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马斐九频道
专注品牌定位、营销管理、营销培训、客户开发、销售客户心理学、经销商管理、渠道建设、员工潜能等培训。【品牌故事】【营销思维】【煮三国 知管理】精彩不断!我们只做能学、能会、能落地的营销培训!
目录
相关文章推荐
廣告狂人  ·  11月营销关键词!(收藏) ·  昨天  
黑马营销  ·  要闻|麦肯世界集团宣布中国区新任领导层 ·  5 天前  
51好读  ›  专栏  ›  马斐九频道

清香逸风 | 香型演绎①

马斐九频道  · 公众号  · 营销  · 2024-08-19 18:00

正文

清香,昔日白酒界的风云宠儿,如今我们追溯往昔,重温那一段辉煌岁月,感受时代的变迁与风云的变幻。

策划 | 马斐九频道

撰文 | 李如婷

时代需要印记,酒业需要回忆,为了不被忘却。

从白酒有了香型的区分,香型之间有时卿卿我我、眉目传情;有时相互攻击、尔虞我诈。好一部江湖恩仇录、爱恨情仇史。

关于白酒香型,一般以风味、风格、工艺为区分,这是现代消费者对白酒的第一认知,但白酒香型的确立演变并不如白酒历史一般悠长遥远。

作为记录者,九频道“酒业风云录”系列尝试重新梳理清香、凤香、浓香、酱香等香型的演变历程,通过还原中国白酒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展现中国白酒行业的风云变幻。之所以没有米香,是我们知之甚少,不知如何起笔。

1979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正式提出和确立了酱香、浓香、清香、米香四大香型。

江湖四大香型基本确立。

而今,我们回顾过往,再读清香时代。

历史告诉我们

民国时期,被后世誉为“中国现代白酒之父”的杨得龄创造了一个白酒帝国——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其酿造的老白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甲等金质大奖章,一时风头无两。

但,却未能挺过抗日战争的摧残,留下了一地狼藉与叹惋。

1948年,随着汾阳的解放,杨得龄之子杨汉三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恢复汾酒的生产。

物资匮乏、百废待兴的年代,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在中秋节前让人民喝上汾酒”,他心中默念着这个使命,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破旧的作坊里,杨汉三召集了几位老工人,他们脸上写满了岁月的痕迹,双手却依旧灵巧。在晋中专署拨供的高粱支持下,他们在义泉泳旧厂址开始了生产。

| 当第一滴汾酒从蒸馏管中缓缓流出,整个作坊都沉浸在了喜悦与希望之中,仿佛那酒香能治愈一切创伤。

1949年6月1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在收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杏花村酿造厂和德厚成酿造厂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在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年,杨汉三接到了更加重大的任务——为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汾酒。

汾酒,拂去岁月尘埃,迎接新时代朝阳。

秦含章 清香奠基人

1962年,山西杏花村汾酒厂由于生产扩大,有些产品装瓶放置一段时间后出现沉淀,有的是白色沉淀、有的是黑色沉淀。在当年的生产工作会议上,汾酒厂厂长秦斌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希望秦含章进驻汾酒厂开展科研工作,寻找沉淀物出现的原因,最终解决问题。

不久,国家轻工业部成立了“总结提高汾酒生产经验试点工作组”,抽调轻工业部发酵所工程师秦含章、熊子书山西省发酵研究所、轻化所等35位研究人员组成汾酒试点组,陆续进驻汾酒厂。

“秦教授,您觉得我们的汾酒如何?”厂长秦斌问。

秦含章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汾酒之美,在于其清香纯净,然而,若要让这清香传遍天下,还需一番深入研究。”

| 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秦含章带领团队,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汾酒试点”研究。他们从原料到工艺,从微生物到化学成分,最终找出清香型白酒“以乙酸乙酯为主要呈香物质”的个性特征,一举解决了成品酒中白色、黑色沉淀物交杂的“老大难”问题,产量实现成倍增长。

试点的成功,让汾酒的品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秦含章提出了“准、匀、细、净”的配料法,以及“前缓、中挺、后缓落”的发酵管理法,为汾酒的酿造技艺定下了标准。

| 1979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召开,四大香型确定。清香汾酒是代表。

秦含章又带领着团队日夜攻坚,起草《清香型白酒标准》,由于参与酒企只有汾酒一家,便以汾酒标准为基础,一直到后来国家标准出台,也是如此。

1984年,《清香型白酒标准》颁布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汾酒标准的推广,预示着清香时代的到来。

