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郁风
按人们的美好想象,师生恋总是唯美浪漫动人的,洋溢着反抗元素和不羁世俗的勇气,比如古典小说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比如民国时的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沈张二人的故事大家已十分熟悉:沈从文每天写情书给女学生张兆和,张认为是骚扰,于是拿着信找当时的校长胡适告状,最后胡适从中做媒,使得两人喜结连理。这里有个细节,张兆和觉得自己受到了老师的骚扰,可以直接去找校长告状,而校长也得处理。如果放在今天,有女学生觉得自己受到了老师的骚扰,敢直接去找校长告状吗?恐怕不行,不然就不会有高岩的悲剧了。
按高岩生前好友的说法,高岩在北大受到了老师沈阳的性侵,不堪受辱后精神崩溃自杀。而沈阳更是和他人扬言是高岩“主动勾引的他”。高岩死后,警方的调查也是两人有过“男女朋友关系”,由于高岩已死,很难有证据表明沈阳实施了性侵。而即便在认定沈阳与高岩之死存在直接关联的情况下,北大也仅仅是内部处分了沈阳,沈阳继续在北大当他的教授,继续去南大上师大任职,继续当上长江学者。这样的惩治力度,恐怕完全无法吓阻沈阳们继续作恶。
面对恶性事件,我们有事前规避体系和事后惩治体系,能够避免肯定最好,倘若事件不幸发生,也该有足够的惩治力度来阻止下一起事件的发生。从高岩事件上看,事后惩治是远远不够的。而事前高岩有办法规避么?在察觉到沈阳对其有骚扰意图时,她将如何应对?在师生关系绝对不对等的情况下,为了之后的成绩前途考量,高岩想要拒绝老师的要求,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像张兆和一样找校长告状?请求处置沈阳?胡适早就不是北大校长了。求助学生自治机构?学生会早就不是五四时的学生会了。在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留给高岩的选择实在不多。
而即便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沈阳事件中,最先站出来控诉的也是旅居加拿大的李悠悠,而控诉文章及相关讨论文章也相继404。北大一名邓同学在网上发文要求北大公开高岩案的相关信息,遭到了相关老师的约谈,半夜迟迟未归。直到数十名同学来到约谈地点交涉多时后,邓同学在凌晨4点才获准离去。这从中暴露的问题是十分可怕的,即便在今天,老师约谈学生,可以将其留至凌晨4点乃至更久。
在这种可怕的权力面前,学生基本没有拒绝的可能。试想如果有老师以约谈的名义单独邀来一位女同学,那这种权力毫无疑问会成为助长性侵的温床。在这种权力严重不对等的体系下,光谈师德是没有意义的。
在事前规避能力有限,事后求助渠道受阻(发个微博都可能被和谐),惩治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沈阳绝不会是北大一所学校的现象。每个学校都可能有潜在的沈阳准备对女学生伸出魔爪。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说,“不是个别老师的私德问题,而是这个关系结构必然导致的普遍现象。事件之后的反制和救济,又陷入一个更大的维 稳思维里,各种命令、施压、威胁,是一个上访的拆迁户或者一个异议者同样会面临的东西。没有人扛得过这种双重桎梏。可能仍然是,处理一个,其他不管,一律不改,以后如何,犯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