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袁世凯称帝闹剧中的严修》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临死的时候，非常后悔没听严修的话。说严修是不在乎名利的国士，国士在前，劝他他不听，自取其败，怨不得别人。修与袁世凯订交，始于戊戌维新。此前，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上奏建议开经济特科。孰料，这个提议得罪了自己的座师（进士考试时的主考）徐桐。在百日维新那一年，严修贵州学政任满，回到北京，徐桐在自家门房贴上一个字条，上面写着：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那个年月，师生关系非同小可，严修卸任回京，非拜见老师不可，结果不仅吃了闭门羹，还被逐出门墙。
不过，在老师那里吃了瘪的严修，受徐世昌之邀，去小站参观新军，却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个朋友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不止是洋操练得好，步伐齐整，关键是训练扎实，从严，从实。而且一扫旧军的积习，不克扣军饷，从兵到官，精神面貌和体质都很棒。这样的军容风貌，在当时中国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是看不到的。可以说，不是袁世凯这个人，而是袁世凯练的兵，打动了严修，从此，两人结下莫逆之交，至死不渝。
戊戌政变之后，严修虽然没有参与变法，但那个建议开经济特科的奏章，已经足以让他不受待见了，从此赋闲在家。严家是世代盐商，不差钱。经过庚子之乱，和他的家庭教师张伯苓一道，从家塾开始，办新教育。新政开始，经袁世凯的推荐，严修再次出山，他当年的建议，也真的被落实，朝廷开了经济特科。学部（教育部）成立，严修成了主事儿的侍郎，废科举和兴学堂的一切筹划，都有他的份儿。
然而，摄政王载沣上台，风云突变。袁世凯被罢免，赶回彰养莫须有的“足疾”，严修亦为之愤怒，上书抗议，然后挂冠而去。袁世凯离开北京，只有两个人相送，一个是杨度，一个就是严修。严修从此在民间办教育，不问政事。辛亥武昌起义，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凯。得到内阁总理大臣权位的袁世凯，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严修，此后又多次相邀，可是，无论袁世凯怎么劝，严修都不肯出山；无论给什么位置，他都不要。但是在这期间，袁世凯的三个儿子被严修带着出游欧洲，并由严修安排在欧洲留学。也就是说，严修不做袁世凯的官，但朋友依旧。
严修跟袁世凯一样，对共和制度不感冒，觉得中国更适合的制度还是君主立宪。尽管清朝皇帝待他也不怎么样，但是，跟众多清朝过来的士大夫一样，对前朝还是有感情的。只是，他不做民国的官的理由倒是跟遗老们不同，仅仅是因为不想让人说他押宝袁世凯，赌大富贵。
尽管并不看好共和，但袁世凯闹复辟的时候，严修却大不以为然。筹安会折腾翻天，袁世凯佯作不知，但严修知道，这就是袁世凯的意思。所以，他直奔袁世凯的府里，直截了当表示了他的担忧，恳劝袁世凯不要复辟。袁世凯对严修，没有像对冯国璋那样，矢口否认自己参与此事。然而这一回，老朋友却对严修的话表示不以为然。再上门，就有点见不到人了。
严修跟袁世凯谈了什么，没有录音，两人后来也都没有提。但是，此后严修给同样不赞同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写了一封信，在信上，严修认为，从世界大势看，20世纪帝制很难存活了。就中国而言，不改政体，存亡不可知，但如果改了，危亡就在眼前。为袁世凯本人考虑，如果不复辟帝制，还不失为一个伟人，如果复辟，则内对不起自己的本心，外对不起国民。同时，既无以面对前清之列祖列宗，也无以面对千秋万代。他说，国家亡与不亡，在于政治之进退，宪法之优劣，人才之消长。现在这样做，是“欲以无信立国，而以无耻导人。金钱炫其前，铁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视如诳语。”
话说得很重，也很到位。把当时帝制运动中重重金钱运作、威逼利诱的丑态，都点出来了。明白告诉袁世凯，这样下去的话，不仅局面不可收拾，而且会遗臭万年。按道理，张一是会把信转给袁世凯的。但是，此时的袁世凯，这样的忠言打动不了他。严修其实并不真的了解这位老朋友，袁对严修倒是不玩权术，因为他们是真朋友，但他却是个权术大师。一路走过来，玩多了，什么“以信立国”这样的话，就只当玩笑了。袁世凯的女儿说，她父亲就是两手，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刀，听话就给钱，不听话就吃刀。这不就是“金钱炫其前，铁钺劫其后”吗？
还好，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临死的时候，非常后悔没听严修的话。说严修是不在乎名利的国士，国士在前，劝他他不听，自取其败，怨不得别人。
袁世凯死后，在帮助打点了袁世凯的丧事过后，严修闭口不谈这位老朋友的事儿，一直到去世，无一字褒贬。
文/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7期，总第5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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