当时,粮食短缺问题还未能彻底解决,而清香型白酒发酵周期短、成本低、粮耗低、出酒率高的生产特点,恰好迎合了社会的消费需求。之后,清香势不可挡,迅速席卷全国。

汾老大 是真的

1979年,改革初期,四大名酒“神仙打架”。这一年,进厂29年的常贵明正式接任厂党委书记并主持工作,汾酒进入“常贵明时代”。到1996年,在常贵明提任企业主要领导职务的短短17年里,就把汾酒厂从中小型企业发展成了全国大型重点企业。

常贵明刚进厂时,汾酒厂年产仅131吨,到70年代中期也才800多吨,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上任之初,常贵明便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扩大生产、提升汾酒产量上。

| 思维决定行动。

扩产,还是扩产。到3200吨,再到4100吨,汾酒的产量在提升,可是群众的饮酒需求也在提高。1981年初,常贵明又提出:“把汾酒的产量再扩大一倍,突破原来的厂址,另建一座新厂。”这个决定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但常贵明力排众议。

1986年,汾酒年产量首次突破3万吨。事实证明,常贵明的判断没有错,汾酒的扩产与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一拍即合,大大提升了市场占有率。

同时,从1979年起,汾酒就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名牌名在质量上,而不是数量上,质量是咱的命根子,甚时也不能马虎”,常贵明的这句口头禅也成了汾酒人的原则和底线。

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清香型白酒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70%山西汾酒自此成为“汾老大”,到1985年,汾酒产量甚至达到了当时全国13种白酒产量的一半;从1988年开始到1993年,连续6年产销量位居全国第一。

那时,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好不风光,是趾高气昂的存在。

“名酒”到“民酒” 一道选择题

1988年7月,国务院正式放开13种名酒价格管制,将生产与定价的权利交给酒企,但本质上,是交给了市场,这也是中国白酒迎来市场化竞争的关键一步。

以前少见、更不要说喝的名酒一下子成为人人皆可购买的产品,市场上供不应求,名酒几乎全线涨价,酒企们也在这样的热潮中迅速适应市场经济。而更残酷的现实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席位。

| 这一次,汾酒依然走在前列。

1988年5月,汾酒改制,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为核心企业,组建了杏花村汾酒集团。

1988年,与名酒一同出现增长的还有各类生活消费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国家宏观调控介入,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汾酒作为行业龙头,积极响应政策——降价。

在当时看来,汾酒的策略无疑是迅速且符合大势的,尤其是1989年政府明确提出了“名酒不上桌”,限制政务消费,白酒市场有所降温。

1994年1月6日,“山西汾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了山西省首只上市股票,也是白酒行业的第一只上市股票。

1994年,随着管制放松和进一步改革开放,汾酒与不调价、甚至涨价的茅台、五粮液等一相对比,则使得注重“价”“量”“质”的消费者更倾向于价格高的名酒,高端化的威力初显。

汾酒逐渐从“名酒”走向“民酒”,调价后,汾酒收入连续两年出现下滑,销售规模在1994年被五粮液超过,这标志着浓香型白酒在市场份额上超越了清香型白酒,也被行业认为是汾老大的巨大失误。

| 十字路口的选择,作为后来人只是事后诸葛,现实只讲记过,有点残酷。

在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等群狼环伺中,汾酒进入了一段发展低谷,浓香型白酒进入市场份额的绝对统治期。近些年来,在茅台的带动下,酱香升温,急追浓香。

朔州假酒案 永久的伤痛

1998年春节前夕,山西的大地银装素裹,春节将至,但人们对节日的期盼却因为一场震惊全国的“毒酒事件”荡然无存,气氛变得异常沉重,家家户户门前的红灯笼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喜庆。

