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S.波罗兹（Stephen S.Poloz），经济学博士，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1981年起在加拿大中央银行任职，1994～1999年担任独立研究机构BCA主编，1999年出任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任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2013年6月出任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至今。
作者｜斯蒂芬•S.波罗兹「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何乐、厉鹏译」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11期
自由贸易在加拿大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自由贸易，加拿大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多元化经济、3500多万人口的国家。早在19世纪60年代，当美国对加拿大地区的出口征收关税时，加拿大各省即以组成联邦来作出回应，并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和增加省际贸易来发展国民经济。20世纪40年代以来，即便省际贸易壁垒持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加，加拿大仍然一直主张更加自由化的国际贸易。鉴于本国经济对国际贸易严重依赖，加拿大当局对当下国际贸易领域的最新发展深感忧虑。美国对来自许多国家的钢铁和铝进口征收关税，这反过来也迫使各国针对美国产品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展开对中国的贸易战，迫使双方展开广泛的对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经重新谈判，但新协议尚待批准；欧洲正在观望美国是否会兑现对其汽车出口征收关税的威胁。
简而言之，全球贸易体系未来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这对全球商业信心产生了不利影响。如果一家公司的经营不能再放心地依照国际贸易规则行事，它就不会投资扩大产能和推动经济增长。来自47个国家（占全球经济规模的80％以上）的数据显示，2018年出口和商业投资大幅放缓。2018年加拿大经济增长放缓并延续至今，部分原因在于能源和住房部门增长乏力，但贸易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广泛影响也显而易见。幸运的是，某些经济部门可以提供缓冲，如服务出口增长强劲，2018年创造了超过35万个工作岗位。加拿大当前所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未来能否继续作为贸易国家实现经济繁荣。
为了回答前述问题，需要将近期的国际贸易发展纳入分析背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贸易增长一直低于预期。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应搞清楚为什么国际贸易在危机前几年的增长会如此迅猛。
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技术和贸易自由化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国际贸易开始加速发展。众多跨国公司通过将产品分解为不同组件来提高生产效率，并在全球范围对不同组件进行采购，从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制造专业化水平。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价值链，而不是仅限于国内装配线。最终产品，如在奥沙瓦制造的汽车或在墨西哥组装的手机，可能包含许多在国际上进行过多次交易的组件。而且，最终产品也被出口国际市场。正因为如此，在此期间国际贸易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在不断增长。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作商品贸易强度的提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贸易真正实现飞跃式增长。由于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中国成为许多国际跨国公司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贸易强度随之进一步增长。这引起了人们对所有制造业都可能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担忧。不过，这种离岸外包过程总是存在自然限制。目前，产品还只能是被碎片化生产，有些零件比其他零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决定了每个组件都存在其最优产地。对于那些需要许多人工和些许机械设备的制造过程来说，将生产场所转移至工资水平低下的地区才会有利可图。但是，拥有大量复杂机器和相对较少工人的生产流程，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的可能性则要小得多。重要的是，公司还必须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即使某国工人的薪酬高于另一个国家，但如果他们劳动生产率更高，也同样会使他们较之其他地方生产率低、工资低的工人更具有比较优势。正是以上种种复杂因素导致了全球价值链的自然分布。
不过，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前进，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趋势慢慢浮现。例如，在中国，全球化已导致劳动力工资水平稳步上升。即使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这一现象也弱化了发达经济体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那里的动力。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使企业能够更多地实现制造自动化，从而形成更高的资本密集度，这同样降低了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的动力。简而言之，这些新的趋势使得劳动力成本决定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的重要性不断降低。事实上，一些跨国公司已经重新将生产转移至发达经济体，这个过程被称作回归。通常，这类被称作“近岸”的决策行为的动机是让生产更接近最终客户。此外，将生产地点更靠近原材料产地也同样具有合理性。
此外，出于各种原因，一些全球价值链正变得更加简化，甚至出现了与二三十年来所看到的碎片化制造过程完全相反的情况。相应的结果是，在组装过程中组件被运输越过国界的情况正在减少，贸易强度相应有所降低，全球贸易增长则出现放缓趋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9年早些时候曾发表文章对此类国际贸易发展走势做了解释。麦肯锡对22年来43个国家的23个不同行业进行研究，发现许多产品生产价值链因其靠近客户而使得其贸易强度降低。随着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开发和消费更多的产品，许多公司正在建立更多的国内价值链。
目前来看，全球化新的演变趋势正导致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对于全球经济尤其是加拿大而言，情况确实如此。同时，其他一些特定的因素近年来也阻碍了加拿大的贸易发展，如某些部门的出口能力下降及面临的市场竞争挑战等。
国际贸易往往被人视同于如油、镍、油菜、猪肉或木材等有形商品的运输。加拿大每年向全世界出售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自然资源和农业将永远是加拿大贸易经济的重要基础，每年超过8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是其中的头号出口类别。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动能已从早年的自然资源贸易转变为如今的服务业。大约80％的加拿大人现受雇于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商品贸易。
