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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思想者，24堂线下人文课
听秦朔、雷颐、傅佩荣、余世存、吴晓波等现场授课
3月28日，大头思想食堂在广州开展了今年的第三场课程，资深媒体人秦朔老师为现场的200多位思食会员进行了《中美比较》的演讲。
（下文为秦朔老师在大头思想食堂的部分授课内容）
中国没有上帝之城
只有凡俗之城、权力之城
美国的模式就像它的宗教文化传统一样，人们遵守世俗的规章制度，但同时又跟天直接相通。周末的时候去做礼拜，想想我这周什么事做得不好——人跟上帝之间不需要代理就可以直接沟通，这是天赋人权。
而在中国，天的权利由天子代理，天子既是政治权利的核心，又是国家文化的核心。这种模式效率很高，但缺乏纵向约束，所以中国没有上帝之城，只有凡俗之城、权力之城，你可以看到世俗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里，比如明明是红灯，但是贪走了一步；别人去炒股票挣了很多钱，家里老婆就很着急，你怎么不去挣钱，你怎么不跟他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同一个维度里边的攀比，这是凡俗之城里的秩序，缺乏纵向的自我约束，更多是横向的。
这样两种基本模式，各有优劣，很难说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谁的效用最高，谁的危险性更大，这个要很细地去讨论。
中美在自律自治方面差距很大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花了很大的笔墨讲美国的乡镇精神：“因为他们参与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
美国有一种自治的传统，这意味着人们要对自己负责，要把一种正当的约束、平等加在每个人的头上，不管他是执政官还是普通百姓。因为约束别人就是为了让自己所处环境更好。
同美国相比，在中国乱插队所受到的阻止力是很轻的，因为中国人并不习惯去管外在环境和秩序，除非外部已经混乱到自己都要受到株连，他才会起来。所以我认为，在自律自治的文化方面，今天的中国，与美国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人的忍耐力就是中国的竞争力
现在的经济发展代价太高昂
我们耗费了全球能源的23%，创造了全球GDP的15%，那意味着以更多的消耗才换得了这样一个产出，消耗很多，代价很大。
比如环境方面的代价，中国现在500个大型城市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而按照欧盟的标准，伦敦PM2.5平均值是20多，在欧洲已经算落后分子了。抛开空气质量不谈，我们连质量标准都是非常糟糕的。
还有一些血淋淋的事实：比如有些企业在沙漠里挖一个池子就往里面排污水，再比如直接向地下打一两百米的通道，把污水直接倾倒到深层地下水里去……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的忍耐力就是中国的竞争力，你都不知道你是靠什么样的东西在忍受。
一个国家建立起全球秩序以后
哪怕实力下降，却仍有非凡的影响
美国这些年的经济、科技曲线像是一个山峰，从二战后到达全球GDP的顶峰45%后，就开始往下走。但是在下跌过程中它的秩序还很强大，今天美国的实际经济产出在全球的占比约为24%，但是它在大宗商品和外汇的交易上，还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你们还用它的货币，它还在享受铸币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建立起一种秩序以后，哪怕力量在下降，但仍然可以有非凡的影响。
而中国曲线则像是一个平底锅的锅底，然后斜着上去了，在从锅底慢慢向上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跟美国的交汇点，往后我们还会继续往上走。所以我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
是不断上涨的负债水平
今天中国经济持续地增长以及总量不断地扩张，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代价就是负债水平的持续扩大，以及杠杆越来越脆弱。比如于欢母亲的这个工厂，我个人感觉，它已经资不抵债了，因为她已经三次被列入失信人的名单，欠了多家银行的贷款，所以她才会借高利贷。
这件事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暗示：今天不仅是国有企业有巨大的负债，连民营企业都有，而且很多负债甚至都反映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是民间借贷。可以去设想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借贷水平和这么普遍的资金供给，很多企业还能活下去吗？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经济总量很辉煌，但我认为真的要去做具体的市场研究的话，可能会让你心惊肉跳。
成为更负责的自我
就是对国家和我们文明的负责
每次公众事件，包括最近的于欢案，都会有人去热议制度和政府问题。但其实这些事情不是骂骂公检法那么简单的。我认为，出现这些不平事，从根本上讲，它跟整个民族的国民性、文化追求、人的文明程度有关。
我说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对个人行为负责的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不滥用自由的主义，真正的知识是知道自己哪里无知的知识，这才是真正觉醒的人的自觉意识。
我觉得我们要相信人民。中国的再出发从人的觉醒开始，从每个人开始，所以希望也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成为一个更加负责的自我，其实就是对时代、国家和我们文明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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