山西省文水县农民王青华用34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57.5吨,出售给个体户批发商王晓东、杨万才、刘世春等人,随后在朔州、吕梁、大同等地销售,又流入黑龙江等多个省份,造成27人丧生,222人入院接受治疗,其中多人永久失明,其他轻微中毒患者近千人的惨剧。

| 二十多年过去,假酒案的死者家属及幸存者仍生活在阴霾中——

朔州的张枝,因为喝了假酒而失去了视力,他曾经是村里受人尊敬的木匠,如今却只能在村口等待那一束他再也看不见的阳光。另一位受害者赵亮,同样因为假酒失去了视力,他的生活陷入了绝望,刚刚娶回的媳妇也离他而去,他反复念叨:“假酒让什么都没有了……”

朔州假酒案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对白酒行业的信任危机,人们开始对市场上的白酒安全性产生怀疑,这种恐慌情绪迅速蔓延至全国,严重影响了白酒的销售和整个行业的声誉。
山西的酒业,作为地方的骄傲,一时间成为了众矢之的。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谈山西酒色变,一时之间,“劝君莫饮山西酒”的声音此起彼伏。
当时的汾酒集团董事长高玉文愤慨地表示“我三年翻不过身”事实上直到2000年岁末,汾酒才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当年销售额达到了10.8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0%。

朔州假酒案之后,国家质量监督局批准了酒类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要求所有白酒生产企业必须持有生产许可证,无证酒厂被关闭,有证酒厂也需停产接受检查,白酒行业从散养状态进入了圈养时代。

| 很多事已经过去,但很多事实在过不去。朔州假酒案,酒业污点。

连锁反应,清香型白酒大势已去。如火如荼的浓香要登场了。

李秋喜 清香时代旗手

2005年的一个清晨,李秋喜踏上了通往汾酒厂区的路途。那时的汾酒,尚笼罩在朔州假酒案的阴影之下,市场地位岌岌可危。面对这百废待兴的局面,李秋喜被赋予了“救火队长”的重任,他的使命是重塑汾酒的辉煌。

李秋喜首先从内部管理入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行契约化管理,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建立差异化薪酬体系,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大力推动汾酒文化的挖掘与传播,让“汾酒,中国酒魂”的理念深入人心。

| 在李秋喜的引领下,汾酒开始了艰难而又坚定的复兴之路。

李秋喜亲自走访市场,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他深知,只有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汾酒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改革的成效逐渐显现,汾酒的销售额开始稳步增长,市场份额逐步回升。

“我们的高粱只蒸两次,其他的企业都要七八次,说明他们的工艺不精致。中国白酒一次蒸馏能蒸出78度的酒,也只有汾酒了。”李秋喜操着一口山西话如是说。

在李秋喜的领导下,汾酒集团引进了战略投资者华润,实现了资本的多元化,为汾酒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019年,汾酒集团成功实现了整体上市,汾酒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2005年加入汾酒,2009年冬,李秋喜当选为山西汾酒董事长。李秋喜不仅仅把汾酒带领到一个新高度,更是把清香带入了一个复兴时代,还将一个封闭的汾酒带向开放,才有了酒业“三李时代”。

2021年,山西汾酒实现营业收入199.71亿元,归母净利润53.14亿元。2021年12月,李秋喜到龄退休。

2023年12月15日晚,李秋喜辞世,享年62岁。

正宗二锅头之争 没有答案

二锅头酒是京味文化的代表,也是清香重要力量。

红星、牛栏山和永丰作为市面上的三大品牌,虽然各有千秋,但关于谁最正宗的争论从未停息。

实际上,二锅头不是酒的品牌,而是其独特的蒸馏工艺。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来自山西临汾的赵存仁、赵存义和赵存礼三兄弟发现蒸馏酒的时候,掐头去尾取中段所出的酒,味道最好,因此有了二锅头的叫法。

红星二锅头,成立于1949年,当时收编了著名老字号龙泉、同泉涌、永和成、同庆泉等十二家老烧锅,是中国第一家国营酿酒厂,其生产的二锅头曾作为开国大典的献礼。

| 红星是二锅头界名副其实的“老师”与“长辈”,它也是三家里唯一一个把最时间最多资源倾注在二锅头身上的企业老北京人称它为“平价茅台”。

而牛栏山和永丰最早是红星酒厂的分厂和代管厂。“二锅头”的商标最早也是红星持有,1981年,红星主动放弃了“二锅头”的全名称商标注册,与其它所有的二锅头酒类生产企业共享“二锅头”, 自己只保留“红星”的注册商标。

