籍和研究所本身迁往了安全的英国，成为伦敦大学艺术历史研究所。在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瓦尔堡最杰出的弟子埃尔温·帕诺夫斯基也离开了德国，研究所还在汉堡时他便撰写了著名的透视结构研究论文。1933年他遭到解雇，后来他也被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员。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不仅是犹太人，而且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丁·杰伊在研究所历史中的记载，多亏研究所主任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先见之明，他们在1931年就将研究所的基金从德国转移到了荷兰。法兰克福学派的国外分支已经在日内瓦、巴黎和伦敦成立（后者位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霍克海默离开了位于法兰克福克龙贝格郊区的家，将自己和妻子安顿在法兰克福主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里。在1933年2月，他放弃了逻辑学，转而研究政治，尤其是对自由意义的研究。一个月后，他悄悄地越过边界进入瑞士，而此时距离研究所因“对国家抱有敌对倾向”而遭到关闭只有几天之遥。研究所位于维多利亚大道上的大楼被没收，拥有6万册藏书的图书馆也未能幸免。在霍克海默逃脱几天后，他和保罗·蒂利希以及卡尔·曼海姆一道被正式解雇。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高层都逃走了。霍克海默和他的副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逃到了日内瓦，一同前去的还有埃里希·弗洛姆。身在法国的亨利·柏格森和雷蒙·阿隆向他们发去了聘用邀请。与此同时，西奥多·阿多诺前往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并在那里从1934年待到1937年。西德尼·韦伯、R.H.托尼、莫里斯·金斯伯格和哈罗德·拉斯基都伸出了援手，将学派的伦敦分支维持至1936年。然而，日内瓦渐渐变得不那么友好。根据波洛克所说：“法西斯主义也在瑞士取得了很大发展。”他和霍克海默访问了伦敦和纽约，试探转移学派的可能性。相比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他们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响应要更热烈。于是到了1934年中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第117大街西429号重新组建起来。研究所一直在那里驻扎至1950年，并在此期间开展了大部分较有影响力的工作。德国分析方法与美国实证研究方法的结合有助于战后社会学风格的形成。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经历的迁移伤痛或许要少于其他学者。由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那里有相当多的学者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颇为赞同，而维也纳学派的数位学者也曾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讲学或结识志同道合的同行。他们受到了“科学联合会”的帮助，该团体由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致力于寻找学科之间的一致性。这个国际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遍布欧洲和北美。在1936年，英国哲学家A.J.艾耶尔出版了《语言、真理与逻辑》，对于在美国更为普及的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极为出色且清晰的阐释，使得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尤为受欢迎。赫伯特·费格尔一马当先，于1931年到访爱荷华州，鲁道夫·卡尔纳普于1936年在卡尔·亨佩尔和奥拉夫·赫尔默的陪同下去了芝加哥。汉斯·赖兴巴赫紧随其后，于1938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顿下来。不久之后，库尔特·哥德尔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职位，因此加入了爱因斯坦和埃尔温·帕诺夫斯基的行列。
纳粹一直将精神分析视为“犹太科学”。即便如此，纳粹禁止该学科列席1933年10月莱比锡心理学大会依然给精神分析学家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被迫到别国寻找工作机会。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弗洛伊德的家乡维也纳在几年内提供了暂避之地，但大多数人都去了美国。美国的心理学家对弗洛伊德理论并不十分赞成—威廉·詹姆斯和实用主义的余威仍在。但美国心理学协会仍然成立了一个“外国流离失所心理学家委员会”，截至1940年已与269位重要学者（并非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建立了联系，其中134位已经抵达美国，他们之中包括卡伦·霍妮、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艾尔泽·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以及大卫·拉帕波特。
1938年3月，希特勒宣布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当时的弗洛伊德已是82岁高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健康状况担忧，尤其是身在伦敦的欧内斯特·琼斯。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要求随时通报弗洛伊德的状况。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布利特奉命留意“弗洛伊德的情况”，确保驻维也纳总领事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弗洛伊德。欧内斯特·琼斯先在英国试探了弗洛伊德定居伦敦的可能性，之后他急忙赶到维也纳，但他到达时却发现弗洛伊德不愿离开维也纳。只有在得知他的孩子会在国外拥有更宽广的未来之后，他才被说服了。
