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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行业和众多朋友中，代小权已经“失踪已久”了。
2017年7月20日下午，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两位法官来到看守所，在一间没有灯光，不足6平米提讯室里对代小权进行宣判。“赛龙公司逃税339万”罪名成立，代小权作为法人代表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一个曾经冉冉升起的明星科技企业，共青城纳税、创汇都是第一大户，九江地区第二大户的企业，怎么会因为逃税339万而死，创始人遭判刑？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赛龙是谁？
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手机研发公司（本文简称赛龙，江西赛龙为深圳赛龙全资子公司），以ODM的方式为海外及国内的手机品牌商提供研发和生产方案。客户名单上皆为摩托罗拉、华为、阿尔卡特、飞利浦、小米、TCL和夏普等知名品牌。同时也为美国Sprint，法国电信、西班牙电信，墨西哥电信等全球各大运营商供应手机。2006年到09年，坐落于深圳高科技园区的赛龙公司每年可产生利润3000万人民币。2009年开始承包摩托罗拉全球三分之一手机的设计、研发、产品定义、制造生产全流程。
在智能机时代更获得雷军的信任，即便在代小权已身陷囹圄的2017年2月，他依然拿下了小米手机在东南亚市场的销售代理权。
赛龙集团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最早掌握手机核心技术的企业，世界上最大的手机设计公司之一。即便是红杉这样的国际资本巨头，也时刻追随着赛龙在国内外手机业务的发展动态。
代小权，赛龙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在国内手机行业名声斐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诺基亚芬兰总部工作6年、华为公司第一代手机技术研发领头者。上市公司怡亚通总裁袁海波曾评价，代小权在美国市场取得的成就，业内至今无人能达到。丰富的专业和海外背景，让这位雄心勃勃的创业者，渴望乘着移动智能终端崛起的浪潮，打下更伟岸更长青的基业。
2010年9月经招商引资，赛龙被带入江西省共青城市，随即实际投资3亿人民币成立共青城赛龙公司，是深圳赛龙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对中部地区刚刚成立县级市的共青城来说，赛龙俨然是鹤立鸡群的企业明星。
很快，代小权将深圳的富士康生产线移到共青城开发区，建立属于赛龙自己的手机生产基地，以保证稳定的产能输出和品控管理。在共青赛龙的带动下，先后50多家手机企业落户共青城。共青城手机产业迅即从一片空白，变身为国内手机行业的焦点地区。
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称“共青城赛龙”）成立之后，业绩便迅猛发展。总员工5000余人，仅在共青城当地雇佣员工超过3000人，购买获得500亩土地，搭建制造生产线与厂房。代小权打造手机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全环节的产业链梦想，仿佛触手可及。
“中国的手机行业内，小权具备很高的知名度。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在拉美和印度都是当地前几大供货商。”某国内知名天使投资人评价。
2013年之前的赛龙鼎盛时期，最高年厂值可达40亿。名利双收，意气风发。此时代小权和他的赛龙，在当地政商民三界眼中都是那颗捧在掌心里的夜明珠。
地方突变，争夺赛龙股权
谁曾想，翻手云雨，这颗耀眼明珠竟突然而蹊跷的瞬间坠落。
2013年6月，共青城政府领导层突变。黄斌就任中共九江市委常委、共青城市委书记，改组领导班子。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机构以赛龙公司订单缩减为缘由突然收紧贷款，共抽减 “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
至此，以产品代工和出口为主营业务的“赛龙系公司”迅速陷入困境。作为面向海外市场的手机ODM研发生产公司，资金密集型特征使稳定滚动的现金流对赛龙生存发展至关主要。贷款一停，当时前后9亿人民币的海外订单无法完成，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原材料瘫痪在厂房，资金链瞬间断裂。
关于共青城“严重收贷”的理由，代小权至今始终不解。他如今在看守所里对钛媒体回忆，2013年6月开始由于华为手机业务需求上升，赛龙公司两个月的在手订单近10亿元，全年近60亿元。
“订单足够，如果不是出现意外断贷，绝对不会出现资金链问题的，更不会还不上剩下的4亿贷款”，代小权说。
2013年12月，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系主任詹政，在作为当时共青城政府的经济顾问仅两个月后，调任共青城任副市长。新官上任，詹政立即找到了代小权，以赛龙曾向“政府“举债为理由，停供赛龙在当地的银行贷款。