牛栏山二锅头成立于1952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其柔和的口感和高性价比,也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浓香型白酒和勾兑酒方面的投入,牛栏山已经发展成为二锅头市场的重量级品牌。其中,白牛二以低廉的价格和广泛的受众基础成为销量冠军。

属于二锅头,牛栏山却做起了浓香生意,还是要讲到形势和策略。牛栏山之所以成功推广浓香型白酒,主要得益于其产品战略的顺势而为——借了浓香大势。

| 很多消费者至此也不知道红遍大江南北的“牛二”弃清重浓而大红大紫。

1993年,面对清香型二锅头库存积压的困境,牛栏山及时调整了产品策略来适应消费者的口味偏好,推出了浓香型白酒北京醇,并借助高额的广告费用迅速占领市场。至1996年,北京醇已经实现了5.8亿销售收入,利润超过7000万

永丰二锅头,相较于红星与牛栏山,则历史更为悠久。据《北京通史》记载,永丰的前身北京大兴酒厂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曾为宫廷御酒,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口感上,永丰二锅头偏绵柔,近年来致力于开拓年轻市场,产品包装新颖时尚,力图吸引年轻消费者。

其实,正宗,本就带有主观色彩。喝酒,更是看个人喜好。

命运坎坷的宝丰

宝丰酒,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酒,曾经享有极高的声誉。

1947年宝丰解放后,宝丰酒厂的前身“豫鄂陕边区第五军分区酒局”成立,1948年更名为地方国营宝丰县裕昌源酒厂,成为河南省建厂最早的白酒厂家。

1979年、1984年,宝丰酒蝉联两届国家优质产品奖,1989年荣获国家金质奖,成为河南最优秀的历史文化品牌之一。

| 史料记载1915年河南获巴拿马金奖的也是宝丰酒前身。

然而,由于体制、市场和环境等原因,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宝丰酒市场急剧萎缩,2002年,宝丰酒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这时,张海控制的健力宝出现了,以收购者的身份进入宝丰酒,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 张海其人,用神奇来形容绝不为过。

14岁,因所谓的“特异功能”而闻名,比如将冬青树叶变小后吐出而轮廓不变、用意念让钟表指针倒走;而后,又以藏传佛教活佛弟子、气功大师的身份开班吸金;18岁从商,25岁时就做了中国高科的董事长。又先后介入银鸽投资、深大通、浙江国投,完成了从“藏密大师”到“资本大鳄”的蜕变。

上世纪90年代初,健力宝年营收高达50亿,被誉为“东方魔水”。后因上市、改革及金融危机等问题,财务恶化至无法支付工资,银行催债。内部纷争导致创始人李经纬未能收购,最终张海以3.38亿购得健力宝。

入主宝丰后,张海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让宝丰酒重现辉煌,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宝丰酒在张海的手中并未得到有效的复兴,反而因为管理上的繁杂化、决策层的失误以及对市场定位的错误判断,使得宝丰酒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

2005年,张海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15年。后又改判,减刑,出狱再入狱都是后话了。

| 宝丰因缘遇到了王杰士。

王杰士,一个土生土长的宝丰人,曾在改革开放初期辞去公职,涉足多个行业。然而,他与宝丰酒的缘分,却是命中注定的羁绊。2005年,宝丰酒厂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股权被冻结,人心惶惶,处于半瘫痪状态。

王杰士并未坐视不管,他以一个宝丰人的身份,毅然决然地出资收购了宝丰酒厂。

“我是宝丰人,怎能看着宝丰垮。”这份责任心驱使王杰士挽救了这个老字号企业。

上任后,王杰士迅速点燃了“三把火”,整顿生产系统,扩大原酒储量,接着整合行政管理系统,最后激活营销系统,提出了“夯实基础,做强区域;积蓄后劲,稳步扩张”的市场战略。

王杰士对宝丰酒的未来发展有着清晰的规划,他坚持“清香为主,浓香为辅”的产品战略,明确了宝丰酒的未来发展方向。他提出:“既然要做,就要打造出宝丰酒的风格和个性来,坚决回到清香型白酒的大方向上来。”

在新董事长王若飞(王杰士之子,被行业人士称为最帅酒二代)的带领下,宝丰酒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市场逐渐恢复了活力。而如今的宝丰逐年稳步增长,正在回归十七大名酒本来的模样。