弗洛伊德得以脱身之前，他的“案子”级别之高，由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办理，且完全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密切关注才最终确保了他的安全，但在此之前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已遭到逮捕并被审讯了一整天。纳粹小心地确保弗洛伊德在离开前偿清了所有债务，并向弗洛伊德一家逐一发放出境签证，而弗洛伊德自己的签证则最后到达。直到那一刻，他都担心家人可能会因此分开。当他的签证终于姗姗来迟时，送信的盖世太保还带来了一份要求他签署的文件，以肯定他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妥善对待。他签署了该文件，但加了一条，“我衷心地向所有人推荐盖世太保”。他乘坐东方快车离开维也纳前往巴黎，之后继续前往伦敦。一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奉命陪同，以保障弗洛伊德的安全。在伦敦，弗洛伊德首先暂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埃尔斯沃斯路39号。斯特凡·茨威格、萨尔瓦多·达利、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哈伊姆·魏茨曼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纷纷登门拜访，学会秘书还带来了学会的会员特许签名本请弗洛伊德签名，而这项荣誉此前只有国王才能享有。
抵达伦敦不到一个月，弗洛伊德就开始投入《摩西与一神教》的创作。在他的最初设想中，这本书将是一部历史小说。弗洛伊德在书中声称《圣经》中的摩西融合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事迹，一位是埃及人，另一位则是犹太人。其中埃及那位独裁的摩西遭谋杀身亡，这项罪行是犹太人罪孽的根源所在，并一直流传了下来。他认为早期的犹太人是野蛮的民族，崇拜“火山和荒野”之神，而他们行割礼的习惯则激发了非犹太人对阉割的恐惧，这也是反犹主义的根源所在。不难看出，这本书是对希特勒的回应，几乎如《圣经》所言“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时间选择。弗洛伊德在犹太人的命运低谷背弃了犹太教（如果不是从情感上，也是从思想上）。他暗示犹太人所遭受的孤立具有深刻的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弗洛伊德并不认同元首希特勒所认为的犹太人是邪恶的想法，但他确实承认他们是有缺陷的。许多犹太学者恳求他不要出版这本书，理由是从历史的观点上说这并不准确，而且可能冒犯政治/宗教感情。但他一意孤行。
这本作品不是一则恰当的墓志铭。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新的肿块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口腔和喉咙中。他在维也纳的医生获得了特别许可，在没有英国医师资质的情况下前往伦敦对弗洛伊德进行了治疗，但已经于事无补。弗洛伊德在1939年9月去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于三个星期前正式爆发。
作为一名年仅18岁的哲学系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于1924年来到马尔堡，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当时的海德格尔可以说是欧洲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也处在最后的完成阶段。他俩初次见面时，海德格尔35岁，已婚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原本打算成为神职人员的他已变成为一位魅力非凡的老师，他的课程复杂难懂，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学生们陶醉于他的授课方式，但那些无法跟上他思想脚步的人却时常陷入绝望之中。至少有一名学生因此自杀身亡。
阿伦特的背景与海德格尔迥异，她出身于哥尼斯堡一个优雅、国际化且已完全同化的犹太家庭。父亲和祖父都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则云游四方，所以小汉娜总是担心她会一去不复返。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她从未喜欢过的男人，所以她也一直不喜欢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所以当她来到马尔堡时，她非常热情，但在感情上缺乏安全感，很需要爱、保护和指导。当时的马尔堡是一个小小的大学城，保守、体面而安静。在这样的环境中，男教授和女学生交往过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而马丁和汉娜的关系说明了汉娜的到来对马丁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她开始听他的课两个月后，他邀请她到自己的书房讨论他的研究。而在接下来的两周之内，他们已经成为情人。汉娜改变了海德格尔。她与他所习惯的“条顿女战士”（即典型的德国女性）完全不同，同时也是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他不再是那个孤僻，甚至郁郁寡欢的人，而变得更加外向，甚至还为汉娜创作了充满激情的诗歌。一连几个月，他们完全沉迷于秘密幽会，还为此精心设计了暗号，用海德格尔家的灯光来表示何时何地可以安全相见。致力于《存在与时间》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一次激烈的情感体验，而汉娜对参与如此重要的哲学项目也极为高兴。在最初的激情退去之后，双方都意识到汉娜最好离开马尔堡，于是她转学到了海德堡，师从海德格尔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但汉娜和海德格尔仍继续通信和会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分享他们对贝多芬、巴赫、里尔克和托马斯·曼的喜爱之情。他们在德国和瑞士的小镇里幽会，海德格尔为此专门设计了借口以便前往。
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汉娜移居柏林，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犹太男子。对她来说，这次婚姻是一种生存手段。这个男子也是一位哲学家，但并不像她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哲学事业，后来他转行当了记者。他们俩加入了一个左翼圈子，在其中他们的密友包括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洛姆。汉娜仍与海德格尔保持通信来往。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生活戏剧性地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赖堡大学校长，此后汉娜很快听到流言，即他拒绝为犹太学者提供职位，甚至背弃了他们。她向他写信求证，而他马上回复，“愤怒地”否认这些指控。她于是打消了这些念头。她左翼阵营的丈夫决定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不久之后，海德格尔以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极为反犹和亲希特勒的讲话，世界各地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对于海德格尔的行为，汉娜深感不安和迷茫。更糟糕的是，贝尔托·布莱希特被诬陷为共产分子并遭到迫害，被迫流亡他国。他逃亡时留下了大部分的个人财产，包括他的通讯簿，而其中汉娜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赫然在列。她遭到逮捕，并在狱中被审讯了八天之久。她的丈夫当时已身在巴黎，无从伸出援手，海德格尔本可以帮助她，却选择袖手旁观。