目前，加拿大每年向全球提供价值约1200亿美元的服务出口。例如，加拿大是采矿服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有近4000家公司对外提供工程、环境和其他专业领域的服务，2018年的出口额约为120亿美元；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是金融服务的重要出口国，2018年出口总额约为130亿美元，为加拿大提供了许多高薪工作岗位；旅游出口每年价值约250亿美元，其中包括向访问学生提供教育服务，每年价值约80亿美元；在最前沿的产业领域，加拿大正成为视频游戏领域的全球重量级力量，雇佣超过2.1万名加拿大人从事该领域工作。目前来看，包括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产业、知识产权和旅游业等，许多服务业的出口增长率接近两位数甚至更快。尽管这些数字规模听起来很大，但服务贸易难以跟踪甚至可能被低估。例如，许多制造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服务项目。据估计，商品出口价值的30％实际上是由服务产生的。例如，智能手机在组装过程中所需的部件和劳动力可能不到消费者最终支付的一半，大部分成本实际来自于手机上加载的所有软件服务。如今，许多公司都在购买云端后台计算服务。之前，公司可能投资于设备和软件，并雇用专业人员来执行这些功能。通过购买云服务，这些公司现在可以节省这些费用并用于提高其生产效率。虽然这对经济有利，但统计数据则显示投资和贸易出现下降。
许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放缓，主要是因为贸易不确定性增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强。值得研究的是，经济增长转向技术和服务是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加拿大，就业市场状况良好。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25～54岁适龄工人的参与率达到历史顶点。过去12个月加拿大的就业人数稳步增加了2个百分点。部门细分数据显示，增长是由几个关键服务行业推动的。在包括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在内的科技行业，目前有超过100万加拿大人从事此类工作，其过去一年的就业人数就增长了7％。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共同雇用了大约500万加拿大人，如果再加上运输仓储以及商业和其他支持服务，就业人数则达到800多万人，约占加拿大劳动力的45％。2018年，这些类别的就业增长率加权平均值为4.6％，是整个国家相应指标的两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动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
这些数据表明，加拿大经济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混合图景，反映了加拿大经济正在出现一些重要的结构变化。特别是石油部门不得不继续应对每桶50～60美元的国际石油市场，而仅在五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油价将远高于此。面对此前所制订的计划和部署的投资，石油部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调整过来。鉴于石油出口能力的约束，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一旦调整完毕，石油出口将成为加拿大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目前这些调整正在对投资、出口和工资表现产生影响。
技术进步也可能推动对广泛的经济部门进行类似的调整。自动化使得从制造业到财务顾问的某些工作面临风险，但它也为那些编写软件或运用先进技术的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新就业人员将收入用在各种商品和服务上，创造了包括建筑、运输、维修等传统行业的需求。随着这些调整的进行，加拿大经济现在有超过50万个职位空缺。对于加拿大央行而言，需要判断这些变化对通货膨胀前景意味着什么。
与劳动市场面对的挑战相比，全球贸易战带来的风险则大得多。当然，如果恢复贸易和平，全球经济可能会得到显著提升，只是贸易和平的可能性几乎每天都在波动，而全球经济现在一直在努力应对不断增大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此期间，一些商业投资决策遭到完全废弃或扭曲。即使这些不确定性明天就彻底消失，这些已经作出的决策无法逆转，过去两年所造成的损失也仍将存在。期望通过关税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往往会忽略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一个国家对进口征收关税时，这些关税实际上是由其国内的消费者和公司来支付。个别受保护行业可能会受益于关税提高，但整体经济状况却因此变得更糟。
加拿大央行分析了各国已经采取的贸易保护行动产生的影响后发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会降低一国的经济产出，同时推高价格。换句话说，贸易战产生滞胀效应。当然，单边关税可能会提高征收关税的经济体的产出，但这通常是暂时的影响，因为对消费者购买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波及每个人。更重要的是，单边关税很少长期保持单边状态。承受出口关税影响的公司往往会呼吁各自政府采取对策来平衡国际贸易竞争态势。这种报复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全球经济将变得更糟，许多无辜的旁观者也将被卷入其中。
处理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摩擦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即便如此，2019年晚些时候出口和投资预计都会恢复正增长。自年初以来，劳动力市场一直表现强劲。加拿大石油部门终将完成调整。众多公司正在着手进行新的投资，近期关于资本成本补贴的新规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加拿大央行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保持低通胀、稳定和可预期是加拿大央行为加拿大经济福利作出的最大贡献。至关重要的是，包括浮动汇率制度在内的通胀目标框架，可以有效帮助经济抵御外部冲击。比如，在2015年石油价格暴跌之后，通过汇率变动增加了其他部门的出口，成功抵消了石油部门失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除自然资源部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外，加拿大还拥有许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的优势。加拿大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多元化劳动力队伍，并且伴随着移民队伍的加入而不断壮大。此外，加拿大签署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协定，有助于为贸易环境的恶化提供缓冲。另一个可能的缓冲则在加拿大国内。回想一下，当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时，加拿大通过成立联邦政府来整合经济发展潜力。在当今贸易动荡不定的世界里，继续促进国内各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鉴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不断积聚，增进南北经济联系显得尤为紧迫。好消息是，过去十年加拿大省际的服务贸易增长迅速，已经超过省际的商品贸易总额。但坏消息是，过去十年间省际货物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具体来说，据加拿大央行估计，如果跨省贸易壁垒降低，加拿大潜在经济增长每年将增加约0.2个百分点、约45亿美元。虽然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协调各类法规，但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好机会。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的国际贸易环境正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加拿大和全球经济都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各国正在考虑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众多面向出口的行业领域（既包括传统行业，也包括尖端产业）出台鼓励性政策。同时，加拿大正在设法签订各项新的贸易协定，以大力推动国际贸易的持续增长。■
[本文摘译自2019年4月1日在加拿大巴芬商会（BRCC）暨努纳武特矿业研讨会（NMS）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 许小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