老白干 尴尬河北王

河北老白干,清香的支柱品牌。而老白干离不开一个灵魂人物王占刚。

1995年,王占刚加入衡水老白干酒厂销售公司,那时,中国白酒行业已进入广告时代。从扩产到营销,再到渠道竞争,王占刚见证了行业的风云变幻,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1年,老白干筹备上市的前一年,王占刚临危受命,担任衡水老白干营销公司总经理,也肩负起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年底前实现2000万的回款。

“不把问题解决不能散会”,这句话成了衡水老白干会议室里的铁律。无论多晚,只要问题没有解决,会议就不能结束。通宵开会成了家常便饭,而真正的家常便饭是矿泉水和泡面。

| 方向对了,努力够了,达成目标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2002年,衡水老白干成功上市。

进入渠道时代,王占刚又提出以高打低的创新思路,并主持进行三次“盘中盘”的变革,成功让衡水老白干逐渐在石家庄站稳了脚跟,为成为“河北之王”夯实了基础。
2013年,政策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加剧。王占刚站在衡水老白干的船头,凝视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他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的品牌战略,线上终端和线下渠道齐发力,行业整合和并购势在必行。
同时,王占刚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对健康饮酒的需求,对衡水老白干重新进行品牌定位,以“不上头”的价值诉求直击消费者痛点。“喝老白干,不上头”替换了自2008年起胡军代言的“衡水老白干酒,喝出男人味”,老白干也迎来了连续增长。

老白干作为河北的上市酒企“独苗”,虽被称作“河北之王”,但这个“王”,不好当。长期依赖于大本营市场,但在省内市场的份额又没有绝对优势,难以形成御敌进攻之势。

2018年完成收购,老白干酒以13.99亿元收购丰联酒业100%股权,一揽丰联旗下山东孔府家酒、河北板城酒、湖南武陵酒、安徽文王酒四家区域酒企

| 通过这次并购,老白干拥有了更多的品牌和产品线,业绩也一度迎来了反弹。但是,这种增长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老白干再次面临了市场的考验。

为了改变“民酒”形象,以及名酒下沉带来的挤压风险,老白干不断通过提价、向上延伸产品线来推动产品结构调整,成效不佳。同时,随着全国性品牌的渗透,老白干的大本营也受到了挑战,全国化亦显得步履蹒跚。促销费用的增加、库存的高企,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再次成为老白干发展的桎梏。

于2013年上任的董事长刘彦龙和王占刚都曾明确表示过:“未来100个亿的战略目标,是老白干酒业的奋斗方向。”如今看来,梦想是要有的,步子是要慢慢走的。

市场却没给老白干喘息的机会,后来者丛台正在圈地运动,声势浩大。

黄鹤楼 能否再上一层楼

江水涛涛,黄鹤楼高耸入云。武汉街头,黄鹤楼酒的香气曾弥漫在每个角落。

早年间,黄鹤楼酒还不叫黄鹤楼,叫“汉汾酒”直到1984年,才以古迹黄鹤楼易名。

也是在这一年,黄鹤楼酒被评为“中国名酒”全国第七次“质量月”授奖会上,黄鹤楼酒又获金质奖章。“南楼北汾”的美誉,映照着黄鹤楼酒的辉煌时代。

“那时候,武汉家家户户都喝黄鹤楼酒,黄鹤楼酒厂是武汉人争抢着想进的单位。”

时任酒厂厂长的彭先光回忆道:“那是一个没有黄鹤楼酒就不成席的年代。”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黄鹤楼酒厂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后,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潮流。90年代,当其他酒品牌利用电视广告等手段迅速崛起时,黄鹤楼酒却因广告宣传不足、创新乏力而逐渐失去了市场份额。

| 曾经的辉煌如同黄鹤一去,影踪难觅。

2003年,武汉天龙集团介入,试图通过改革来重振这个昔日名酒,他们推出了新的产品线,尝试进军高端市场。然而,黄鹤楼酒的复兴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2016年,黄鹤楼酒的命运再次迎来转机。古井贡酒以8.16亿元收购了黄鹤楼酒业51%的股权,两个名酒品牌开始了战略合作。