汉娜刚从监狱获释便离开德国，定居巴黎。从那时起，她与海德格尔的世界变得截然不同。作为一个流亡中的犹太人，她无家可归，没有工作，与家人和她所知的一切失去了联系。对阿伦特来说，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是一段极度悲惨的时光。她加入了一个名为“青年犹太人大迁徙”的犹太组织，为希望移居犹太圣地的学生提供培训。她曾到访巴勒斯坦，但并不喜欢那里，她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她需要一份工作，并希望帮助她的人民。
海德格尔的生活则迥然不同。他在纳粹德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哲学家，他非常重视第三帝国，为发展其思想添砖加瓦，为纳粹主义确立了历史根源并为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支持。作为一位学术人物，他在大学的重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在此计划之中，主要的“政策”就是解雇所有犹太学者。在海德格尔的施压之下，现象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以及妻子是犹太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均被迫离开了大学岗位。汉娜后来写道：“马丁杀害了埃德蒙。”当《存在与时间》于1937年再版时，致胡塞尔的献词被删除了。海德格尔让自己和自己的哲学成了纳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歌颂战争（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发生在他的校长演讲于1937年再版之时）。他认为纳粹还不是地道的尼采信徒，不够关心伟人和斗争。通过比较现代德国和古希腊对于体育运动和身体纯洁性的痴迷，他在将生物学与历史学相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故事予以我们启迪，它表明知识分子不仅是希特勒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他们有时也是助纣为虐的帮凶。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学者们获得了更多可供研究的档案资料，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时的研究活动也变得豁然开朗。目前已知的曾做过不道德研究（委婉的说法）的科学家包括后来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奖的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柏林臭名昭著的威廉皇帝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所的汉斯·纳赫茨海姆，以及位于兰纳赫的圣遗物植物遗传学研究所的海因茨·布吕歇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洛伦茨最知名的成就是创立了动物行为学，对比研究动物与人类的行为，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被他命名为“印刻”的行为。在他最著名的研究中，他发现年幼的雏鹅会在成长过程的某一阶段对它们首次遇到的图像念念不忘。对于他所研究的许多雏鹅来说，这种图像就是洛伦茨自己。而这位教授漫步校园，身后跟着一群小鹅的照片在媒体上大受欢迎。印刻在理论上很重要，因为它展示了生物的完全形态与本能之间的联系。洛伦茨曾读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对纳粹抱有一定的同情心。在那种大环境下，他开始将印刻设想为动物驯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障碍，并将动物的印刻与人类文明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退化。1940年9月，在纳粹党的唆使下，他在全体教师的反对声中成为哥尼斯堡大学比较心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兼主任，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职位，而且从那时起直到1943年，洛伦茨的研究都旨在加强纳粹的意识形态。比如，他声称人们可以被分为具有“完全价值”和具有“劣等价值”几种档次。劣等人包括了“缺陷类型”，他们是由大城市的进化条件创造的。大城市的繁殖条件类似“饲养动物，它们可以出生在最肮脏的畜栏里，并与任何性伴侣交配”。对洛伦茨来说，任何减少“伦理上的劣等人”或“受到缺陷折磨之人”的政策都是合法的。
威廉皇帝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于1927年在柏林的达勒姆成立，当时正值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德国首都举办。该研究所和这次大会的目的都在于使德国的人类遗传研究得到国际认可，因为正如德国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一样，德国的生物学家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到了其他国家学者的联合抵制。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德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尤金·菲舍尔（Eugen Fischer），他网罗了一群声名狼藉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研究遗传病理学的库尔特·戈特沙尔特、研究种族科学的沃尔夫冈·阿贝尔、研究种族卫生学的弗里茨·伦茨和负责实验遗传病理学部的汉斯·纳赫茨海姆（Hans Nachtsheim）。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支持纳粹的种族政治目标，并参与了这些目标的实际执行，例如制定与纽伦堡法案一脉相承的、关于“种族成员”的专家意见。该研究所的医生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勒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研究所被盟军解散。
纳赫茨海姆的研究方向是癫痫，他怀疑该病是由于脑部缺氧所致。由于幼小孩子对于缺氧的反应要比成人明显得多，因此有“必要”在年仅5至6岁的孩子身上进行实验。为了确定这些孩子中有哪些（如果有的话）罹患癫痫，他们全都被迫吸入了相当于高海拔地区（比如说海拔四千米）含氧量的空气。这已经足够杀死一些孩子，但如果确实导致了癫痫，死掉的孩子也可以算是被合法地“绝育”了。这些灭绝人性的实验并不是种族主义暴徒所为，而是受过教育的人犯下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