这里的举债，就是上文所提，赛龙公司向共青城当地“财投公司”（政府平台融资公司）借贷剩余未还的4亿元。融资协议中，共青城赛龙用自购的500亩土地作为抵押，贷款约4亿元。（抵押土地当时银行估值4亿元。除去工厂和设备，当前该抵押土地价格已达7亿元，资可抵债。）
严格意义上，“财投公司”并不属于政府部门。故债权人并非詹政所提实际意义上的地方政府。
可贷款还是停了，赛龙系公司整体几乎就要陷入瘫痪。
更为诡异的是，2013年10月12日夜，一场没有通知实际控制人代小权，以及主要公司董事参与的公司整改会议，在共青城赛龙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共青城市金融办主任王卫华主持。
会议整改目的明确：1、将赛龙系所有子公司并入共青城赛龙，共青城赛龙作为新的赛龙系总公司。2、重建管理层，分化原有管理层的经营权，政府指派的副总有一票否决权。3、现任管理层以期权激励为名目进行股权转让签发。
赛龙公司整改会议纪要
第二天，不知情的公司创始人代小权，才通过邮件接到了这次整改会议的决定。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
2014年2月27日，奔忙需求融资救厂的代小权，被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以讨论公司重组的缘由叫回共青城，在机场詹政带着几位随从直接将代小权带入共青城茶山宾馆。强收所有证件，派公安24小时轮流监视，毫无缘由地拘禁长达两个月。
拘禁期间，时任副市长詹政开始向代小权直接索要母公司深圳赛龙的股权。方案为，将股份结构划分为代小权34%，詹政为代表的政府33%，“整改后”的管理层33%。
代小权在九江市德安县看守所描述当时的景象：“在拒绝这一提议后，詹政恼羞成怒，用一壶开水泼向我脸部造成烫伤。用尽侮辱的语言，威胁要将我永远关进监狱，剥夺人身自由。鼓动包工头持刀棍围堵我的居所，当时病例结果显示三级高血压的状态。”最终，代小权默认了詹政提出的重组和股权方案，随即被放走。
三年后2017年5月，赛龙公司逃税罪的一审法庭上，代小权的代理律师向法官陈述该非法拘禁、强行敲诈股权的行为和证据，当庭法官和检察官均无回应，也没有提出任何反驳意见。
这之后，虽然代小权被强行索要成功了好几次赛龙公司股权，都侥幸保全原有工商信息未被执行成功，得益于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在由于共青城赛龙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母公司深圳赛龙的连锁反应。深圳赛龙也出现了经营困难，拖欠了深圳本地供应商的账款。由于催债而衍生的措施，深圳供应商一起将深圳赛龙告上法庭，列入被执行人名单，从而冻结了整个赛龙系公司的工商信息，无法完成股权更迭。客观上，一定时间内保全了代小权的法人代表身份和股权结构。但是这也并没有阻止地方势力强势夺取了控制权。
339万“公司逃税罪”详情
2017年1月24日，共青城检察院以共青城赛龙逃税339万元罪名将赛龙和其法人代表代小权起诉。在此之前，代小权在2015年1月是以涉嫌“高管逃税罪”被逮捕，后因证据不足迟迟未被定案，代小权也被监视居住。
然而，公司逃税罪就可以坐实吗？2017年4月26日，代小权的律师、公诉方和共青城法院开了一次庭前会议。三小时里三方针锋相对。主要围绕几个关键点。
1、共青城赛龙339万逃税案是否成立？
对该罪名，检察院对共青城赛龙公司的起诉依据是，共青城赛龙在2010到2013年期间，未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共计339万元，构成犯罪。代小权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依据招商引资初期赛龙公司与共青城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出口创汇奖励款加上税收返回奖励，赛龙公司本该获得政府超过4600万元的奖励款。这笔《协议》中本该2014年发放的奖励金，直至2017年1月23日才由现任共青城政府偿还。共青城政府在偿还证明中清楚写到：2010年至2016年共青赛龙共完税1.91亿元、应返还税务约为3665万余元。
共青城政府补缴4600万元奖励款明细
另写到，在4600万元的奖励款里，其中2057.5万余元用以抵扣共青城当地税务局认为共青赛龙欠缴的税款本金、滞纳金、罚款。也就是说在政府偿还4600万奖励款的同时，339万的欠税已经被全数抵扣。同时，在抵扣完共青赛龙公司欠款罚金后还剩下的约2500万元，至今留在财政局专属账目上。
然而，在一审庭审上，上述重要证明材料由代小权的律师提交检方和法官，却丝毫没有被理会。
其次，刑法规定，如果企业逃税的金额占该企业应纳税金额的10%以上才构成犯罪。在本案中，应纳税额等于赛龙实际缴纳税款加上欠逃税款的总额。
一审判决书上，公诉方与共青城地方法院对于赛龙逃税超过10%的认定理由为：2013年度赛龙公司逃避缴纳税款93万余元占其当年应纳税额770万余元的12.11%，已达10%以上，故构成逃税罪。
共青城法院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共青城赛龙公司“逃税罪”成立的认定理由。
判决认定理由落在，共青城赛龙公司2013年未缴纳的税款占当年应纳税额的12.11%上。