在古井贡的带领下,黄鹤楼酒开始重新梳理产品线,重塑品牌形象,以“南派大清香”的战略产品,聚焦次高端市场努力续写“南楼北汾”的佳话。

拭目以待。

南北派清香 再次联手争未来

如今,清香复兴,又是一场具有时代特色的消费更迭。

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消费者的品质化、多元化需求日益增长,在酒类市场,则表现在多酒种、多品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香返热,新品类迅速崛起,更多小众香型亦收到追捧。

| “以消费者为核心,才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主题”,这句话含金量极高。

例如消费人群的迭代,80、90后,乃至00后,已经成为酒类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他们更追求个性、独立、健康、轻松的精神表达和消费体验,清香型白酒的纯净口感,既适合日常小酌,也可作为基酒调味,不仅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接轨国际酒类方面也具有先天优势。

从数据来看,2023年,清香型白酒的销售额已经突破900亿,占到中国白酒市场的15%,相较2019年数据,销售收入增长22%,市场份额增长了4个百分点但产量从190万千升下降到112万千升,降幅达41%。

据市场测算,清香型白酒市场2030年将达到1500亿规模。一方面,表明清香型酒的高端化正得到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则是增长背后的深厚潜力。

近年来,白酒行业集中度向名酒产区及名酒企业集聚,清香型白酒则形成了一幅南北呼应、竞相绽放的繁荣景象。南北方的清香阵营,如同两股涌动的清泉,不仅滋润着消费者挑剔的味蕾,更在白酒市场中掀起了一股清新的风潮。

汾酒以其高速发展的势头,不仅引领了清香型白酒的抱团发展,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市场的深度拓展和稳步突破。2023年,汾酒实现营收319.28亿元,同比增长21.80%,净利润104.38亿元,同比增长28.93%

宝丰酒业作为中国十七大名酒之一,连续6年实现的高速增长,势能强劲。在“一清双品”战略下,宝丰正在努力完成品牌初步全国化,做实名酒品牌二阵。

以牛栏山、红星为代表的二锅头品类,以衡水老白干为代表的老白干品类等,则在进一步探索清香亚品类的突破和发展。

山西吕梁是中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产地,不仅拥有汾阳王酒业、汾杏酒厂等众多实力品牌,更有着打造“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和酒文化旅游胜地”的宏伟目标。此外,还有陕西的白水杜康,内蒙古、东北产区,青海的青稞酒和新疆产区等。

黄鹤楼酒则凭借高端化、品质化、绿色化的发展理念,扛起了南派清香复兴的大旗。石花酒业依托其百余年酿酒历史,以霸王醉品牌站稳高端市场。金门高粱酒在台湾市场占有率达87%以上,年销售额超过30亿元,内地市场销售额也接近10亿元,是清香阵营不可忽视的存在。

南方清香的崛起,得益于其对年轻化、健康化、国际化趋势的敏锐把握,以及对高端市场的精准定位。从黄鹤楼的大曲清香酒,到重庆江津和四川、云南、两广、两湖的小曲清香酒,再到台湾省生产的清香型酒等,南方清香品牌正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南北两大阵营,虽地域不同,但清香之魂相通。南方清香在南国的温润中展现出了其清新与活力,北方清香则在北方的广袤中展现出了其厚重与力度。

| 清香型白酒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由北向南的革新之旅。汾酒已经跨过了长江深入四川、贵州酒窝子,打开了广东的酒坛子,倒进了江苏的酒杯子……

清香,香型竞争强有力的一极。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后记 清香能否迎来新时代 

清香,一如其名,清新脱俗,香气扑鼻。它不似浓香那样浓烈,也不似酱香那般醇厚,它有的,是那一缕细腻、纯净、回味悠长的气质。仿佛一位穿着素衣的少女,静静地站在岁月的长河旁,用她那清澈的眼眸,凝望着世间的变迁。

在白酒的江湖里,清香曾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以独特的酿造工艺,赢得了无数酒客的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浓香、酱香等各色香型的崛起,清香似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它是否还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答案留给清香人作答。

在这个多元而包容的时代,每一种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清香那些人、那些事,虽远去,仍传说。

新时代的清风,正缓缓吹来。

下期,酒业风云录·香型演绎“凤起岐山”不见不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