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华为从“三湾改编”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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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修水等地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占长沙，但当时敌强我弱的态势非常明显，再加上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士兵缺乏斗争经验，新收编的一部分部队临阵叛变，导致军队严重受挫，秋收起义宣告失败。毛泽东当即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指挥军队向江西西部撤离，以保留宝贵的革命力量。在撤退途中，起义军屡屡遭到偷袭，损失惨重。起义以来的20天时间里，部队人数从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更为严重的是部队思想混乱，士气极其低落，士兵逃亡的现象时有发生，原本的军阀习气凸显，带来很大的危害。

谈到军阀习气，这与当时这支队伍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我党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进行武装反抗的开始。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构成十分复杂，既包括农民武装、工人武装、原来的国民革命军，还包括一些军阀武装。这些队伍杂糅在一起出现上面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看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支队伍是不可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于是下决心整编。1927年9月29日部队来到了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毛泽东对部门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三湾改编”，对军队领导从业务指挥（打仗）过渡到了组织设计。具体而言， “三湾改编”有三项重大的决定：

第一、整编部队，压缩编制，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这在当时是非常紧迫的，因为人变少了，架子太大就不利于指挥；

第二、在连队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的那种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始建议统一的部队文化；

第三、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里建立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委领导，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以前的党支部是建设在团上的，很难保证对部队的掌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此。这个制度在当时看起来是最没用的，因此争论最激烈，遇到的阻力也最大。在很多人看来部队都快撑不下去了，去讨论党支部的建设有多大意义呢？不过今天看来，这个制度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制度，它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是我军“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溃散”的根本保障。

“三湾改编”并没有解决我军的所有问题，但是开启了我军通过组织设计走向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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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阿里巴巴神秘的“政委体系”正是脱胎于这一制度。 “政委体系”是马云从组织顶层设计角度去领导阿里巴巴的关键举措，也是今天阿里巴巴虽然坐拥5万人依然是铁板一块的重要保障。

2003～2006年，阿里巴巴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不仅作为根基的B2B业务增长迅速，获利颇丰，更重要的是淘宝网在与eBay的C2C之争中全面胜出，一个电商巨人的雏形逐渐成型。但是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扩张，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具有不同信念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粗放式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合公司的发展，团队的凝聚力开始出现问题。马云也一直在思考在公司层级增多、跨区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继续保证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这对组织发展和人才培养是非常关键的。

据阿里员工的公开分享，2004～2005年热播的两部军事题材的连续剧《历史的天空》和《亮剑》给了马云灵感。在这两部剧中能文能武、又深刻理解我党精神的张京普、赵刚通过努力把一身匪气的姜大牙、李云龙雕琢成了素养很高的将军。随后，马云在阿里巴巴正式引入了“政委体系”。

阿里巴巴的“政委体系”不向业务线汇报，隶属于总部垂直管理。这一方面保证了政委在业务线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方便信息的上传下达。政委内部也是分级的，最基层业务单元的是“小政委”，与基层业务单元的负责人搭档；再往上是“大政委”，与上级的业务负责人搭档；最上层是人力资源的负责人，直接汇报给CEO或者马云。阿里巴巴的政委不仅要承担人力资源体系搭建，人资资源开发与增值的工作，还是公司文化的倡导者、贯彻者与诠释者，是公司与员工沟通的桥梁。

阿里巴巴内部的业务单元实行的是双首长负责制，正如我们在《亮剑》中看到的一样，司令和政委职责有不同的侧重。 司令带兵打仗，负责制定作战策略，政委从人力资源方面去匹配，从思想的高地上去鼓舞士气；司令业绩导向，关注短期目标，政委注重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关注长期目标。

在业内，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传承有口皆碑。在我所接触的阿里员工中，不管是否在职，对公司的满意度和美誉度都很高，非常核心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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