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来自洞见君的碎碎念——
这段时间，“东林党”这个词挺热的，而且已经热得成了一顶大帽子，扣到了整个中国企业家群体头上。以致于连已经70多岁“见得多了”的柳传志，也对这种“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陡然敏感起来，忍不住站出来发表千字长文，说自己一定要“为湖畔大学正名，为中国企业家正名”。
实际上，“东林党”的“党”字，根本和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政党和党派的含义完全不同，而是“朋党”和“朋辈”的意思，泛指“意气相投的人”，即便从贬义上理解，撑死也不过是“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小团伙”。这种团伙在历史上也很多，唐朝有以入仕方式和个人身份作为区分的标准的“牛李党争”，明朝则有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湖广官僚所形成的“楚党”以及什么“齐党”“浙党”，另外就是以东林书院的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
明朝“朋党”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他的《朋党政治研究》专门提到：对掌权的大臣来说，千方百计援引同乡的进士和举人则是扩大个人权势、维护乡里利益的极好途径，同乡之情则成为官僚结成朋党的天然资源。在这里，明朝的朋党组织，其实更接近于“乡党”的含义。
而且，“朋党”也并非全然是坏事，欧阳修先生曾经向宋仁宗专门上了一篇《朋党论》，强调小人为朋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君子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此等“朋党”，为国为民，为社稷安危和天下太平努力，实则是大好事。
然而，具体到东林“朋党”这个群体上，最初，这个群体真的像顾宪成在那副家喻户晓的著名对联中所写的那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然而，当时的明朝，正如《金瓶梅》中所写的那样，社会风气和朝政已经有些糜烂不堪，风气江河日下。所以，他们就经常批评朝政，“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爱谈政治，爱批朝政，这种话谁不爱听，老百姓越爱听，他们就说得越多，“清议”是东林党人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然而，“清议”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以自己的标准乃至判断品评彼时的政治人物，给对方划分政治阵营并做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一昧主观品评别人，非黑即白，也难以控制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于宦官群体，也就是阉党，他们自然是瞧不上，评价非常低，甚至把和自己类似的齐楚浙三党都划入了邪恶势力，逼得齐楚浙三党不得不依附于阉党。他们的一个逻辑就是——反正只有我们最清白最正确最能干，别人都不行。清人赵翼曾言：“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于是，东林党树敌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派别的分歧，早已超越了国家利益，东林党人的“初心”已经不在。
对于东林党的这种“异化”，当时的皇帝不能忍，九千岁魏忠贤更是不能忍。1625年9月7日，被东林党人一直批评的魏忠贤终于抓到机会，大兴冤狱，捕杀东林党领袖，大肆搜捕迫害东林党人，并下令禁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人由此受到严重打击。
那么，热衷“清议”，一直很“会说”的东林党，真的很“能干”吗？
历史给了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自尽之后，东林党人纷纷上台得到重用，然而，即便崇祯帝早期励精图治想要恢复祖宗基业，然而他重用的东林党人也并非治国能手，不仅没有想出什么解决国家危难的办法，甚至继续搞“重农抑商”那一套，收紧开放型制度，限制民众的经济和生活自由，从制度上取消了工商贸易，搞矿禁，搞海禁，取缔驿站，如此以来，饱受边境战争困扰，需要大量军费军饷的明朝，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征收非农业外的税收，只好加重农业税费，从而导致农民不堪重负纷纷破产（这群农民，后来正是毁灭明朝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大军的主力构成部分）。
于此同时，得势的部分东林党人，并不像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清白”，也凭借有钱有势大搞腐败，暗中勾结豪门工商大户或本身就是豪门工商大户偷偷私营，偷税漏费中饱私囊。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曾评论崇祯初期的东林党：“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
其实，早在这之前，隆庆皇帝（明穆宗）已经在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正像我们在历史课本中所学的那样，这成为“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大量白银从海外流入大明，明朝政府每年对工商贸易有很大规模的进账，从而才能支撑住边境局势吃紧所需要的巨大军费开支。
于是，一个吊诡的结果出现了。崇祯皇帝重用了“整天说别人不行”的东林党人后，自己反而先不行了，国家和老百姓不仅没有变富，反而越来越穷，国家赋税也大量减少。一生辛劳勤政的崇祯皇帝在景山的那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前，才恍然大悟，留下遗言：“诸臣误朕也！”
曾经，有篇标题叫做《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的帖子，也明确指出——魏忠贤的确很坏，但他起码有点经济常识，知道经济的重要性，知道老百姓生活和军队打仗都需要钱，在收税尤其是商业税方面很有一套。然而，“清高”的东林党人却对工商业不屑一顾，对平民百姓的生计不屑一顾。有学者曾说，东林党人的伪善，也和中世纪罗马教廷一样：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人民，自己却背地里却腐败的一塌糊涂。他们和对立的阉党其实一样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同样是一群精致的损人利己主义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百多年来，一直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贴金长脸的东林党人，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明朝那个时代的“键盘侠”而已，除了会满口仁义道德和忠君爱国的“指指点点”，既不实干，也不会干，还严重反对工商业和改革开放。
这些行为和如今忙得脚不沾地的中国企业家群体恰恰是完全相反，甚至就根本就不能放到一起类比。所以，柳传志老先生大可不必如此气愤和兴师动众，对“东林党”这种完全错误的、根本和企业家群体八竿子打不着的标签，不妨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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