来自2013年深圳海关关税单的材料统计显示：2013年仅在深圳海关，共青城赛龙缴纳完成并上交国库的税款就有763万余元。这部分已缴纳税款并没有被计算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应缴纳税款里。 一审法院认定逃税罪成立的理由在2013年，赛龙欠缴税额共93万余元，当年应申报税额总数的770余万元。加上这次申报完税额763万元，已总计1533万元。 2013年赛龙即便按检察院和法院认定标准的未纳税93万，占当年应申报税款总额1533万元的比例，也已远远低于法律规定的10%标准，仅6％。逃税罪名不应成立。
来自2013年深圳海关缴纳的关税票显示，2013年共青城赛龙公司完税共计763万余元，税款上交中央金库。（注：税票抬头上名为怡亚通的公司，是共青城赛龙委托报关的代理公司。）
在这份深圳海关资料出现之前，控辩双方最大的争执在“逃税罪名”计算金额的方式上。其争议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调库”的资金究竟算不算共青城赛龙公司的实际纳税款。
2、隐秘腾挪的税收“调库”算什么？
一直以来，为鼓励民企出口创汇。依据出口额所缴纳的税款，国家税务总局有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依据国家该政策，2010年至2011年，共青城赛龙巨大的创汇额度应获得出口退税额1.2亿元，该资金在共青城税务局的账上迟迟不退还给赛龙公司，一定程度截断了企业现金流。在赛龙公司反复追要下，税务局答复是：我们今年要完成任务，暂时这些钱先放在税务局账上。这些应退还的出口退税资金就作为赛龙公司以后的预支税款。
（图为共青城赛龙公司多次打报告，希望政府兑现退税优惠政策的协议承诺，没有得到理睬）
人为节流国家返还给出口企业的退税款，把这笔钱的名目转为该企业未来在当地预交的税款，最后将这笔退税款留在地方国税局账户上。这种做法，被共青城税务局称作“调库”。
“这种行为肯定不合法”，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理事、著名税务筹划专家朱鹏祖说。
“像本案这样的案例，之前我从未见过。”
朱鹏祖分析，本案来看，“调库”1.2亿元退税额肯定不是税务局一家能干出来的事，必须有地方财政局的配合才能走完这个流程。出口退税的钱是中央库的钱，地方财政拿不到。地方财政局要把国库里1.2亿元截留地方库里去，必须通过国税局走几道“打出打入”程序，才能把1.2亿转移出来。
中央地方各是各的库，正常办理出口退税时，有一套审核机制。从税务局从财政系统有一个比对，比对完成后，有一个退库手续，钱必须要打到企业的账户上。但本案1.2亿至今没有打到企业账户上。
可流程上，税务局不能将该退税款拨到自己账上。朱鹏祖猜想，当地应该是虚拟了一个企业账户，退税款还是按退税的名义从国库里支了出来。地方国税务局将这笔钱打入了该虚拟企业账户中，然后再由该虚拟企业走了一个预缴税款的手续，最后该笔退税款再次从该虚拟账户上打到了地方地税局收缴税款的库里来。至此赛龙公司的1.2亿元就变成了地方正常的收税款，按照中央地方五五分成的原则，地方财政就可以拿走赛龙这笔1.2亿退税额的一半。
共青城国家税务局开具的调库证明
（图为把本应退还给赛龙公司的退税款，通过调库变成了赛龙公司预支给地方税务局未来的税款。）
以上共青城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调库”证据，共青城法院一审法官没有采纳。
“如果按照法院的理由，这些国税局盖章的“调库证明”都没用，那么当初地方国税局为什么要开具这些没用的证明给企业呢？”朱鹏祖反问。
一审判决书中，共青城法院对“调库金额”不予采纳的理由。
3、赛龙是不是“出口企业”，是否欠钱？
2017年5月18日，赛龙公司339万元逃税案一审开庭。庭前，周彤先把代小权带到一边，不准提任何与非法拘禁、敲诈股权有关的事情。随后再次将同样的话嘱咐了代小权的三人律师团。控诉双方陈述时，代小权和律师说出了造成今天赛龙局面的所有历史背景，并递交了出口退税和创汇奖励等证据文件，做无罪辩护。
面对证据和陈词，检察官随后给出的反驳是，“赛龙不是出口型企业”。
“当时我们都蒙了“，代小权的辩护律师谢民说，“赛龙是出口企业人尽皆知，而且当庭我们还提供了出口退税和创汇奖励的证据文件。公诉方这样的反驳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对代小权律师的这些供证，当庭法官没有理睬。
共青城赛龙公司每个月的出口关单与税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原件
“1.2亿出口退税款到底去哪儿了？”代小权律师谢民当庭向公诉方甩出了这个问题。1.2亿元的出口退税款，本应由国家税务总局退给共青城赛龙公司，中间经由共青城地方财政局转交。但这笔钱从来没有到过赛龙公司的账上。
上述材料显示，这1.2亿元应退税款，被共青城税务局以“调库”的名目，在抵减预支的企业税款之后，剩下的钱扣在了共青城国税务局账上。
“如果公诉方不承认所谓的逃税款在这里早已被‘调库’的方式抵扣，那这1.2亿元出口退税款，到底去哪儿了？”一审庭审上，代小权的律师情绪激动。
但面对所有这些证据，公诉方均不承认。
代小权律师团在庭后提交的，证明赛龙系出口型企业的22亿元国税原始报关单等新证据，一审法院拒绝接收。
赛龙五次重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